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一旦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在全世界树立一个典型范例，大大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信心。我国长期积累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对此类国家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不仅将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也将丰富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与思想，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
2018年，在外部环境承压的不利条件下，我国经济稳中有进。当前我国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总体上距离世界银行的相关标准越来越近。高质量发展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标志。2019年是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年。在外部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如何坚持高质量发展、实现《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为成功跨越奠定坚实的基础，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针对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景等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博士。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博士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我国与高收入国家标准还有多大差距？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宗良：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但也应保持理性，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抓住科技创新这一核心驱动力，以开放促增长，为成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基础。
从量上看，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90万亿元，同比增长6.6%，经济增长率在全球前五大经济体中居于首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30%左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从质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顺利，贸易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贸易总量首次超过3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为经济稳步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表明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NI（与我国GDP接近）12055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和实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自然过程。
首先，从总体看，2018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4520.7元（约合9769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已较小。其次，从地区结构看，目前已有不少城市人均GDP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10多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天津、合肥、绍兴、东莞等城市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城市均已达到或远超高收入国家水平，说明从区域角度看，我国已有部分区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区域经济视角看，港澳大湾区（人均已达20000美元以上）和长三角等应是率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未来我国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将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是深化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预计我国将在2025年前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整体上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金融时报》记者：高质量发展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标志，那么，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您有何建议？
宗良：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问题，我国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国取得经济增长成就的重要经验。未来我们应更加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2018年我国基本完成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部署的78个重点改革任务，各方面出台300多个改革方案，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医疗、教育等领域进展迅速。我国目前取得的经济成绩充分说明改革的正确性，但很多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经济领域中主要包括小微企业贷款难、贫困地区治理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针对新的经济形势，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未来应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一方面，要从多个领域入手，扩大改革的广度，包括资本市场、国有企业、金融职能等，同时注意提高微观主体与宏观经济的协调性，多层面确保改革效果的最大化。比如要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不仅需要改革金融服务体系，还需要破除各种市场壁垒，减少行政审批，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如果各方面措施不能协同发力，改革政策的落实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有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积重难返，需要坚持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各行业难题，包括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消费服务业质量提高以及高附加值行业竞争力提升等。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保障。日本和韩国在发展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坚持“技术立国”战略，通过对先进科技的引进、消化、吸收，迅速走上了自主创新道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两国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经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在高新技术方面尤其是开创性技术的研究上仍有不足，在芯片、医药、材料等领域差距较大，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也有待提高。但加强科技创新并非一朝一夕，建设创新型国家任重而道远，既要有体系制度的建设，又要有具体措施的落实。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环节，怎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科技创新？
宗良：首先，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这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的比例约为5%，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15%以上的比例相比，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与投入程度还有很大提高空间，应将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依托高校培养高水平研究团队，支持鼓励原创成果，实现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的全面增长；应继续减少行政壁垒，充分释放企业创新活力，通过设立技术创新专项资金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等多种资源支持，发挥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努力创造一个便利资金使用的良好环境,避免拿着项目经费发愁,规定过于复杂而牺牲效率也无法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
其次，要抓住前沿科技的发展机遇，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区块链、物联网、5G、量子通讯等新兴技术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难得的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这些领域目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创新空间巨大。我国应把握时机，不仅要掌握最新科技原理，通过自主创新力争在核心技术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还应开拓新技术应用场景与范围，让科技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金融时报》记者：我国区域特征明显,地区差异很大，从区域角度看，我们应如何加强区域协调，缩小与富裕标准的差距？
宗良：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很突出，大部分地区仍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北方省份与南方省份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这给我国长远发展带来压力。提高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加快落后地区发展步伐，既是为了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也是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
第一，促进协同开放，缩小区域差异。为了缩小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我国部分城市和地区正在走上协同开放、共同发展的道路。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建立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覆盖从沿海到内陆10余个省市，大大深化了对外开放格局；2018年4月，上海、广东、四川等11个自贸区启动协同开放，通过优势互补提升开放水平；协同开放也适用于区域内部，2018年底长三角经济带中上海、嘉兴、合肥等9个城市提出构建协同开放新格局，未来将落实更多具体的协同开放举措。依托于自贸区和主要经济带、城市群，我国仍有很大协同开放空间亟待挖掘，尤其是广大内陆地区仍缺乏协同开放发展的机会。应从上而下积极推动建立协同开放机制，助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自贸区之间以及自贸区与区外城市的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相结合，加强内陆地区的国际交流，开展贸易、投融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拓宽发展空间；把握发展重点，结合当地多种资源，在协同开放中培育竞争优势。
第二，将三大经济带建设成为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点。从人均GDP上看，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经济带集聚形成的城市群发展迅速，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够对其他地区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珠三角中，广州、珠海人均GDP超过2.3万美元，深圳接近3万美元；长三角中，上海、南京、常州、南通、杭州、宁波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无锡、苏州超过2.6万美元；北京和天津人均GDP则分别达到2.1万美元和1.8万美元。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落实，三大经济带将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比如，2018年北京170户企业迁出河北省，涉及技术服务、金融投资以及批发零售等领域，未来将大大增强河北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广东省清远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了促进清远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底，广东省成立广清特别合作区，不仅大大加强了广州和清远经济联系，也将有力推动清远制造业和服务业高水平发展；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强调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可以预见，珠三角和香港、澳门的融合发展将进一步释放该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周边城市加快发展。
第三，充分发挥三大经济带对其他地区的示范效应，实现全国范围内梯次转型升级。北京、上海等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将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同时伴随人才、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将向周边地区辐射，优势产业也会进行合理转移，这将促进中等收入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心城市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区域包容性增长。我国应为特定区域提供更多政策和资源支持，加强交通干线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欠发达城市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为各城市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形成协同发展机制。全国范围内梯次转型升级既是平衡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金融时报》记者：从全球视角看，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何意义？
宗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影响深远。
一是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 中国人口将近1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0%左右。随着新发展理念与科技创新战略的落实，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区域将逐步扩展至全国,让世界高收入的覆盖面明显提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将为全球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二是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发展动力。一直以来，我国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世界带来了许多发展机遇。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中国-中东欧基金等区域金融机构，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加速回暖；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改革，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在中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将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也将通过辐射作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每年举办进口博览会、并不断扩大进口,也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三是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中国经验，并将对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产生带动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一旦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在全世界树立一个典型范例，大大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信心。我国长期积累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对此类国家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不仅将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也将丰富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与思想，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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