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强大的女人,都自带光芒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

杨绛,是中国最后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性。

她经历乱世,看尽人间百态,却始终怀着一颗平和又从容的心,优雅的度过了这一生。

而在105年的岁月中,杨绛最珍惜的,不过是一张安静的书桌,和那个美满的三口之家。

就像丈夫钱钟书对她的评价:“她是世界上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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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贤的妻

1932年,21岁的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那时候,关于“钱钟书早就订过婚”的流言传遍校园,哪知道向来不愿争辩的钱钟书,对杨绛说的第一句话竟是:

“我从来没有订过婚。”

杨绛羞的埋下头,回应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当时年少青衫薄,两人自此一见倾心,再难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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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他们在老家举办婚礼,同年夏天,便共赴英国留学。

到了异国他乡,杨绛才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清华才子,竟如“生活白痴”一般:不会系鞋带,就连吃饭用筷子,也是一把抓起,像个小孩。

杨绛生孩子时住在医院,钱钟书一个人住在家里,总是闯祸。

每次犯错后,就跑到医院病床前,与杨绛哭诉:“我又做坏事了。”

有时是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家的桌布;还有时是弄坏了门轴,导致关不上门。

但杨绛总是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会修;没关系,我会洗。”

爱一个人,便爱他的全部。

杨绛爱钱钟书的才华横溢,自然也愿意包容他的拙手笨脚,更何况钱钟书,也并非是只知享受,不懂付出之人。

杨绛坐月子时,钱钟书学会了煲鸡汤,还会小心地吹凉端给杨绛喝。

他甚至提出要负责家里的早餐,每天一壶英国红茶,烤面包、煮鸡蛋,准备好黄油、果酱,整整齐齐放到托盘里,端到杨绛的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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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连鞋都穿不好的男人,给杨绛做了一辈子的早餐。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也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明白,无论生活还是事业,杨绛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后盾。

98年末,钱钟书去世,不曾在人前留过一滴泪的杨绛说: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可是逃到哪里去呢,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回到了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孤零零的,开始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和笔记。

一篇篇一张张,共计7万多页的手稿,有的已经看不清了,有的已经碎成两半了。

杨绛只好拿剪子浆糊,粘贴,晾晒,再一一整理编排,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终于让他们全部的相继出版。

提到其中的艰难辛苦,杨绛只说,钱钟书年轻时曾对她讲:“我没有多大的志向,只想花一生的时间,做做学问。”

当年的一句话,杨绛记了一辈子。

她认为她作为钱钟书的妻子,理应将丈夫一生的心血公之于众,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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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坚强的母亲

1937年5月,杨绛和钱钟书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女儿,钱瑗。

在父母的熏陶之下,小小年纪的钱瑗,便熟读各类名著作品,甚至是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爷爷钱基博,也连连对着孙女感叹:“读书种子也!”

长大后,钱瑗不负众望,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四年后荣誉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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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女儿会一生无忧,却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比自己先倒下。

1995年,距钱钟书生病住院刚一年,钱瑗开始咳嗽。96年1月,钱瑗也住院了。

杨绛每天奔波辗转于家和医院之间,只求自己珍爱了一辈子的掌上明珠,能够快快好起来。

可天不遂人愿,不过一年,钱瑗被下病危通知书,她愧疚地对杨绛说:

“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

97年3月,钱瑗去世的前一晚,杨绛伏在病床前,握着女儿的手,对她说:

“安心睡觉,我和你爸爸,都祝你睡好。”

第二天,钱瑗在睡梦中,永远离开了她的母亲。

杨绛夫妇将女儿埋在了学校的一颗雪松树下,那是钱瑗每天上课都会经过的地方。

有人回忆说,在后来很长的日子里,都会看到,深夜时分,杨绛一个人就走到那颗雪松树前,她不哭,不闹,也不说话,但是在那一站,就是一整夜。

苏轼曾写下中国第一悼亡诗,祭奠自己死去十年的妻子。

苏轼写道: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杨绛在那无数个孤独的夜里,对着那棵埋葬着自己女儿的雪松树,将苏轼那首《江城子》改写成:

“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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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雅的先生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性,创作和翻译,是杨绛文学成就的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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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杨绛与钱钟书在上海这座沦陷的孤岛上呆了八年。

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却依然从容而平和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看书,做学问。

那段时间她首次编写戏剧《称心如意》,便名声大噪。

接着《弄假成真》等剧相继出世,这两部作品,后来被评为中国喜剧的双璧。

1956年,48岁的杨绛受邀翻译《堂吉诃德》,编辑说,只需从英文版转译即可。

但是杨绛思来想去,始终觉得转译不够原滋原味。

即使杨绛对西班牙语一无所知,但她仍然决定,自学西班牙语,然后直译该作品。

在杨绛的努力下,这本书终于在23年后顺利出版,它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本中文译作。

甚至西班牙国王也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感谢她对于西班牙文化的传播。

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所有的成就对她而言全都不过如此,她这一生最负盛名的作品,是那本真实书写她人生的《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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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成书过程中,其实还有一段波折的小插曲:

早在96年,三联出版社便已联系到这一家子,希望完成一本叫做《我们仨》的书。

书分三个部分,由这三个人,每人写一部分。

只是三人还未来得及完成此书,98年末,世间便只剩杨绛一人。那时,大家都以为不会再有这本书了。

不曾想,四年后,杨绛联系到了当年的编辑,她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当年三人约好的这件事。

正如同她一路走来,面对任何坎坷起落,从不会逃避。

而是迎难而上,洒脱地选择随遇而安。

《我们仨》讲述的,就是杨绛长达六十多年的岁月。

我们知道,她的这段人生,历经艰难与波折:异国求学,抗战,文革,最后送走两位至爱。

桩桩件件,都是我辈一生都未必会经历的苦难。

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却看不到她的大放悲歌。

她把一切伤痛都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把这一生她想要珍藏的温暖瞬间,一笔一笔,细细描摹。

杨绛在自己的百岁感言里写道: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她经历乱世,尝尽苦楚。

但是她只想把对人生的淡定,对岁月的从容,展现给所有年轻人看。

2001年,杨绛把自己和钱钟书毕生的稿费,捐赠给母校清华,并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她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于信仰,对文化的信仰 ,对人性的信仰。”

这就是文人的优雅,先生的胸襟,“观心知天下,不露也锋芒。”

内心强大的女人,都自带光芒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翻译的瓦特·兰德的诗,这首诗,恰也是杨绛的最爱。

一个温和而坚强的女子,以自己的生命为火,试图点亮人世间的灰暗。

她不动声色的,只为给我们留下最沉淀,和最明晰的力量。

真好啊,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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