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24日，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的八道湾胡同里，一个年轻人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年轻人瞬间倒在了血泊中。措手不及的家人，听到枪声，吓得赶紧进屋查看。那时，年轻人早已没了气息，稚嫩的脸庞上写满了绝望和无奈。
自杀的人名叫周丰三，是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鲁迅的亲侄子。他自杀时年仅19岁，刚刚步入成年人的行列，是一个涉世未深、有着大好前程的小伙子。
（周建人旧照）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让这个懵懂青年，如此决绝地放弃自己的生命，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了结自己呢？
这首先得从周丰三的家庭说起。
周丰三出生于现代大作家鲁迅的家族，是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小儿子，母亲是日本人羽太芳子。
鲁迅先生一共有两个兄弟，老二周作人，其夫人是羽太芳子的胞姐羽太信子。所以周作人既是周丰三的伯父，也是周丰三的姨爹。
关于周丰三的死因，有两种说法。
原因之一：家庭关系的破裂。
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结合颇具传奇色彩。
1912年5月，即将临盆的羽太信子给远在日本的老家去信，她非常思念自己的妹妹羽太芳子，希望妹妹能到中国来，同自己团聚，顺便照顾生产的自己。15岁的芳子随即来到了中国。
当时，周家还住在老家绍兴，一家人其乐融融。芳子的到来，更是给这个和睦的家庭注入了活力。23岁的周建人整日和芳子朝夕相处，特别喜欢这位女孩儿的活泼精灵，阳光上进。久而久之，两人渐生情愫，彼此相互爱慕。
（周作人旧照）
在周作人夫妇的撮合下，周建人和芳子最终走到了一起，于1914年在绍兴成亲。婚后的两人甜蜜幸福，先后生下了女儿鞠子、儿子丰二和丰三。
在周丰三出生前，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下了一座四合院，把周家所有人都从绍兴搬到了北京。初到北京的周建人，没有正式的工作，闲居了两年。家庭的一应开支，全靠为数不多的储蓄和鲁迅的接济支撑。周建人为了减轻鲁迅的负担，在胡适的帮助下，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虽然薪水仍然微薄，但好歹没有吃闲饭，多少缓解了一点生活的压力。
1921年9月，周建人离开北京去到上海。其时，芳子已身怀有孕，无法陪同周建人前往，便独自留在了北京待产。1922年2月，周丰三降生了。
家里增添人口，生活压力陡然增加。眼看即将坐吃山空，周建人多次来信，希望芳子带着子女前往上海，一家团聚并共渡难关。但倔强的的芳子放不下她在中国唯一的亲人信子，不愿前往。甚至在周建人亲自返京迎接时，芳子依然拒绝随行，坚持住在北京。
其后，影响周建人后半生的人物出现了，她就是周建人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王蕴如。两人于1923年在上海的偶然邂逅，开启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师生恋。
孤独的周建人和身处异乡的王蕴如，擦出了爱情火花，同居在了一起，还有了孩子。从此，周建人和芳子以及她的3个儿女彻底成为路人。
（鲁迅旧照）
这期间，周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36年10月，家里的顶梁柱鲁迅因病去世了。周家老太太老来丧子，异常悲痛。1937年正月，恰逢老太太寿辰，周建人便带着王蕴如和女儿来到北京，给老太太祝寿，并借此机会让她们认祖归宗，拜见老太太。
但不想这场聚会最终导致了周建人家庭的决裂。芳子带着3个子女大闹寿宴，15岁的丰三和18岁的丰二完全站在了母亲芳子这边，指责父亲抛妻弃子，丧失道德底线，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丰二甚至和父亲发生了肢体冲突，并报了警。
这次的不欢而散，导致周建人扬言要和两个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并中断了之前给付的生活费。
周丰三在父亲离开北京时，尚未出生，和父亲的感情非常淡漠。加上父亲不顾其母子的感受，执意另建家庭，严重伤害了他脆弱的心灵。他对周建人已没有任何爱意，只剩下了仇恨。
因此，自杀那天，当伯父周作人的保镖无意中将手枪放在桌上时，这位心智还不成熟的大男孩儿在冲动之下，抓起了手枪，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第二个原因：伯父周作人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抗战爆发后，周作人确实在文化方面和日本人有过合作。1938年，周作人参加了日本举行的文化座谈会。为此，他曾遭到刺杀，巧合的是，子弹不偏不倚射中了铜扣，周作人侥幸逃过一劫。有关这次刺杀的主谋，一直没有定论，这在周丰三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后来，周作人出任了汪伪政权的一些文职，加上周家还有两个日本女人，周丰三自己的身上还留着日本人的血，这在举国抗日的大环境下，周丰三内心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就在“家变囯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稚嫩的周丰三不堪重负，选择了在周作人的家里开枪自杀，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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