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授施一公近日接受央視專訪，講述自己參與創辦西湖大學的心路歷程。他直言不諱地表示，“我認為男子漢大丈夫把錢作為最重要的東西去奮鬥，全完蛋了。”而自己之所以選擇執教，就是希望改變學生，讓他們在個人奮鬥實現自我價值的時候，腦子裡有一個“大我”。
何謂“大我”？施一公教授用自己的人生選擇作出了詮釋。這位“學霸”，曾是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正教授，曾是第一位獲得“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的華裔學者。然而當功成名就，待遇優渥之時，他卻放下所有、毅然回國。類似的人生抉擇與精神光芒，同樣鐫刻在南仁東為“天眼”燃燒20多年的無悔人生中，烙印在黃大年“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的黑白照片裡……學成必歸、報效祖國，這些國之棟樑用行動寫就了精英的擔當、學子的赤誠。
小我之上還有大我，大我之下方有小我。這樣的價值觀，一直傳承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譜系裡。無論《論語》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還是《呂氏春秋》中的“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抑或是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士”總是被寄予特別的期待。而“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讀書人敢做敢為，領風氣之先。特別是近代以降的每個歷史節點，都有“一群衣衫襤褸的知識分子，器宇軒昂地屹立於天地間”，肩負起對社會、對國家、對民族的擔當。
發展起來的中國，有了更為廣闊的施展平臺，也有了諸多的利益誘惑；擺在讀書人面前的，有無數所謂的“成功捷徑”。眾聲喧譁中，一股精緻利己主義潛滋暗長。“40歲沒有賺到4000萬不要來見我”“年薪過百萬才稱得上是人生贏家”等等論斷，話裡話外莫不是用金錢多寡衡量知識的價值，將絕對的利己主義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要求所有人都無私奉獻固然不現實，但一個民族的知識精英若只侷限在狹小的“錢”字中，又如何追趕時代的步伐？正如施一公反問的，哥德巴赫猜想值幾塊錢，牛頓的三大定律值幾塊錢，或者說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可以量化嗎？但這些重大科學發現最後都在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命運的軌跡。
“第一有社會責任感，第二才是拔尖創新人才。”這是西湖大學首批博士研究生入學即受到的告誡。將個體生命投射到實現公眾利益和社會價值中去，在與國家、與民族的同頻共振中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我們終將發現知識的真正價值，也會更深刻地明白：人生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出發。
監製:毛穎穎、王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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