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回家乡安葬父亲，第一回见到长根。
那年冬天他有六十多了吧？花白的头发，高高的个子，微微地驼着背。双手筒在袖筒里，右肘弯挂着一只水桶。几道深深的皱纹刻在红红的脸膛上，下巴上拉拉茬茬点缀着几根花白的胡须。见了我，友善地笑笑，竟笑得有些腼腆。知道我是回来安葬父亲的，他嗫嚅着嘴想安慰我两句，却终究没有说出来，只问道：“你，来了？”话虽没说出来，他的意思我却懂了。
山乡习俗，安葬老人是大事。哥哥领了我踏着石阶上的积雪，找到村里既热心又懂规矩，擅长操办红白喜事的长者，认认真真地磕下一个头，就算把操办的事务委托给了人家。长者召集来几个骨干狠狠地抽了一顿烟，在浓浓的烟雾里一合计，马上分开组，既忙忙碌碌，又有条不紊地铺开了。
分组的名单是用麻纸写了张贴在灶房的墙上的，和面组谁谁谁、担水组谁谁谁、洗碗组谁谁谁、墓地组谁谁谁、记账组谁谁谁，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阵容不亚于在市里组织一次中型会议的工作分工。
得空时，我看了名单，没有长根的名字。问别人，别人说长根用不着分工。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理解了为什么独独长根不用分工。在那紧紧张张的忙碌中，长根的身影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需要人的场合。依旧是憨憨的，腼腆的笑。不用招呼，哪里人手不够，腾倒不开了，他会很快出现在哪里，一撸胳膊，调煤、烧火、担水、揉面…。
引起我格外注意的还不是他的勤快，而是他那个小小团队。
他的团队有三位成员，他、孩子和大黄狗。
长根没儿没女，孤苦一人，大黄狗就是他的伴儿。长根待狗像亲人，不分彼此。他也不让人们叫大黄狗，而只让简称大黄。那一年，长根病了，到林州医院一检查，食道癌，晚期。听医生说完，他把检查结果团吧团吧往兜里一揣就回家了。住不起医院。既没钱，也没有得靠的人照顾。
回到村里，人们问起，长根憨憨一笑：“折腾了半天，人家说还是个食道癌呢！嘿嘿。”那神情好像说的不是自己，病也不是那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倒像是去邻村赶了一次庙会，看了一场稀罕的把戏。
一年以后，林州医院的医生来山区做患者随访，听说长根还活着，大惑不解，连忙带了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来村里现场采访他的抗癌养生经验。
一进屋，大黄“呼”地从他的被窝里钻了出来。人们正惊诧它怎么是跟长根挤在一个炕上睡的时候，它若无其事地晃着尾巴走上锅台，欠下身去锅里“呼噜呼噜”把长根留给它的汤面喝了个精光。
长根闻讯从外面回来了，依旧是红红的脸，憨憨的笑。
医生大跌眼镜。拿着小本子一连串问了好多问题，长根嘿嘿着，也说不出个长短。临了，医生的小本子上只记下“嫑当回事”、“嫑理它”、“该吃吃，该喝喝”、“多劳动”几个短语。倒是电视台的同志跑前跑后，登高爬低，拍下了许多长根和大黄和谐友爱的镜头。看着硕壮的黄狗绕着长根撒欢儿的场景，医生若有所思：莫非是大黄的阳气帮助了长根？
跟活蹦乱跳的大黄相比，那孩子就蔫得多了。
孩子十四五岁，憨憨的，眼神里的天真远远多于他这个年龄该有的神色。问他个话，总是白你一眼，把头一别，侧过脸去，换来长根一句骂：“打木楸！这个二货！”
孩子的确是个二货，两年前从邻县流浪了来的。满脸污垢，脏兮兮的小手就像两只小爪子。长根见了，把手里啃着的冷馍掰了一半给他，他伸出两只爪子接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愣愣地盯着长根手里还没有啃完的半个馍。长根瞅瞅他饥饿的眼神，又瞅瞅手里的馍，又递给了他。
然后，孩子就结束了流浪生涯，在长根家住了下来。
“打木楸”是家乡骂人的话。那物件儿就是以前孩子们自制的陀螺。放在地下，用鞭子抽打着玩。一打它就转，打得越狠，转得越欢。因为它的使命就是挨打、旋转，旋转、挨打，所以老人常用来骂淘气不听话的孩子。
长根常用“打木楸”这传统骂法，骂孩子，也骂大黄。骂是骂，却从不舍得动手打一指头。
孩子缺心眼，但挺懂得动弹。也不用长根多说，长根干啥，他跟着干啥。慢慢地成了长根的好帮手。
以前孩子在自己家的时候一时看不住就跑了。出走、流浪、被找回来，再出走、再流浪、再被找回来是他的生活常态。孩子傻，好话听不懂，屡教不改，油盐不进，打骂、饿饭、体罚、关禁闭，所有办法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尽了，就是拴不住他流浪的脚步。自打到了长根家，似乎是找到真正的家，再不跑了。长根这人待人好，待狗也好。买三个烧饼，他、大黄、孩子一家一个。若是剩下一个馒头，一掰两半，大黄和孩子一家一半，他自己圪蹴在旁边喝稀汤。
几个月后，孩子的家人辗转寻了来，看到孩子在长根家的生活情境，改变了主意，悄悄走开了。
之后的几年间，大黄、孩子和长根组成了一个奇特的三口之家。街巷里、田埂上、山坡下，常常能见到他们结伴而行的情景。夕阳下，山村里，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长根右手提一把大镰，左手扶着肩上大大的草捆走在前面。孩子右手提着一把小镰，左手扶着肩上一个小草捆亦步亦趋跟在长根后面。大黄快乐地摇着尾巴走在最后。这样的三人行成为了乡村一道独特又和谐的风景线。只是每次的道具不同，或荷锄，或挑担，或扛着一筐玉米，或捧着两个南瓜……
来帮忙办丧事的时候也是他们仨一起来的。忙活完了，盛了饭走的时候，依然是长根、孩子、大黄排成一列。长根左手端了一大碗菜，右手举着用筷子扎成串的几个馒头。孩子踩着他的脚印跟在他的后面，也左手端了一大碗菜，右手举着一串馒头。最后跟着的是快活的大黄。它许也知道，孩子在长身体，孩子的菜和馒头长根是不许他分享的，但长根手里的饭食有一半是给它盛的。
他们从人们面前走过。长根红红的脸上依旧憨憨地挂着笑。
他们的默契和亲善温暖了山村的整条小街。
我看着，心也又一次湿润了。
城市里杂事林林总总，在快节奏的奔忙中又过了十几个春秋。一日回乡，跟叔问起长根，才知道老人在几年前就去世了。
“那孩子呢？”我急切地问。
“孩子也死了。”
长根没有近的亲属。他死后，远在外地的一个远房亲戚回来安葬了他。房子也没什么用了，亲戚就给卖了。没有了长根，孩子没人管，亲戚辗转打听到孩子的家，把孩子送了回去。孩子不安心，跑回来好几次，每次来了都在长根的屋前呆呆地站着，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天、两天，直到家里人找来再把他拖回去。期间有好心人想留下他，给他点吃的，他愣愣地看也不看，只顾盯着长根门板上的铁锁发呆。
后来听说家里人把他送到一个砖厂去打工，结果出了事故。他傻，出了事故也不知道躲避，死了。
我唏嘘不已。
但愿这个结局只是个“听说”，是捕风捉影、道听而途说！
长根走后，孩子也被送走了，大黄的尾巴再也没有快活地摇起过。它每天呆呆地卧在长根那已成为别人的房产的老屋门前，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他和他的回来。房门紧紧地闭着，院子里风景依然，却没有了当初的热乎气儿。院外有异响，它会一激灵，兴奋地竖起耳朵，努力倾听，有几次甚至挺直起上身要扑出去了，然而每次都是更深的失望。只好卧下身去，开始了又一轮无望的等待。
邻院的人家看它可怜，给它送点吃的，它吃完又去门口卧着等待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硕壮的大黄变得瘦骨嶙峋。农忙时节到了，忙乱中没有人想起给它送吃的。等忙过想起来过去一看，大黄已饿死在长根的门前。
“尾巴朝里，头朝外，还是当初那个等待的姿势。”叔叔说。
我想问，眼睛呢？一定没有闭上吧？一定满是期待和不甘，满是对长根的哀怨吧？
但我终究没有问。只问叔叔：“长根姓啥？”
叔叔摇摇头。
“岳？刘？陈？”这是我们村的三大姓，几乎覆盖了全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
叔叔迟疑着还是摇了摇头：“真想不起来了。”
其实，姓啥并不重要。
长根的善良已经为这淳厚和善之乡轻轻地添了一笔，他那憨憨的笑也已经在我的心里长下了根。
赵斌录，古城上党公务员。喜读书、旅游、下棋。愿以手中笔绘天下苍生，愿以笔中情会文苑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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