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平老人近照。
施一公為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所攝，首次發表於《知識分子》。
現年104歲的施平，1911年生於雲南大姚，曾任中國農業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兼任秘書長，黨組副書記。
鮮為人知的是，他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的爺爺。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一年前，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施平，這位百歲老人談及平生坎坷，既有早年成功領導學運，也有後來努力教育改革，在大學首開黨政分開先河，實行校內民主，教授治校，終因時代侷限和貧乏的條件未能推廣，但至今思之，仍然留下許多啟示。
可惜的是，這篇專訪中並未涉及施平當年在中國農大的撥亂反正工作。《知識分子》得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農大領導樂天宇推行李森科主義，禁止教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打擊現代遺傳學家，導致由北大併入農大的李景均教授離國出走（後者曾為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樂天宇被周恩來撤職，施平就任農大黨委書記後做了很多反左的工作，為農大知識分子鬆綁，為中國農業大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長年為農大師生傳頌。《知識分子》祝願我國教育改革前輩的未竟事業後繼有人。
文 | 王維佳 （澎湃新聞記者） 沈思予（澎湃新聞實習生）
“土撥鼠，長著一雙有力的前爪，匐伏在大地母親的懷抱，東撥土，西撥土，種鮮花，去雜蕪。”在《土撥鼠的自述》裡，施平這樣描述自己。
現年103歲的施平1911年生於雲南大姚，曾任中國農業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兼任秘書長，黨組副書記。
2014年7月的一天上午，記者拜訪這位百歲老人時，他正和家人計劃著週末去上海古漪園遊玩，“我們早上6點鐘出發。”他惦記著那裡的荷花。在他的桌上，有一臺索尼相機，厚厚的三本影集，還有一大摞要看的書。
晚年的施平老人儼然是一個“文藝青年”：愛攝影，愛旅遊，愛看書，愛寫作。2004年，他在《南方週末》上發表了自己的作品《王申酉昭雪記》。
他有數以萬計的攝影作品，已經出版三本攝影集的他，表示還要再出兩本。在個人文集裡，除了回憶自己的一生，他還用13篇文章專門討論知識分子問題。退休以後，他分別在76歲和83歲時，兩次漫遊大西北，他說那是他大學時代以來一直念念不忘的地方。
晚年的施平老人儼然是一個“文藝青年”。
在這次愉快的聊天之後，澎湃新聞記者更清楚地瞭解到這個把自己比作土撥鼠的老人有著怎樣傳奇的一生：比如，學生時代，他兩次面對蔣介石力陳抗日主張；戰爭時期，他紮根土地，成長為三農專家；十年文革，他在“四人幫”的秘密監獄裡險些喪命……然而，老人最關心的話題依然是教育，其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已是古稀之年的施平在華東師範大學試行了黨政分開，是當時全國高校中僅有的案例。
直面蔣介石
“施爾宜（施平的原名），你鼓動學潮，破壞了學校正常秩序，你要馬上恢復學校秩序，恢復上課！”在施平的回憶裡，蔣介石和他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十足。
1936年1月20日上午8時左右，蔣介石在浙江大學校長會客室裡“召見”了施平和楊國華。當時施平是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楊為副主席。
在北京爆發歷史上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後，施平帶領浙大以及杭州其他高校的學生示威遊行、衝擊火車站、保衛學校……這對於老家浙江的蔣介石來說，無疑是“後院起火”。
對於蔣介石的呵斥，施平的回答是“我辦不到”。
蔣介石繼續大聲吼叫：“你是學生領袖，領袖說的話，下面就要服從。”施平的回答仍然是“我辦不到。”
劍拔弩張的氣氛被蔣介石向全校學生訓話的安排打斷。在訓話中，蔣介石講了他親自來浙大的原因：浙江學生反對老家浙江的他，讓他丟面子。他要求學生們學習岳飛，“西湖嶽王廟離你們不遠，學他的至理：攘外必須先安內。”
等蔣介石離開後，施平的第一反應就是走上講臺駁斥蔣的講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施平曾和其他浙江學生一起去南京請願。那時，蔣介石在臺上對學生們的訓話如出一轍：你們都是我們浙江人……你們要好好學習嶽武穆，學習他的“先安內，後攘外”的準則。
當時，臺下的施平覺得好笑，“我就不是浙江人”。“我的家在雲南大姚城內，曾祖父是明經進士，祖父是貢生，書香世家。到父代，家道中落，降為城市貧民。”他回憶說，他的母親經常用心聽書生誦讀，能把四書倒背如流，“我們弟兄讀四書，就是她的口授。”
少年漂泊，他從大姚到昆明讀中學，又輾轉越南河內、香港、上海、南京，由於上不起私立的南京金陵大學，他轉考進入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那是1931年9月1日。18天后，他當選為浙大農學院抗日學生會主席。
1936年1月21日下午2時左右，蔣介石第二次“召見”施平和楊國華。
他們坐著一輛黑色轎車來到蔣介石在西湖邊的別墅。這一次，蔣介石相當客氣，一見面就請他們坐。“蔣的面容顯得平靜和藹、隨隨便便，沒有怒氣。”施平回憶說，蔣要求他們復課，同時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交換條件。
也許是蔣介石的言辭過於委婉，當時施平和楊國華並沒有聽懂。施平說，“拿到了畢業文憑以後，我才回想到和蔣的這次談話，實際上他談的老師問題，已是答應我們撤換郭任遠，按我們的要求另派校長了；談到我們‘好好讀書’、‘前程遠大’時，他已撤消了教育部開除我們兩人的命令。”
但當時，施平和其他學生幹部決定繼續罷課。
隨之而來的是蔣介石的威脅：施、楊兩人立即離開學校，若再有違抗，馬上解散浙大。經過商議，他們住到了學校的外面。蔣介石離開杭州後，他們又回到了學校。
隨著寒假臨近，學生運動走向低潮。為了不前功盡棄，施平將運動中的核心分子組織起來，相約一旦找到共產黨，即共同加入。
取經蘇聯
1938年1月，施平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畢業於浙大農學院的他調查農村經濟，起草農業文件，開展農民運動，成長為一名三農專家。
1953年10月，施平被任命為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次年秋天，他作為中國農業代表團的一員參加蘇聯農業展覽館開幕式。
“到蘇聯去，好像是到聖地去朝拜。”施平說，崇拜蘇聯在當時的黨內幹部中是普遍現象。
初到北農大，他向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部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蔣南翔請示怎麼辦社會主義大學，蔣南翔的指示簡單明瞭：向蘇聯專家學習就是了，蘇聯專家怎麼說就怎麼做。清華已經請了蘇聯專家，他就是這樣辦的。
可惜，“聖地”蘇聯並不完美。
在蘇聯的第一餐，施平發現有好幾只蒼蠅一直在菜上飛來飛去，“我吃驚，社會主義的蘇聯還會有蒼蠅！在我們北京，蒼蠅已經很少了。中蘇對比，我發現了第一個蘇聯不如我們的地方。”
除了蒼蠅，蘇聯還有小偷。在逛莫斯科的百貨公司時，擠在人群中的施平發現有一隻手在拔他胸前小口袋裡的鋼筆，他一把抓住了這隻手，一看是一個20歲左右的青年，“莫斯科還會有扒手”。
施平陷入矛盾：“我抓住了他，怎麼辦？我想，若我叫起來，那豈不是丟社會主義蘇聯的面子？這是萬萬不可以的。”他想勸告這個青年，可是不會說俄語，簡單警告之後，他放走了這個蘇聯小偷。
這件“小事”讓他非常難過，但也讓他得出結論：蘇聯還是有缺點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會有非社會主義的小偷。
不過，蘇聯農業現代化的成就還是讓他和其他中國農業代表團的成員欽佩。包括施平在內的4人奉命留在莫斯科，詳細學習和了解蘇聯高等農業院校的做法和經驗，蒐集全套資料。他們選擇蘇聯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作全面瞭解，院長羅查親自陪同他們。
在考察過程中，施平有一個額外的收穫：他見識了蘇聯高校的“一長制”，黨政分開，學校黨委會不管學校行政的事，只管支部和黨組織生活。
他說，當時他們四人對此都很不理解，“我們問這樣的做法，怎麼實現黨的領導呢？”羅查的回答並不能讓他們滿意，但是礙於禮貌，他們也不好追問、展開辯論。
“現在看來，蘇聯在高等學校中實行黨政分開，校長對學校工作全面負責，政治思想上的問題，也由校長負責，這個制度從列寧、斯大林到後來的馬林可夫，是一直延續下來的，政治思想的問題，是不會被忽視的，從未聽說過師生中因此在政治思想上出過什麼大問題。”施平說。
經過思考，施平認為這是黨管黨的結果。學校有黨員的組織生活，蘇聯黨內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制度是很嚴格的，有什麼政治思想問題出現，在黨內組織生活中就可解決了，“我理解1980年起鄧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黨政分開也是這樣的意思。確實，這樣做不但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只會加強黨的領導。”
在“四人幫”的秘密監獄
“一個普通黨員，能對黨中央下達的重大決策去分辨是非嗎？這就是要我做‘兩面人’，既是真人，又是假人，真真假假。做‘兩面人’，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內心最深層的傷痛。非做‘兩面人’不可的條件為解除前，‘兩面人’還得做下去，這是自己給自己演悲劇！”
這番內心獨白是在1957年“反右”正式開始前，施平時任北京農業大學黨委書記。
在反右運動中，北農大5%的教授和2%的學生被打成右派。而沒有表現得“更左”的施平也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被北京市委點名批判，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給予“撤銷黨內外職務處分”。
“我入黨以來第一次受到如此冷酷無情的大會套小會的長時間的鬥爭批判。”施平說，與他一起被點名批判的北大副校長鄒魯風返校後經受不了批判鬥爭自殺了。施平也想到過自殺，“但由於妻子兒女的存在，也由於長期積澱在心中的共產主義信念的亮點仍存在，我終於挺過來了。”
1962年，施平得到平反。可是，“文革”的爆發讓他再次加入被批鬥的行列。
1968年12月3日下午，施平帶著“毛主席最高指示”、《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和一支鋼筆被關入“四人幫”的秘密監獄。這裡原本是上海市公安局“少年犯教育改造所”，“四人幫”將其改為專門關押老幹部和文化體育界重要犯人的秘密監獄。看守他們的是林彪控制的空四軍部隊。
施平在這所秘密監獄待了4年又100天，編號“276”，這是他在這個地方的“名字”。
這裡有很多紀律：在房裡不準出聲音，要端正地坐在小桌後床沿上，不準靠，不準睡，一天衝一瓶開水，倒一次馬桶（放在房裡），走動過路遇到人，不準看，不準講話……只准規規矩矩，不準亂走亂動。
牢房床頭牆上是16個黑字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在牢房裡無事可做，施平把“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看了無數次，熟稔到“能把哪一句話在哪一頁一下子翻出來。”兩個星期一次“放風”，每次半小時，不準東張西望，只能低頭而行：在屋簷下或者牆角邊，來回走動，有時劃個圈，只准圈內跳動。
施平有過幾位獄友，其中有一位是著名電影演員趙丹。施平說趙丹聽一次樣板戲的廣播就能把曲譜寫出來，然後填上詞，打著拍子輕輕哼唱。由於不能交談，他們只能眼神傳意。他從趙丹那裡學到了破洗臉盆存水的方法：把棉被裡的棉花拉出來緊緊塞住臉盆的破洞，放點水讓鐵鏽和棉花鏽在一起，這樣破臉盆裝水就不會漏。
在4年又100天的時間裡，施平從有些白髮變成滿頭銀絲，並且患上了嚴重的浮腫病，“若再關下去，水腫影響心臟，就會死亡，幸而浮腫快到盡頭時，就被釋放出獄，送往市‘五七’幹校勞改，經服草藥及長時間的勞動和運動，浮腫才逐漸消失，保住了性命。但從此我得了高血壓症。”
試點高校黨政分開
1978年，施平被任命為華東師範大學（當時名為上海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華師大”）黨委書記，那年他已經67歲了。
在華師大的5年裡，他做了一件“前無古人尚無來者”的事：試行黨政分開。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鄧小平一開篇就講了國務院即將發生的人事調整，調整的原因有四，其中之一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
當年10月，施平參加教育部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黨委書記會議。教育部宣佈，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大學體制改革可在會上討論，願意試行改革的學校可報名參與試點工作。
經過教育部黨組批准，華師大成為全國唯一的試點。
1980年11月21日，華師大將擬定的《關於我校領導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上報教育部，12月27日得到批覆同意。施平是這次試點的具體實施者和責任人。
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新的體制。
1981年1月至3月，華師大選舉產生了教職工代表大會，並宣佈其為全校行政最高權力機關。為體現依靠教師辦學的原則，教師在教職工代表大會中佔60%多。又由教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校務委員會及其正副主任、校長；又審議通過校長提出的副校長、院長人選，組成行政領導班子。校務委員會在教職工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職權。此外，還規定系主任由全系教職工民主選舉產生，實行系主任“組閣制”。
但是，華師大無法真正做到黨政分開。
在試點一年半以後的報告裡，施平描述了這套體制的實際運轉方式：由校長提出重大、決策性事項，“經黨委從政治領導，從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執行的角度加以原則性的研究、審查，同意後”，再由校長提交教職工代表大會或校務委員會審議批准，然後貫徹實行。
華師大許多行政工作仍然需要黨組織“插手”。原因之一來自外部，上級部門仍向學校黨委佈置諸如評定工資、畢業生分配工作等事務；另一個原因是一些行政工作缺乏具體實施規定，僅有原則規定。
雖然如此，改革的成效仍然明顯。
在體制層面，經過一年半的時間，華師大校長已經做到對外代表學校，對內管理全校。校長掌握了過去由黨委掌握的人權和財權（副處長以下的行政人員由校長決定和任命，處長以上人事則由校長提出經黨委同意然後提交校務委員會審議，批准後任命），副校長由過去的9人精簡為3人。各系主任向校長負責指揮各系教學、科研和行政。
從效果上講，施平認為，與改革前相比，華師大黨委在管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管思想政治工作，管黨的組織工作方面，精力都比較集中，工作質量提高；行政方面，多頭管理、黨政不分所產生的力量使用重複和管理不周現象基本改變，同時還糾正了一些官僚主義的毛病；民主辦校方面，全校教職員工的意見比較容易集中上來，學校的工作決議可以迅速傳達，調動了大家辦好學校的積極性。
高校黨政分開的技術性問題是如何具體分工，而關鍵問題是如何確保黨的政治領導。
施平坦言：“雖然我們經常通過書記、校長、校委會負責人碰頭的無定期、無定形的形式，對學校重要工作交換意見，以保證工作和認識的一致。但用什麼組織形式才是體現和保證黨的政治領導的最好辦法，還有待進一步解決。”
2009年，試點已過去27年，98歲的施平寫下了3萬多字的《華東師範大學體制改革試點的情況和經驗》。
在這篇長文裡，他交待了華師大試點結束的緣由。由於1982年中共十二大並沒有把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體制改革的原則寫入黨章，他和時任華師大校長劉佛年請示教育部。教育部黨組的意見是“在師大進行的試點工作即行停止，不再推廣總結”。
“在華東師範大學進行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未得總結推廣，殊甚可惜。”施平在自己的長文中寫道。
對話施平
問：您很喜歡攝影？
答：這是我離休以後的愛好，1985年開始的吧。以前學生時代也喜歡，但是那個時候要讀書，也沒這個條件。
攝影帶給我的不僅是一種美的享受，對身體也有很大好處，比如你要拍一朵花，肯定要四處亂竄，各處找位置。拍攝的照片可以送給親朋好友欣賞，也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問：您都去過哪些地方拍照？
答：在國內只有西藏沒有去過。想去西藏，但是後來年紀大了去不了，這是遺憾。不過人一生總要有些遺憾，不能什麼都滿足。
問：感覺您依然很關心學校？
答：我還在關心。大學要有大的變化。現在的改革都是小步走，小打小鬧。我在華師大的時候，我們和上海幾個學校合作，請最好的老師來講課，大家都可以聽。比如，華師大的學生可以去復旦聽課，華師大自己的老師原來教書的，現在可以做輔導老師。
今天，我們更可以做到請全國最好、最尖端的專家來講課。我們以前搞的時候，有老師不贊成，說原來教課現在變成輔導老師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學校要保證教授還是教授，待遇不變。
問：這樣對學生倒是非常有利。
答：學生不再一定是哪一個學校的，可以去華師大選課，也可以去復旦選課，不一定在一個學校學習，學分修滿了就可以畢業。誰要來聽課都可以，甚至不一定要4年畢業，10年也可以。
畢業以後不等於學習就結束了，學生可以隨時回來聽課。我們要有意識地調動學生，讓他們增加新的知識。比如說，我是一個在工作的人，我可以到復旦讀兩個學分，也可以在華師大讀兩個學分，通過考核，我可以讀學士、碩士和博士。這樣全國的學生都可以自己選擇學校。
當然，國家不收費，費用由國家來出，一個人從幼兒園以後，一直都是學生，工作以後也可以學習。
問：這是您的教育理想？
答：這算一個教育理想。另外，現在歐洲一些學校在嘗試，美國也有學校在做，我們原來在華師大也試過。因為教科書都有了，讓學生自己學，講課的時候主要是討論，老師和學生面對面，提問題最多的學生就是好學生。我們要創造這樣一個學習環境。
問：現在大學的條條框框還是比較多。
答：現在是信息時代，已經可以拿著小小的手機讀書了。現在完全可以做到讀了書以後找學校某個教授討論，都是開放的。比如我有想法，那麼我就有自由去學校的實驗室做實驗，把自己的創造發明變成現實。這樣就可以培養出很多有創造性的尖端人才，我們十三四億人可以出多少專家。
問：您當時在華師大還搞了哪些改革？
答：從前，華師大的教育方針是培養教師，只要能給中小學講課，把教材講清楚就可以，所以當時華師大不做科學研究，還把圖書館裡許多圖書資料都送給復旦了，跟復旦說你們是綜合性大學要搞科學研究，我們華師大搞教科書就可以了。我來華師大以後就提出學校的老師除了教課，要把全部時間投入科學研究，教學和科研要結合起來。
問：據說您還在華師大搞了黨政分開的試點。
答：改革第一條就是黨政分開。教育上、行政上的事情就由校長來管。黨委的任務是保障黨的政策在學校實行，並起到帶頭模範作用。第二就是在大學內實現民主，教授治校。
問：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答：當時，校長是由全校教職員工集體投票選出來的。後來出現了校長的意見有不對的地方，怎麼辦？我們就成立了校務委員會，是全校教職工的代表機構。校長的工作彙報要經過校務委員會同意，或者校長的重大提議要經由校務委員會討論，但這絕對不是干涉校長的工作。
問：試點的結果怎麼樣？
答：當時大學改革全國就華師大一家試驗，說是三年後教育部來作結論。但是，後來我們的改革也終止了。我們關於這場試驗的報告也沒有送到教育部，我專門寫了一封長信給教育部部長請他作為參考，後來這份報告收錄在了我的文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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