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最后的山长:王先谦的人生充满了矛盾

岳麓书院最后的山长:王先谦的人生充满了矛盾

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自北宋以来,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辍,鸿儒博学往来讲学,精英学子多出其间。特别是近代以降,每到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来自岳麓书院的湖南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陶澍、彭浚、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蓉、郭嵩焘、唐才常、熊希龄、杨昌济、范源濂……这一连串伫立时代潮头的风云人物,是岳麓书院门前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联最好的证明。

然而,清末戊戌变法时期,岳麓书院却过于保守,表现欠佳。岳麓书院当时的山长(院长)王先谦,一开始是湖南维新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后来却走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充当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使得岳麓书院一度成为了湖南守旧势力的大本营。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卸任后回湖南定居,先后担任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主持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王先谦一生著作等身,是岳麓书院53届山长中著述最为宏富的山长,特别是对汉书、荀子的研究学术成就巨大。因而他在湖南士绅中威望甚高,被誉为“湘绅领袖”、“学界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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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学政衙署遗址王先谦铜像

王先谦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末社会变革攻坚时期。戊戌变法之前,清朝已经历了30多年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清朝“自强”、“中兴”的梦想。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只学习西方技术,不改变政治经济制度,无法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因此,1895年以后,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推动下,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1895年9月,具有革新意识的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后,率先在湖南推行新政,倡导变法革新。

对于维新运动,王先谦一开始是持支持态度的。维新初起,他便改革岳麓书院课程,增开算学等新科目。1896年,作为全国维新运动重要舆论阵地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办后,他一次订阅了六份,发给岳麓书院学生阅读。1897年,湖南筹办时务学堂,王先谦也出力颇多。梁启超来湘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王先谦等士绅还设宴为其接风洗尘。1898年2月,湖南新学团体南学会成立时,王先谦也到会听讲。对于维新派创办的《湘报》,王先谦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此外,王先谦积极参与兴办近代工业,先后入股湖南最早的制造企业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湖南筹办内河轮船、粤汉铁路,亦有王先谦的身影。可以说,王先谦也是湖南维新运动早期的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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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和骆公骎曾存雪亭元韵》诗碑拓本

但是,到了1898年5月,王先谦突然翻脸,成为了维新运动的反对者。他主持的岳麓书院,甚至与维新派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发生了激烈冲突。1898年5月,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人致信山长王先谦,批判维新派倡导的民权平等学说,请求王先谦牵头进行反击。王先谦于是联络湖南守旧绅士叶德辉等十人,于1898年7月10日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声言维护“三纲五常”千年传统,攻击维新派倡导的民权平等学说是妖言惑众、伤风败俗,要求陈宝箴严厉整顿湖南时务学堂,开除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等主张新学之人。接着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关闭《湘报》。还串联省城另外两所书院的山长及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拟定《湘省学约》,对抗新思想传播。

关于王先谦翻脸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是南学会筹组和成立后的历次讲演,都未邀请王先谦等知名绅士参加,令他们产生失落感,因而心生怨恨。还有研究者认为是王先谦与维新派在学风、学理上存在严重分歧所致。维新派多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而这两部书均非严密的学术著作,使得严谨治学的王先谦认为他们存在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这些分析当然有其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王先谦迈不过自己心中那道坎。王先谦心中那道坎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三纲五常。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传统文人,王先谦视三纲五常为不可逾越的规范。而维新派所倡导的民权平等学说,从根本上颠覆了纲常理论,这就令王先谦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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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绅王先谦

由于遭到以王先谦为首的顽固派激烈反对,先前充满生气的湖南维新运动,很快偃旗息鼓。1898年9月21日,随着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人士或被杀或逃亡或被革职,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先谦的得意门生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作为旧体制的坚定维护者,王先谦还协助满清政府杀害革命者。1900年7月,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的原湖南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回国后组织自立会谋划武装起义,事泄在汉口被捕就义。唐才常被捕后,王先谦等顽固派绅士曾向湖南巡抚俞廉三告密,在湖南搜捕杀害自立会人士百余人。所以许多人将王先谦纳入了“劣绅”行列。因王先谦与另一位顽固派绅士叶德辉都是麻脸,故人称“劣绅二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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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书札

逆时代潮流而行的顽固派,注定会被时代潮流淹没。1901年,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始,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改革内容重新得以推行,而且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后来甚至连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都废除了。1903年,岳麓书院与湖南省城大学堂(原湖南时务学堂,1899年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合并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即今湖南大学前身。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倍感失落,时常哀叹“人心不靖”,为“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感到无奈。

王先谦晚年卷入长沙抢米风潮,是其人生中的又一个污点。1910年湖南闹饥荒,长沙米价飞涨,王先谦等劣绅极力反对义粜,又趁机囤货居奇,导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事后,王先谦受到了满清朝廷降职处分。

1911年,满清政权在辛亥革命浪潮中灰飞烟灭,王先谦隐名改姓避居乡下,直到三年后才回到长沙。1917年,王先谦病死家中,据说临死前仍在为满清王朝的覆灭深感痛惜。王先谦的人生实际上充满了矛盾。他中年便辞去了官职,回湖南后却喜欢干预地方事务。他不反对兴办洋务,却极力排斥西方学说。他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后来却成了顽固派首领。作为晚清大儒,他同时又是囤货居奇的奸商。最可悲的是,他恪守传统的纲常理论,维护的却是满族人的政权。(文/谢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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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像传》中的王先谦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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