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研究專業負責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紀中國人類學史及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政治和學術話語構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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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了，又翻起讀過好幾遍的戴明賢先生的回憶散文集《一個人的安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此次重讀的感悟卻變深了。戴明賢先生於我，算是父執，童年時候的印象，他溫文爾雅，總戴著頂鴨舌帽。這麼多年過去，在書的封面內頁，他的照片上仍然戴著鴨舌帽。2009年夏天見到他，他即題簽《一個人的安順》贈我，連同一本他的由西泠印社精印的《戴明賢書印集》。他的書法，在貴州是大名鼎鼎的。記得小時家裡的書中有一冊戴明賢的散文集《殘荷》，標題應是取自李商隱“留得殘荷聽雨聲”。我中學時讀之，極為喜歡。那時中學課本里記得有張潔的一篇《挖薺菜》，也很不錯，但我自少年時代讀了戴先生的《殘荷》，發現其中也寫很類似的經歷，就始終認定，戴先生寫得更好。
關於安順這座城市，它是戴明賢先生的故鄉，在過去，是參觀黃果樹大瀑布的遊客必經的落腳之處。我雖然去過多次，其中一次還獨自探索了很多角落，卻從來不甚喜歡，這自然是我的偏見。貴州的城市裡，遵義的老城，都勻，銅仁都讓我覺得別很有情致，更不必說鎮遠那樣的古鎮，或許是因為安順所缺的是一條河，因為河總是會讓一個小城靈氣陡增。但是安順對於戴明賢先生的意義畢竟是不一樣的，不僅因為他生長在這“黔之腹，滇之喉”的商貿重鎮，經歷和體驗和一般過客絕對不同，更因為正如這本書裡詳細地描摩下來的，安順濃縮了一個逝去的時代，特別是抗戰時期的大後方。
使我感到有點新奇的是，戴明賢先生自敘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也已披攬過一些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對於把一個小城作為某種獨特的文化生態記錄下來，是有自己進行文體和學科探索的自覺的。錢理群先生作為外地人，因為時代的陰差陽錯，曾在安順師專教書十多年，對於安順肯定也有別樣的情懷，因此他不僅鼓動了這本書的寫作，還似乎促成了它在人文社的出版，併為之作序。
戴明賢
（圖源 | 中新網）
戴明賢先生生於1935年，抗戰勝利的1945年尚是十歲孩童，因此書中的視角是兒童的，這也使記敘變得更富童趣，讓我一邊讀一邊想到小時候非常愛讀的《城南舊事》。讀這本書，還發現了很多過去不知道的故事，的確是可以當做史料來看，但比一般史料真切而生動。歷史學者或者更重視研究抗戰其間南京政府的勢力向西南擴張的問題，而本書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則是把考察沿海學生和民眾流亡生活的角度轉到本地人身上。抗戰時期，大量難民自沿海地區湧入西南，很多人滯留安順，被稱為“下江人”。戴明賢先生說得好，所謂下江，大概是沿用了重慶人的說法，因為對在高原山地生活的貴州人來說，並沒有“下江”這個概念。“下江”人對於內地小城安順的衝擊是非常大的。書中描述，這些難民帶來了吃飯各付各的“AA制”，讓安順人嗤之以鼻，嘲曰：“新生活，各開各”，看了讓人一笑，而這裡的方言之韻腳，要用貴州話念才有味。“下江人”思想開明，男女在安順街頭挽臂而行，讓當地人“公然做側目而視狀”。但是，“下江人”畢竟給內地小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鮮空氣，他們開辦師範教育，職業大專，演話劇，開音樂會，辦畫展，把小城變得五光十色。因此，抗戰勝利以後，他們的返鄉使得安順一時間沉寂下來。
書中寫下的很多記憶自然都和戰爭,軍事有關。一件重要史實是關於抗日名將戴安瀾的。戴安瀾將軍1942年5月26日在緬甸殉國。一般只知道他後來安葬在廣西，戴明賢先生的回憶中，卻描述了遺體經雲南赴貴陽途徑安順的“悲壯肅穆”的“路祭”： “集隊的學生，公務員和自發的市民，從西門到東關夾道肅立，路兩側擺了許多祭桌奠帷，香菸繚繞。戴師長靈柩緩緩過處，兩邊響起痛哭啜泣之聲。”他和學校同學一起，列隊幾小時，望著靈車來去。
戴安瀾（1904-1942）
戴明賢先生的童年記憶中，看到過美軍的車隊綿延向西，朝滇緬公路行進。抗戰勝利後來華的美軍，則經常有胡作非為的事見諸當地報紙，例如持酒擁妓，甚至醉後在鬧市和妓女公然宣淫，醉臥貴陽街頭的美軍士兵“車馬行人為之繞道而行，警察都不敢驚動他。”另外，美軍士兵還經常把分配的後勤物資私自倒賣換錢，比如駱駝牌香菸，軍毯，呢大衣，夾克，蚊帳等。不過，他的筆觸對他們倒也並不過分刻薄，只說，“美國兵只是些活潑輕浮的小夥子”。1944年冬，日軍進攻黔南獨山，安順人發現下江難民的命運似乎馬上要降臨自己頭上，一時謠言滿天飛，再讀到戴明賢寫自己家如何往貴州西部織金搬遷，不禁想到過去讀巴金的《寒夜》，也對書中描述的因日軍進攻獨山造成的恐懼和悲觀氣氛印象很深。
抗戰中的“抓壯丁”後來成為很著名的話劇和電影，在戴明賢先生的筆下，一個兒童也能看到當時徵兵的弊端和窘態：“我幾次看見新兵過街。有軍裝列隊的（那軍裝很舊，皺皺巴巴）；更多是一群衣衫襤褸的莊稼人，膀子被繩子串成一串，魚貫而行”。新兵吃的是紅黑色，發黴難聞的米，更像是糠，連他們離開駐紮的學校後留下的糞便，都仍是和糠一樣。和日軍作戰過的傷兵很快成為讓市民談虎色變的“一大公害”，因為他們經常故意“蓄意尋釁，宣洩憤懣”，而根本原因是官兵待遇在後方有天壤之別。有的軍官並未受傷，領取的撫卹倒比傷殘的士兵為高，更能坐擁三妻四妾。兵們沒有辦法，也就只能拿比他們更弱小的老百姓出氣了。當地警察的形象也頗有意思，因為他們的地位非常低下，也只能靠欺辱弱者來獲取心理平衡。但警察的體質一般很差，因此“連強悍一點的女攤主也敢同警察廝打”。讀來最好笑的是，警察的制服竟然沒有顏色，遇到節慶，大會後遊行或歡迎上司的場合，才臨時把制服“用黃泥巴水煮染”，一旦突下大雨，“警察們的制服不斷變臉，由一色而斑駁……黃水順著手腳流淌”……“這個場面被市民們笑談了很久。”
我讀初中時候在學校裡學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高中參加合唱比賽，唱過氣勢磅礴的《黃河船伕曲》，背過“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奔向東南……”。讀《一個人的安順》，方知那時還流行很多很受青年學生歡迎的“軟性”抗戰歌曲，頗有後來鄧麗君歌曲的風韻，如《江南之戀》：“……啊江南，夢樣的溫存，露樣的嬌香，水樣的柔情，雲樣的迷惘……”；有《夜夜夢江南》“……小樓上的人影，正遙望著點點歸帆……”，還有一首《淡淡的三月天》“……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在下溪畔，杜鵑花了謝了又開呀，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可以想象，這些“哀而不傷”，婉約而不頹廢，把個人情感和家國興亡融為一體的歌曲，對流亡者內心的觸碰會是多麼強烈。
書中有一些細節是讀者可能不曾知道的。戴明賢先生寫道: “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過黔北，看到連挑夫腳力都靠鴉片提神服役，不由得大為駭異。解放戰爭期間，安順人谷正倫主黔政，又正式開放煙禁，小城外的菜地谷田，開遍了妖豔無比的罌粟花，菸農用小竹藍提著‘洋菸菜’即罌粟嫩葉尖進城賣給市民吃火鍋。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鍋比筒蒿菜還好吃。”就我的淺陋見聞，只知道當代無良商家以罌粟殼使火鍋食客上癮，絕對想不到，罌粟嫩葉還真的會好吃，而且“比筒蒿菜還好吃”。有一些關於文化和語言碰撞的故事則頗令人發笑。書中寫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安順人看無聲電影，片中放到一個男士在女士家做客，女士端上菜來，男士嚐了以後點頭微笑。字幕出現：“燒得很好”，卻引起滿堂鬨笑，因為貴州人只說“炒菜”，不說“燒菜”，而西南方言又無捲舌音，因此調皮的觀眾們會自然讀成，而且故意曲解為：“騷得很好”。
戴明賢先生用白描手法記述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偶而讓人想到汪曾祺的散文，但似乎更多一重歷史和命運的悲愴感。在他描敘的各種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幾位“女先生”，而她們的故事，也多多少少折射了時代的變遷和中國女性的命運。先生寫到，他小時就讀的私立安順“三一學校”，是由一群矢志獻身教育的年輕女子在外受教後回鄉發起，由安順商界集資興辦。校長和教導主任都是天主教徒，終身未嫁，但學校卻沒有絲毫的宗教色彩。他回憶起胡校長在放學儀式上突見有戰機低飛，無從辨別是日軍飛機還是盟軍飛機的時候，鎮定自若，不向天空看一眼，因而小學生們雖然驚呼，隊形卻不散亂。胡校長病逝是孑然一身，送葬者卻上萬。另有一名才華出眾的黃老師，也是終身未嫁，到了五十年代初，她對推行蘇聯教學法提了些意見，在受到批判後竟憤然辭職，賦閒在家幾十年，從此只靠胞弟接濟度過餘生。就在這種情形下，當文革後期，戴明賢先生一次從貴陽返安順，貿然闖入黃老師獨居的家中時，居然看見“她正坐在那兒讀一本木版大字的《後漢書》。”
敲字到此，真歎服能在如此亂世裡獨處一方淨土的奇女子。如今世人因為章詒和的文字，才漸知康同壁羅儀鳳母女的貴族精神，但她們畢竟有著顯赫的家世背景。在我看來，康同壁羅儀鳳是可敬的，然而像黃老師這樣不靠父輩的名望和人際網絡，真正單憑一己的內在力量對抗整個時代的女子，不論如何寂寂無名，才值得更多的尊敬。
目前美國曆史學界對中國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內地各省。關於現代史上的湖南，四川，雲南都有專著問世，而有關貴州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古代史，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少數民族等議題，對貴州在近現代中國史的作用仍然關注不夠(被忽視的可能還包括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貴州在中國當代詩歌和美術領域的突破)。《一個人的安順》中娓娓道來，講到安順最有名的“一門三中委”：谷正倫，谷正綱，谷正鼎，描述“谷正倫留花白大八字鬍，戴銅盆帽，拄根大手杖，完全是電影中民國將領的形象”。還詳述對作者父子兩代均有影響的貴州現代史上名人，“瘦削，矮小，雙目深陷而神光湛湛”的學者，書法家吳曉耕。文革期間，戴明賢從吳曉耕學七古詩，併為吳曉耕和貴州書法大家陳恆安傳遞相互贈詩。吳曉耕的老師為任可澄，曾當選為民元參議院議員。1915年，任可澄曾以個人名義向袁世凱發電報，阻止其稱帝，後名列蔡鍔，唐繼堯的討袁宣言中。在書中，吳曉耕和陳恆安兩位老先生見面並不多言,只談點“淡淡的舊事”。吳先生還曾特地叮囑戴明賢，做詩的事萬不可與別人說。寫至此，戴明賢先生一直衝淡平和的敘事竟也不免加入對文革的慨嘆：“可憐那時的中國人！”今日的讀者若細品, 自可體味出一種力量。即便在一個舉國若狂，批判鬥爭的年代裡，邊緣之地如貴州，也有舊文人在沉默中堅守。
自然，戴明賢先生從小醉心於文學，書畫，以至終生以此為業為樂，至少部分是因為優越的家庭環境和從小大量的閱讀，觀影，觀劇，與當地名流交遊的體驗所薰陶。書中記述，他的父親是安順有名望而開明的富商，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就經營著自己的集團公司和商鋪，曾考察上海，香港，廣州，然後開始接受西服，在安順建西式住宅，騎英國三槍牌自行車，玩蔡司相機，家裡設暗室，還讚許女兒們辦家庭劇團。他的母親還專門從貴陽購買美國製“勝歌” （singer）縫紉機。不過，戴老前輩不僅自奉甚儉，還曾借車隊商運的機會，護送過阮愛國（即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本名）返越。戴明賢先生承認，這段史實自己並未聽父親講過，是後來在文史資料上看到的。
安順街景
（圖源 | 新浪圖片）
可想而知，抗戰大後方物質的困窘，民眾的艱辛，流亡學生的營養不良和病弱，生活在這種富裕家庭裡的獨生兒子是不太能親身體驗的。不僅如此，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這樣的家族是有頗多“象徵資本”的。這是一種他人沒有的幸運，但也不是罪過。至少從書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民眾和士兵的困窘有深刻的同理心。書中收錄了不少家庭私照，年少的戴明賢卻並不像我記憶中的作為長輩的他那樣溫潤敦厚，眼神中有一種幾乎和年齡不相稱的犀利和桀驁。不過，這種桀驁不馴或許正是後來幾十年如一日深研文學，歷史，書法，纂刻的定力的另一面，對於人格的獨立和完整來說，也未嘗不是好事。這樣的人是純粹的，不會把藝術當成“敲門磚”或者“改變命運”的手段。
儘管我難免把《一個人的安順》當成有關抗戰史的史料來讀，也相信這些不太為人所知的當地人的往事，對於深入瞭解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歷史也是會有極大幫助的。但作為作家的戴明賢在後記裡確實著重對虛構和非虛構兩種文體的反思。他覺得，假如把故鄉安順的人物事蹟按慣常的“小說”作法處理，人和事很容易“失去了鮮活的個性，掉進了類型化模式裡，一切都似曾相識”，而按筆記體寫成“散文筆調的文化志；或是文化志性質的散文”，卻似乎更為自然和得心應手。
或許人在年少時經歷不多，往往喜歡靠讀小說來彌補閱歷和擴展想象，而到了一定年齡，閱世既深，所見日廣，看見現實生活中太多讓人瞠目結舌的活劇，可能會越來越覺得，與其虛構小說，不如以類似小說的文筆來記錄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真實故事。真人真事之奇譎，生動和豐滿，未必遜於小說，而寫人物又不必落入固定的類型化程式—對此。 戴明賢引了高爾基的話說：“小說裡的人總不如生活中的人有趣的。”這一點，我在最近讀作家閻連科的回憶散文集《我與父輩》的時候也深有同感。
《戴明賢集》
戴明賢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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