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應對中國留學生驟減投保
目前，中國學生為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商學院貢獻了五分之一的學費收入，約佔該校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雖然這種比例在美國高校較為普遍，但情況可能並非總是如此: 由於人口趨勢和中國高等教育能力的提升，全球中國出境增長正在放緩。更重要的是，總會有其他不可預測的因素(如政治爭端、金融危機、自然災害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干擾從中國或其他主要輸出國的人口流動。
在這個趨勢下，UIUC的商學院和工程學院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為了幫助他們抵禦中國學生人數的大幅下降帶來的經濟損失，他們購買了保險，每年的投保金額為42.4萬美元。這種保險在美國高校中還是首例。
從去年開始，UIUC就開始實施這項措施。但UIUC直到在保險經紀人(倫敦勞埃德保險公司，一家專業保險公司)的允許下才公開：如果中國留學生人數因大型流感、貿易戰或簽證限制等這類UIUC無法控制的因素而下降18.5%或以上，保險公司將向該校支付最多高達6,000萬美元的保險。
正如雅虎財經(YahooFinance)所觀察到的，鑑於美國過去兩年的政治趨勢，這筆交易尤其及時。布朗最初提出為這所學校投保的想法時，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仍是競選公職的18名共和黨候選人之一。但在簽訂保險合同一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布朗的許多擔憂似乎更有可能成為現實。今年,大學中國學生入學人數面臨至少是七年內的首次下降，特朗普在移民和中國問題上都採取了強硬措施。
例如，在今年夏天，美國國務院宣佈，由於擔心知識產權被盜，一些在機器人、航空和高科技製造業等領域學習的中國研究生的簽證期限將從5年減至1年。這一決定是在與中國貿易緊張關係不斷升級的大環境下做出的，這可能不會是特朗普政府做出的最後一個影響中國學生的決定。
英國：高等教育面臨重重壓力
在2012年首次放鬆對學生人數的控制後，英國政府於2015年取消了英國大學本科生人數的上限。這樣做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並允許院校之間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創新性。
幾年過去了，隨著英國大學2017/18年度財務業績的陸續公佈，這一政策越來越受到質疑。最近的一系列媒體報道突出了一些英國大學今年日益增長的財政赤字。例如，據《衛報》報道，一些機構已經建議其員工要準備好2019年可能發生的裁員情況。報告稱:“各大學正在公佈2017/18年度的財務業績，並在密切關注明年的學生申請情況。” “在1月15日本科生入學截止日期之前，一些機構已經對他們現有的數據感到震驚。”
這種情況在一些不那麼熱門的高校中尤為嚴重。例如,布拉德福德大學去年高達£1170萬的財政赤字, 而在過去的兩年間，財政赤字的數額分別是£340萬和£190萬。更廣泛地說，《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報告稱，2016/17年度英國有多達19所大學報告存在運營赤字，而2015/16年度只有7所出現了運營赤字。
這些日益增長的壓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格蘭院校對本科生的競爭日益激烈。在《衛報》最近的一份聲明中,格洛斯特郡大學說,“18歲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整體減少, 因此也減少了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而政府限制了本土學生學費的最高標準，招收學生的競爭也日益激烈”
英格蘭大學現在也在觀望2019年英國退歐的不確定性，以及在政府下令進行一項資金審查後，削減或限制國內學費的前景。英國政府將在新年初公佈調查結果。
最壞結果“無協議脫歐”—— 即英國可以在沒有與歐盟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退出歐盟在這周的可能性似乎變得更大。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一直在努力構建支持談判退出計劃, 但面臨重重質疑。
英國大學聯合會(UUK)首席執行官阿利斯泰爾•賈維斯(Alistair Jarvis)在11月29日舉行的英國大學聯合會(Universities UK)會議上對“無協議脫歐”的情景進行了反思，他表示:“英國退歐‘無協議’將對英國各地的大學產生巨大影響，並對地區就業、增長和技能造成巨大損害。”英國大學的歐盟工作人員和學生，以及歐洲大學的英國工作人員和學生，將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
UUK的一份相關簡報指出，在“無協議脫歐”的情況下:
“歐盟公民進入英國可以被視為第三國公民,接受非歐盟國家移民規則和要求”;
“英國在“地平線2020和伊拉斯謨+計劃”中的貢獻可能停止,因為沒有法律義務要求英國再退出後支付任何經濟補償。”
最近的招生趨勢已經顯示，在英國2019年3月退出歐盟之前，歐盟在英國的入學率有所下降。從更長期來看，英國的外國註冊人數多年來基本持平。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數據，2016/17學年，英國有44萬多名外國學生。這一比例略低於20%，約佔英國所有高等教育入學人數的五分之一。
大約30%的外國學生來自歐盟其他國家，其餘來自歐盟以外。這些數字在過去五年基本保持不變，這種情況在議會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可以觀察到, 報告指出，從2012年到2015年,國際學生在英國的增長率（0.7%）對比美國(22.5%)、加拿大(26.9%)和澳大利亞(18%)顯得十分微不足道。而且，正如我們今年早些時候報告的那樣，英國過去兩年的增長率低於美國(3%)、法國(4.6%)、德國(5.5%)、俄羅斯(9%)、中國(10.5%)、日本(11.6%)、澳大利亞(13%)和加拿大(20%)。
澳大利亞：快速增長引發管理風險
從大多數方面來看，澳大利亞的國際教育領域最近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正如我們所報道的，主要目的地國家的入學率和經濟影響趨勢——尤其是在過去3至5年——當只考慮正向增長時，有兩個國家從未讓人失望: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在澳大利亞，教育出口在2017年創造了大約300億美元的出口收入;其中207億美元來自高等教育部門。而且數量也有驚人的增長。澳大利亞分析與政策觀測站(APO)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
“從2012年到2016年，澳大利亞大學的留學生人數從85,497人增加到124,150人。因此，
留學生佔所有新生的比例從2012年的21.8%上升到2016年的26.7%。”
APO稱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記錄”，但他們的報告強調了澳大利亞大學日益依賴國際學生的風險。亞太經合組織注意到該國“澳洲八大”(Go8)的其中四所出現了下列情況，說明了這種風險的嚴重程度:
悉尼大學招收國際新生的比例從23%上升到2016年的39%;
新南威爾士大學,國際學生的比例在2016年也是39%;
墨爾本大學、莫納什大學,大約36%的新生是國際學生。
總的來說，澳洲八大——澳大利亞8所大學在國際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收費也遠高於其他澳大利亞大學——接待的國際學生數量大幅增長了56%。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學生願意支付4萬澳元以上的學費。
在這八所大學之外的高校收費更低，更多的國際學生來自南亞，尤其是印度。從2012年到2016年，這一批大學的國際學生人數增長了41%。
可以這麼說，澳大利亞的大學在招生和收入方面明顯更加依賴國際學生。最近有消息稱，2017年澳大利亞大學的平均運營盈餘( the average operating surplus)降至5%以下，突顯出對國際學生學費日益依賴所帶來的風險敞口。5%的盈餘被認為是確保大學有足夠的維持和資本置換費用儲備的最低要求。
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局(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的關鍵財務指標報告發現，澳大利亞大學的盈餘從2016年的5.5%降至2017年的4.8%，而且在大學以外的領域，盈餘甚至更低:平均為4.1%。
去年，澳大利亞有三分之一的高等教育機構支出超過了收入，儘管教育出口在2016年增長了10億澳元。2017年，人力成本增加了11億澳元，營銷和推廣費用也增加了。
不難想象，如果高等教育領域的國際學生人數下降，情況會變得多麼糟糕。實質上，APO報告確定了風險的兩個重要方面:
澳洲八大在總收入中依賴國際學生學費的程度，將使它們容易受到收入短缺的影響，一旦國際學生的市場出現任何混亂，他們將面臨極大風險。
八所學校之外的高校則依賴於澳大利亞對國際生相對寬鬆的畢業後簽證政策，因此風險則來源於任何政府政策方面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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