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西林五年前4元，现价18元。房价十年才涨了近5倍，药价这是要逆天吗？”
3月26日，有媒体发文直指药市疯涨乱象，国内药价涨幅已赶上房价涨幅，让人大吃一惊。据《北京日报》报道，一位北京连锁药店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常用药价格跳涨已经持续一两年了。”
2016年以来，片仔癀、马应龙、东阿阿胶、太极集团、吉林敖东等7家药企明确发布公告或通知，宣布旗下核心产品上调出厂价或零售价。
早在2010年5月，湖南省湘雅二医院爆出“天价芦笋片”事件，出厂价仅15.5元的芦笋片，在医院卖到213元，利润率达到1300%。而芦笋片加价的奥秘，就在于药企向价格主管部门虚报成本，而价格管理部门在未做认真核查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一虚报高价。
药价疯涨的背后，市场、企业、政府似乎都脱不了干系。而药价上涨的结果，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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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复合维生素B一小瓶价格是1.5元，现在价格是10.5元；100片装的扑尔敏从6.38元涨到了16.5元；100片装的痢特灵从3元提高到了9元；30片装的降压0号从28.8元涨到了45元；一瓶100片的甘草片从6.2元提高到了16元；
东阿阿胶董秘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产品涨价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原料紧缺，价格上升；二是消费端市场需求增加。太极集团此前也表示，调价原因主要是藿香正气口服液主要原料苍术等原、辅、包材价格及生产工艺持续上涨。
但具体零售价与当地药店销售形式、物价调控有一定关系。30片装的降压0号从28.8元涨到了45元；一瓶100片的甘草片从6.2元提高到了16元；24粒的诺氟沙星胶囊从3.6元提到了9元；12片装的罗红霉素从5.2元涨到了9元……
事实上，面对疯涨的药品价格，政府相关部门并不是没有动作。
与常用药价格上涨相反，国家谈判和带量采购驱动下，抗肿瘤药和医院临床用药，却是在降价。
不仅如此，取消药品加成、实施两票制、取消进口药关税等措施，都是在尽力降低药价。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处方药价格降了，不少常用非处方药反其道行之，持续涨价。
这种现象很反常，应该重视。
在诸多报道中，都将药品涨价的元凶指向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治理成本提高，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有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无论是原料药、包材还是环保成本的增加，摊到每盒药上，都没多少，不至于让药价翻倍！”
“这是有人在浑水摸鱼——反正有原料药和环保背黑锅，我就趁机涨价！”
也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料药企从业人员告诉笔者，今年他们企业的原料药出厂价是涨了点，但是属于正常调价，并不离谱，“至于有些药为什么停产、价格暴涨，最好也查查下游的制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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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药品涨价，背锅的好像都是原料药。但事实或许没这么简单。
原料药价格的上涨是会带动成药价格的上涨，但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
有媒体报道，由于新版GMP已经施行，为了达到相关规定要求，药品生产厂家需要对现有的设备进行改造升级，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这部分成本被转移到了药价上。
同时，监管部门对中药材质量监管趋于严格，抽检和跟踪成为常态。中成药生产企业倾向于购买更加品质更好的药材、甚至自建生产基地，这使得药材质量提升的同时，在需求充足的情况下，价格也随之上涨。
此外，制药成本上升也是很多药企提出涨价的理由，与西药相比，中成药的生产加工环节更为复杂，中草药的种植、提纯和研制，需要大量的人工。“包装材料和运输等成本都有所提高，人力成本显著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环保问题也成为部分药品涨价的主因。
随着国家对制药环保问题日益重视，为了达到环保要求，不少药企斥巨资进行改造，一些药企面临关停、兼并的局面。据《2017年度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376家。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是5065家。
官方曾解释是，生产企业许可证换证期间，一些企业由于未通过GMP认证，暂不具备换证条件而暂缓换证。
有业内人士曾表示，国内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兼并重组日益频繁，个别企业因此取得了对某些原料药生产的垄断地位，并借机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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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价格主管部门之外，另一个对药价产生直接影响的部门是卫计委系统。
始于2000年的药品招标制度，旨在通过政府统一采购，降低药品进入医院时的价格，防止企业和医院之间通过商业贿赂抬高药价。一种药品，只有先在卫计委中标，才能进入医院的采购名单。最初，药品招标采购主体是医院自身，后来逐步发展出第三方的药品招标代理机构，最后演变为各地卫计委统一进行药品招标。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卫计委揽下医药招标是一个“权力膨胀的结果”。因为在法律规定中，招标主体是医疗机构、招标后购买药品的也是医疗机构，这一切均与政府无关。而卫计委设立医药招标部门，也并未获得法律授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代涛等人，通过对安徽、河南和重庆三地15区县基本药物招标的数据统计发现，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后，一些地方的中标价反而大大高于市场批发价。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的调查也显示，政府集中招标的过程不是降低药品费用的过程，不是减少返利回扣等不正之风的过程，而是相关政府部门参与药品利益分配的过程。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信息咨询师吕卓远介绍，美国政府主导的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商业医保公司等，一直以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面目参加与药企的谈判。“这些机构充当患者的代言人，介入到制药公司、医院和药房间进行管理协调，核心目的在于对医疗费用进行有效管理，节省开支，增加药品收益。”吕卓远说。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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