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交子，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最初的交子實際上是一種存款憑證。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為不便攜帶鉅款的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紙捲上，再交還存款人，並收取一定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覆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
交子發行以三年為一屆，屆滿以新交子收回舊交子。每屆發行控制在125萬餘緡（貫），以鐵錢為鈔本，幣值較穩定，對經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紙幣的分界發行慢慢成為了“通貨膨脹”的障眼法，因為每界發行新紙幣，往往規定新幣值舊鈔一比幾，比如元符年間(1098~1100年)換髮時，新交子一緡要換回舊交子五緡，即新舊比價1∶5。）
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年)，由於對西北用兵造成財政緊張，益州交子務在陝西發行交子六十萬貫，以支付糧草費，無鈔本。從此開啟了無鈔本（沒有準備金）交子發行的時代。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8年），為了減少成本，規定兩屆交子可以同時使用，實際流通量增大，交子開始貶值。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7年)，因對付西夏，增加發行額達到188萬貫，由於兩屆發行，實際數目加倍，致使交子大幅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宋史·食貨志》載，“界率贈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用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
到宋徽宗在位時，政府更是濫發交子，致使交子信用大幅下降，為了挽回政府紙幣信用，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隨改交子名為錢引，大觀元年(1107年)把交子務改為錢引務。但是換湯不換藥，財政政策並沒有隨著紙幣名字的變更而改變，河、湟的軍費全部依靠超發紙幣來解決。史載“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也就是說發行量由一百二十萬緡增加到二千六百五十五萬緡，由於兩屆發行，其數相當於神宗以前的42倍，一般貶值四分之三，有些地區甚至貶值高達90%。而且沒有準備金，“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可見，價值一千錢的緡只能當錢十多個錢，物價飛漲，民怨沸騰，紙幣貶值非常嚴重。最終，北宋政權在內外交困中走向了滅亡。
南宋建立之後，由於商業的需要，一種類似於匯票、支票之類的票據開始流通起來，這便是南宋最主要的紙幣會子的雛形——便錢會子。會子起源於臨安，紹興五年(1135年)下詔禁止寄付兌便錢會子出城，因受到反對，次日取消。大約在高宗紹興二十年(1150)前後，發展成兼有流通職能的銅錢兌換券，開始具有信用貨幣的特性。
紹興三十年(1160年)南宋政府下令，仿照四川發行錢引的辦法發行由政府官辦、戶部發行的貨幣，將會子官辦，"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正式成立行在會子務，發行會子，分一貫、二貫、三貫，在東南各路流通，又稱"東南會子"。由戶部侍郎錢端禮主持該事，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臨安，"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洪适在《戶部乞免發見錢札子》中說:"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於墉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
雖然會子發行之初，對發行額控制很嚴。但是好景不長，在宋孝宗（1163年）即位之後，財政政策就開始有所放鬆，時值宋金戰爭期間，金海陵王完顏亮率領大軍南下，鈔票不斷印製，不數年發生貶值現象。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會。到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十四日為止，共發行一千五百六十幾萬道(貫)。雖然，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下詔出內庫銀二百萬兩以500萬新會收換舊會，收舊會子焚棄。隔年又定三年為一界，每界以一千萬貫為限。但從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開始實施兩屆並行。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更是實施三屆並行，世面流通量大幅上漲。
寧宗開禧年間，政府大量發行紙幣作為軍費，發行額扶搖直上。開禧三年(1207)，南宋發行會子的金額平均相當於其賦稅收入金額的82%。嘉定二年(1209年)，會子的流通額度是一億一千五六百萬貫，已經高達乾道四年的11倍。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增印五百萬道作抗金軍費。理宗紹定五年（1232年）發行量兩萬兩千九百萬貫，紹定六年發行量為三萬兩千萬貫，嘉熙四年（1240年）發行量為5萬萬貫，淳祜六年（1246年）發行量為六萬五千萬貫。與之相對應的是，會子的幣值大幅縮水：乾道四年（1168年）一貫合銅錢770文，到了成淳三、四年（1267-1268年），一貫僅合75文，已跌到不足十分之一。《可齋續稿》載“市井視之，糞土不如。朝廷寶貨，自輕太甚。”“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通貨膨脹呈現惡性化，紙幣貶值，物價急劇飛漲，貨幣制度紊亂，最終將導致經濟崩潰。這也成為了南宋政權滅亡的原因之一。
金朝海陵王貞元二年 (1154年) 遷都燕京後，以國內銅少，仿北宋交子，發行交鈔。以七年為一屆，屆滿兌現或者換新鈔。金章宗即位（1189年），取消交鈔年限，成為長期流通紙幣，金朝市場開始出現通貨膨脹。明昌四年（1193年），官俸全發交鈔，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政府用種種方法限制銅幣，強使紙幣流通，結果銅幣被紙幣排斥，退出流通領域而貯藏起來。金朝最後二十年，經濟凋敝，軍費開支浩大，各種紙幣輪番登場，通貨膨脹更為嚴重。
交鈔發行時最高面額為10貫，貞祜二年（1214年）發行20貫至100貫大鈔，不久又發行200貫、1000貫大鈔。結果每貫交鈔值不到一文錢，民間交易多用現錢。貞祜三年，改交鈔為“貞元寶券”，由於軍費開支浩大，鈔值猛跌，惡性的通貨膨脹使百姓"怨嗟，聚語於市"。政府為了穩定幣值，實行限價，致使發生商人罷市的情況。貞元五年，發行“貞祜通寶”，一貫當“貞祜通寶券”1000貫，政府公認幣值下跌至千分之一。後屢發新鈔換舊鈔以穩定幣值。由於政府公信力下降，民間多以銀論價。政府於是規定買賣銀在三兩以下只許用鈔、不準用銀；三兩以上三分之一用銀，其餘必須用鈔。此令一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金後期，“以萬貫唯易一餅”，經濟走向崩潰，沒多久，金也被元滅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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