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与川

三星堆遗址几乎比夏朝还要早，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传说中的“夏朝”，只是三星堆偏离了中原文化圈，且没有文字表明三星堆就是历史中的夏朝。所以，史学界也不会承认，毕竟在古蜀国的遗址上面发掘出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古蜀国在夏朝时期并没有与中原交往，他们认为古蜀国比较封闭偏远，属于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个文明。

不过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也狠狠的打了某些专家的脸。以前很多专家鼓吹中原文明优先于周边其他地区的文明。意思是除了中原，其它地方都很落后。但是，三星堆遗址被挖掘出来以后，竟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玉器、象牙等等，有的东西在中原都没有被挖掘出来，而在三星堆里面却出现了。所以说，三星堆的挖掘，狠狠的打了某些专家的脸。

至于三星堆是不是夏朝，这个也不能妄下结论。中国最早的史书都集中在中原文明，且三星堆又没有文字记载，很多史书里面也没有说夏朝在蜀国。所以，就导致了一个盲区，考古学家把考古的重点放在了河南和陕西，且不知疲倦的去寻找，也没有考古出关于夏朝的物品，以此来证明夏朝就存在中原地区。假设，三星堆就是夏朝遗址，那么很多历史都会被改写。尤其是《史记》里面的记载，就会被推翻。所以，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史学家们还是相信书里面的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三星堆遗址，该遗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我认为三星堆文明发源于长江流域，甚至要优先于黄河文明。但是，历朝历代争夺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中原地区，没人关心中原以外的文明。所以，导致考古进入一个盲区。总之，三星堆是不是夏朝，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最大的障碍在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到底属于那个国家。而像《史记》这样的正史，又把夏朝定在了河南一带，假如，在中原地区真的没有夏朝，那么古蜀国地区，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夏朝也有可能。我认为，三星堆甚至比夏朝还要早的一个文明。《竹书纪年》中说禹的母亲脩己，生生大禹于石纽（四川北川县），且大禹早年也在四川治理过洪水，历史上的夏朝多次迁都，根本不固定，说不定华夏最早的文明，是从四川迁移到中原的也有可能。

谋士说

探讨三星堆与夏朝都城的关系，其实涉及到两个学科，历史学与考古学。夏朝都城属于历史学范畴，而三星堆遗址，则是考古学的内容，不同学科要对号入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首先，从历史学上来看

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朝核心区域在伊洛河流域，夏朝的先人，从鯀到禹，其活动中心一直在嵩山周围。夏朝立国之后，即便频繁迁都，从阳城（河南登封）、阳翟（河南禹州）、安邑（山西运城）、斟潯（河南洛阳）、老丘（河南开封），夏朝都城也一直未出中原的核心区域。也就是说，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历史学中记载的夏朝，就是以伊洛盆地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这是探讨夏朝的前提，如果推翻历史文献的记载，那么这些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三星堆所在的巴蜀，无论发现遗存多么丰富的遗址，都不可能会是夏朝的都城。

其次，从考古学中来看

历史学记载了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前提，而考古学则是验证了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三星堆文化是位于巴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300年--前600年，按照其文化面貌，大致可以分为四期：

1. 三星堆的前700年时间，三星堆人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文化；
   
2. 一直到了距今36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夏、商之交），三星堆内部突然出现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陶器等器物，自此，三星堆文化开始形成；
   
3. 又过了500年，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三星堆人学会了制造青铜器，此时已经来到了商末周初；
   
4. 到了三星堆晚期，三星堆的宫殿、神庙被毁，大量居民迁往他处，三星堆遗址从都城跌落到普通聚落，三星堆文化至此消亡。

可见，三星堆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已经到了相当于夏朝要灭亡的时候了。而夏朝是青铜文化王朝，三星堆又是在夏朝灭亡之后，才掌握青铜文化的。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表中来看（下图），三星堆文化（注意，是三星堆文化，不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形成时间较晚）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这就基本上表明，三星堆文化是晚于夏文化的。

那么三星堆文化与夏朝真没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三星堆不可能是夏朝都城，但很可能是夏朝灭亡后夏文化的南迁，而且考古学中很支持这种观点：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两次“外族”迁入引巨变

三星堆的一生虽然大起大落，但脉络清晰。一般认为三星堆的前身是由成都平原的本土文化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不过，近来的考古发掘却发现，三星堆文化并非简单的本土文化衍生而来，在大约3700年和3500年左右有两股外来文化迁入，严重影响了三星堆文化的发展。

考古显示：大约在3700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因为某种原因走向衰落，而稍后四川本土的宝墩文化也在此时突然衰落，此时正值三星堆文化二、三期交替之时，考古观察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三星堆文化，这些文化主要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种突变，很难用文化传播和影响来解释，伴随而来的可能是民族的迁徙和征服过程。

从出土的三星堆文物来看，三星堆文化面貌的表现主要是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简单来说：

陶器：盉、觚又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二里头文化中期，三星堆突然出现极具二里头文化风貌的陶器，应是二里头文化南传的结果；

玉器：三星堆的玉器仅两个器物坑就出土了百余件，器类有璋、戈、琮、璧、瑗、环等，与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种类基本相同，另外这些器物风格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也极具渊源。

青铜器：三星堆铜器种类非常复杂，其中三星堆的铜牌饰、铜铃和铜尊等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为在三星堆以外地区，铜牌饰只在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都邑二里头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过，文化属性非常明确。此外三星堆大量人像、面具和神树等则是代表的地方因素青铜文化。

根据考古学揭示的内容，大致可以推知三星堆文化的前世今生：

• 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灭亡，良渚人应该是顺着长江逆流而上，进入了石家河文化圈。
  
• 3700年前左右，东方的石家河文化衰落，而此后的三星堆文化，则明显观察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说明三星堆被石家河文化“侵入”，这也解释了三星堆文化中玉石文化中有明显良渚和石家河的痕迹。
  
• 而随后，二里头文化也进入成都平原共同形成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
  

参考文献：

《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柱下史

夏朝是否存在过？西方历史学家是不承认的，即便是三星堆遗址，也没能找出相关的证据表明夏朝存在过的痕迹。

所以对于三星堆遗址，我这几年都十分关注，也看过不少参与过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的一些著作。

对于三星堆遗址，实在是存在这太多的不解，因为偏偏这是在巴蜀地区，这说明什么？

一个很匪夷所思的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巴蜀地区，获取文明程度比黄河流域高，间接的说明，华夏文明是一个融合形成的文明，至于源头………（不敢乱说）。

正因为三星堆遗址带来的意外太多，所以反而变相的导致了无论怎么发掘，都难以去同夏朝挂钩。

甚至可以说三星堆遗址或许代表了另外一种文明，也就是巴蜀地区的文明。

所以三星堆遗址，绝对不会是夏王朝的都城，因为一旦是都城的话，绝对有把握从这些文物中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而且出土的少数带有文字意义的符号，其破解难度也是十分巨大，可以说毫无头绪。

从现在考古的研究来看，华夏文明在夏朝到商朝这段期间里，存在明显的断代，也就是突然一下子文明进步了不少。

这十分奇怪，但是也导致了许许多多的疑惑，主要是留给后世的疑惑。

所以看那个时期的历史，我觉得就像看神话故事一般，我甚至在一些科学杂志上读到过一些假设，认为那个时期是外星人来过。

为什么呢？因为神话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只能说当时的人理解不了，所以抽象化的表达了出来。

就像嫦娥奔月的故事，像不像就是一艘蟾蜍一般的飞船发射？

如此种种都使得我即好奇又感到不容置信，但是确确实实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时期，容易出现这种记载性的缺失。

不像后世有专门的官员记载历年大事件，而各个朝代都会编修前朝历史。

其实还有二里头遗址，也是带给了我们无尽的疑惑，但是也没有证明夏朝的存在。

不过二里头遗址的存在，却说明了在商朝之前，中华大地就存在过文明，而且出现了文字。

可能是当时文明刚刚起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不具备让所有人、所有部落都归附于这个文明之下。

也就造成了记载的缺失，加上意识上没有重视这些，也就使得那段时期粗犷的管理，粗犷的生活，或许夏朝，应该也是粗犷的存在吧！

小司马迁论史

古蜀文明既然如此璀璨，且三星堆遗址那么宽泛，那么它必定是一个朝都的古遗址，根据对三星堆遗物和山海经的分析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确定夏朝的都城以及黄帝的都城6都在华夏的西南古蜀一带，且夏源于古蜀只是在后期发展到了整个东亚全境以及播及中亚与西亚。这从古埃及文明遗迹和古印度文明遗迹与我们自己的文明史料和遗迹可以得出此结论，总之世界当今可考的文明都是源于此。

我们知道，夏朝始于夏后启，而据山海经记载有“夏后启在大乐之野舞九代”；“夏后启在大运山”；“夏后启在天穆之野歌九招”；“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而山海经还有记载：大乐之野在大运山之北，大运山又在结匈国之北，结匈国在西南隅且又在南山之西北，而南山在广东，那么可以知道结匈国是在广西以西以北一带，这里包括广西云南与东印度（这里曾是中国土地），那么结匈国往北的大乐之野也就是四川一带了，今乐山市在古时就属于大乐之野；山海经还有记：天穆之野在赤水之南，而赤水在贵州，赤水河也流经贵州与四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出天穆之野在四川；另“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这句话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夏后启之臣孟涂在巴蜀司神（司神为祭祀）。山海经还有言“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之葬”，而黑水河正好是在岷江上游，且岷江是在四川境内，而我们的周后稷正是跟着夏禹治水且在治好的土地上带领百姓耕种的先农，也属于夏朝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其葬自然会是在夏的大都。山海经还有表明：“流沙之西有大夏，大夏之东有西胡白玉山，大夏在昆仑虚之东，而苍梧山在大夏之南，苍梧山在夏后启之臣孟涂之东”，这里所说的流沙是指青海湖东沙山，在古代这里的沙会流动，故称流沙，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大夏在华夏西部，也就是说夏朝源于西部，且古蜀就是夏的都城。

我们也知道三星堆的文物证明了从约5000年前到约2000年前其文明从没间断，从其中的祭祀文物来看炎黄子孙华夏后代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还在纪念其先祖先帝们。也就是说虽然后来在洪水彻底治好之后华夏各朝包括大夏的都城逐渐东移，且文明也渐渐以中原伊洛一带为中心扩散到了整个华夏大地，甚至世界各地，但是其后代子孙都没忘记他们曾经的大夏，包括从大夏迁出去的埃及印度等地的华夏子孙都陆续回到古蜀祭祀他们的共同先祖黄帝嫘祖大禹后稷等先帝先祖。

当然，华夏作为文明的发祥地，其先祖伏羲女娲并不是源于昆仑，他们最先来自于中原大地，山西的圣王坪曾是伏羲女娲的天然都城，只是后来的每次大灾大难之后文明都被保存在就华夏西部高地，我们的昆仑山作为圣山多次承载着大灭绝时人类的最后的文明之种，地倾东南时他依然屹立，洪水时也唯有他淹不尽，也算是天佑华夏吧，当然这也由我们始终掌握着人类文明的根本的知识有关，要不然我们虽有自然之舟又怎能将洪水治理且重新开创九州以致将文明之花再次开遍全世界。

仰望802315

从地理和文明发展史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华夏文明较早的发源地，无非就是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四个省份。远一点，最多再加一个山东。

这个是有迹可循的，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就是黄河！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中的，早期的华夏文明，无一例外，都是黄河所养育出来的文明。再怎么偏，也偏不出这个范围。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三星堆遗址的位置

虽然黄河也流过四川省，但是三星堆是在广汉。

而广汉在成都平原的腹地。广汉，广汉，广至汉水。而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这明显是一个长江流域的文明。

说道汉水，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因为大禹曾经讨伐过三苗！但是并没有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驱赶到了汉水这块地方。

在这里，完全可以做一个假设。

黄河流经四川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靠前的，比甘肃还要早。如果流经四川的黄河流域边上有华夏遗址，那怕不是要比黄帝还要早。怎么可能会是夏朝呢？

夏朝时候，华夏文明早就已经搬到了黄河中下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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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砍历史

大胆假设，小心考证！

三星堆遗址是否为夏朝都城？这个问题，并不能直接一口否认，因为每一个微小的历史细节，或许都能重铸出不为人知的历史史实！

三星堆与夏都，这背后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大禹是否为蜀人？如果答案为是，那么三星堆与夏都，或许还真有关系！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三国志秦宓传》记秦宓云：“禹生于石纽，今至汶山郡是也”。

而关于石纽的位置，据《华阳国志》载：“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

可见，在众多的史籍中，是支持大禹出自蜀北之西羌！如果此观点为真，那么大禹与三星堆未尝就没有联系！

又有一个问题产生，大禹与蚕丛氏是何关系？

三星堆遗址距今五千到三千年，大禹距今约四千年，相传大禹治水后，得到舜帝的赏识，并继承了部落首领之位！

而考古证实，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铸造工艺，与中原一带是有相互交流，有相同之处的，大胆假设下，或许大禹当年就曾生活在四川，由于治水需要而出川！

因此，才会出现二者间存在相似之处的情况！

至于三星堆是否为夏都，牵扯的东西甚广，不否认，不牵强，只能说存在可能！

汶与川

强调的一个由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玉文物共同显现的特征，就是对于玉璋这种标志性器物的文化认同和钟爱，大到极大，小到极小，却数量甚众，竟达数百上千，偏这种玉文物器形出土分布范围却在于中华汉文明地域极广，且几乎覆盖就是近代所谓汉地十八省，这个非常巧合的特征性指示说明，这里应是汉文明原生文化中的一支，虽然在于历史记录中有所人为的中断，也是曾有一种中华考古学方面权威性的专家认知解读，认为玉璋或叫玉圭这种器型文物就是代表夏文化，或为夏人所传承独有的标志器，那么如果仅以其数量的集中和器型的大小作为衡量，三星堆遗址确实具有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地带可能性的很高权重。

大侠行走天下之超然

河南的啟母石（啟母，大禹夫人，姒啟，首任夏王）；河南的太康县（太康归葬之地，太康，啟之子，第二世夏王），绍兴的大禹陵（五世夏王少康，遣次子首任越王姒无余守禹陵，至今守禹陵村都姓姒，大禹、夏王室、越国王室姓氏）；浙江的姒允常墓（三十九世越王，姒勾践之父）；欧阳、曾、顾（南）、邹（南）、骆、驹、禹（一部分）、夏（一部分）、谭……皆为姒姓（姒姓：尧帝赐大禹姒姓氏），皆为夏王室之后裔。以上所述，皆可指证西方的所谓史学家，一派胡言，不必在乎！

七棵青松

将三星堆遗址和夏的都城相联系，很有想法，但是应该是不可能成立的。这类想法，目前仅见于网络上一些人的帖子，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学者有持这种意见。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一般认为，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国文化的一个阶段。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十分丰富，时代跨度也十分之大，因此在研究中，我们通常将三星堆遗址先进行分期，所谓的分期，实际上就是将遗址中不同的遗迹、地层单位锁定在一个相对和绝对的年代框架之中，其方法是根据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以及碳十四的测年数据，将文化面貌相近、年代相当的东西放在一起，横向上，可以看到同一时期一个遗址的文化面貌，纵向上，可以看到不同时间段内，不同文化的更替。

虽然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对于遗址的主要阶段的认识是一致的，一般来说，我们将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末期到二里头早期，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二里冈期，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早期，第四期相当于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这样的分期，对于不太了解考古学文化的读者可能有些复杂，再稍微介绍下，我们在研究三星堆的时候，往往将这个遗址的分期与中原地区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比较，其中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都是中原地区的文化类型，其时代上前后相接，后两者被认为分别代表了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前者一般认为是夏王朝中晚期的文化，当然了，对于夏朝的认识，也不是共识，这是后话，此处不再论证。

那么这样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是横跨了新石器末期和夏商周四个时期的。而三星堆遗址最为重要的时间段，应该是遗址的二期、三期文化遗存，大概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阶段。从时间上来看，是和夏王朝有重合的，但是，我们知道，夏王朝是中原地区的王朝，从文献记载来看，夏的活动范围在伊洛河流域，这很重要，如果读者不相信文献记载的话，那么后面的话，也不用看了。

如果接受文献中所言夏王朝的活动范围在现在的中原地区，那么，就可以十分肯定的说，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不会是夏王朝的都城了，尽管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夏王朝的年代有重叠。

另外，我见过很多人说，大禹是汶川人，所以将大禹的出生地与四川相联系，进而看到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有如此丰富的青铜遗存，便简单的将三星堆与夏联系到一起了。所以，下面再简单的说下大禹与四川的关系。

的确，古文献中有关于大禹与四川的相关记载。

杨雄《蜀王本纪》中曾经写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三国志秦宓传》中也有：“禹生石纽，今之汶川郡是也”。

《蜀本纪》也写到：“禹本汶川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唐书地理志》：“茂州石泉县有石纽山，禹以六月六日生此”。

虽然石纽的具体位置不可考，但是通过这些文献，大概可以知道，石纽位于今成都到岷江和涪江上游之间的某处。单是通过这些文献，的确可以推测大禹生于四川了。但是这些文献是否可信呢？

如果我们再检索别的文献，就可以看到，关于大禹的事迹和生卒十分之多，“禹迹”广泛分布与长江、黄河流域，比如说，除了石纽说，还有甘肃临夏、碣石之东、昆石、石夷等，如果每一个都可信，那么大禹实在是属于遍地开花了。此处并非说是文献不可靠，只不过是在研究夏文化和大禹事迹的时候，对于文献的利用是要有所甄别的，如何去甄别文献的可靠程度，实际上是一门学问，要考虑文献的真伪、讹误、版本流传等诸多因素，正是通过对文献的甄别和利用，我们才会得出夏王朝应该在中原地区，而非西南地区的初步结论。

最后，文献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把钥匙，但如果我们先有一个主观的想法，再去利用符合我们想法的文献材料来证明自己，这样的研究，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雷雨、冉宏林：《“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考古学酥

所有说三星堆不可能是夏都的作者，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夏都的范围内找不到夏都？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确定夏朝都城的标准是什么？确定夏朝都城标准不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地理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很可能是有误差的。确定夏朝都城位置的标准，第一、这里是当时代，文化经济最繁盛的地区。第二，这里的城廓范围最大，人口数量最多。第三、这里有城墙，有最宏伟的建筑。第四、考古年代与夏的年代吻合。第五、大致在中原地区及附近。

如果不符合第一二三条，只符合四五条，那只能说是夏朝的一个重镇。夏的人是可以从夏都来到这个重镇，做很多事情的。因此历史上记载的那些事情，不一定是在夏都发生的，很可能是在夏的这个重镇发生的。但是由于后来的人们不知道夏都的确切位置，就把这里记载成夏都了。而根据现在的考古记录看，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都不符合考古的记录。那么现代人是不是要根据考古的记录来修正古代文献的记载呢？亦或是用古代的文献的记载，来修正考古记录呢？

三星堆遗址，除了青铜面具有下西夏人特征之外，出土的字符，扶桑树等等，和中原大地上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交流古已有之。两者并不是隔绝的。现在也谈不上谁引导谁，谁是世界的中心。以文化的独特性来谈论谁引导了世界潮流，这种思想框框一定要打破。

關鍵字: 历史 文物 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