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解放互聯網公益生產力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希望工程創始人

此議題關乎信息化社會公益組織的生存權、發展權。提請吃公益飯的同行花10分鐘讀讀。希望引起討論,也歡迎拍磚。但如果無動於衷,乃至麻木不仁[1],建議離開這個行業另謀高就為好。

——徐永光

1998年,全球“信息社會指標體系”(IDC)對55個國家的信息化水平和能力進行了評估,結論為:中國綜合排名第49位,排中國後面的主要是幾個非洲國家。不久前,在浙江烏鎮召開的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布了《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18》,結論為:全球互聯網發展排名,美國第一、中國第二。20年間,中國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可謂一飛沖天。

2018年12月17日,由騰訊基金會、陳一丹基金會和南都基金會聯合發起的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在京舉行組委會成立大會,討論共建互聯網公益行業規則。騰訊基金會發起人兼榮譽理事長陳一丹表示,透明、理性的公益生態需要科技創新能力的幫助;共生與共創是互聯網公益生態建設的努力方向。所言極是。

▌不公益,無互聯網

1993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與國家外專局國際人才交流協會合作,啟動了海外學人回國創業的“展望計劃”,第一個來訪的“華人青年計算機科學家代表團”是在美國利用互聯網組團成功的。代表團給當時的電子工業部張今強副部長寫了一份報告,建議中國儘快引進互聯網,藉助信息技術革命的機遇尋求後發優勢。1995年,互聯網在中國落地,我把青基會辦的《中國青年科技》改刊為互聯網門戶雜誌,並舉辦了“互聯網與中國青年國際研討會”。1996年,中國青基會暨希望工程官網上線。1998年至2000年,在國務院信息辦指導下,中國青基會連續組織了三屆“中國互聯網大賽”,我任大賽組委會主任。

2000年4月26日在搜狐公司,我與搜狐公司首席執行官張朝陽作了一番關於互聯網與公益的對話。我說:“互聯網和公益事業有一種天然親和力。信息產品與傳統商品最大的不同點是它可以讓億萬人共享,因為它的這種公共性,使得它與公益事業有著天然的聯繫。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是:現在的互聯網公司好像就是在做公益事業。從新聞到教育、科技、文化、娛樂、通訊,還有網上虛擬社區的交流,都是免費的,感覺好像是公益機構在做網站......說搜狐是公益網站也不為過”(原載《徐永光說希望工程》)。

互聯網是用海量投資燒錢做公益,把自己燒大的。這裡所謂“公益”,是套路,而非本質;是手段,而非目的。不公益,無互聯網;誰的公益模式持久,誰就贏者通吃。恰似多級火箭,奮勇燒錢,前仆後繼,“剩”者為王,一將成名萬骨枯。互聯網發展,外表看起來很美,內裡很慘烈,這是市場邏輯,公平合理。

阿里巴巴因開放共享的互聯網商業平臺模式,在2000年獲得了第三屆中國互聯網大賽優秀電子商務網站獎;阿里的淘寶商城從免費開始,給數百萬人帶來創業、就業機會。今天,單單3200多個淘寶村,年銷售額就超過2200億元,帶動就業人數超過180萬,其背後是脫貧致富。“馬雲最公益,故馬雲最賺錢”。再說騰訊給與大眾的福利,利用微信平臺,2分鐘就能免費開通微店。到2016年,微店註冊用戶已超3000萬。只需一部智能手機,退休老人可以老有所為,殘疾人在家動動手指頭就能自食其力了。如今,成千上萬知識青年成為返鄉創客,藉助互聯網電商平臺,讓鄉村與城市互通有無。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動能。

互聯網借公益起航,乘風破浪,發展壯大,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奇特景象。曾幾何時,一位自稱中本聰的神秘人創造了虛擬貨幣比特幣,搞出了據稱代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區塊鏈。區塊鏈本質上是一種分佈式、去中心化、幾乎不可更改的數據庫記賬技術。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將杜絕造假,包括製假貨、做假賬乃至說假話(區塊鏈記錄下誰說了假話,就像“永不消逝的電波”一樣在宇宙中抹之不去,與人類共存亡)。

社會信用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商品”,未來,信用社會的構建將不是靠律法強制和人的“道德”“覺悟”提高,而是靠技術來實現。IT革命論日本第一人野口悠紀雄在《區塊鏈革命:分佈式自律型社會出現》中預言:區塊鏈技術為實現扁平化社會提供了可能性,基於區塊鏈技術的DAO(去管理者企業組織)將成為未來社會主角。

相比之互聯網把公益融於商業的無心插柳,區塊鏈則直接舉起公益大旗或與公益組織結成聯盟,披掛上陣,攻城略地。公益公信力不高是社會痛點,如何讓公益資金的流向保持自律互律,公開透明,不做假賬,在公眾監督中一目瞭然,是區塊鏈應用的最佳場域,也是成本最低的技術開發測試場。有鑑於此,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公司、數字交易平臺、資金結算平臺、互助保險平臺、眾籌平臺,區塊鏈公司藉助公益籌款、公益資源配製流動或個人求助募款來做區塊鏈技術開發的模擬,同時作為構建公益信用體系的“賣點”。無論是騰訊99公益日、騰訊“公益尋人鏈”、螞蟻金服“讓聽障兒童重獲新聲”項目、螞蟻森林、阿里公益寶貝、百度滇西北支教老師經費補貼上鍊項目、京東-美麗中國區塊鏈物資公益,還是眾託幫、輕鬆籌、水滴籌的大病互助項目,都在做區塊鏈與公益結合嘗試。數千優秀公益項目通過騰訊99公益日籌募捐款,3.5億螞蟻森林參與者在內蒙庫布其沙漠“種樹”,都為區塊鏈測試提供了上佳場景。當然,

這是商業和公益的雙贏之舉,也是把公益植入公眾日常生活的社會創新。

加入區塊鏈聯盟鏈的公益機構有中國紅基會、中國婦基會、中國醫藥衛生基金會、中國華僑基金會、中華兒慈會、愛佑基金會、北京微愛公益、北京博能、北京企業家環保基金會、上海真愛夢想、貴州扶貧基金會等。還有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發起的關愛鏈慈善項目,旨在為優質公益組織提供展示自己信用水平的平臺,提升公益行業的信息透明程度,幫助所有健康的公益組織發展壯大。

2018年10月25日,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主辦的“世界投資論壇”在總部瑞士日內瓦舉行。幣安CEO趙長鵬在會上發佈全球首個保證捐款100%透明化的慈善平臺。在剛剛結束的馬耳他區塊鏈峰會中,幣安區塊鏈慈善基金會負責人海宇向3500多名與會者分享了區塊鏈技術如何幫助全球範圍內金字塔底部人群改善生活條件、推動全球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願景。

據鏈塔智庫《2018區塊鏈公益事業研究報告》的不完全統計:在全球區塊鏈公益項目中,中國佔比達到75%。大多數為傳統公益項目或平臺在區塊鏈技術支持下提升運營效率,少數為區塊鏈創業公司研發。

科技革命正給世界帶來萬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我們驚歎科技創新、商業創新的偉力時,還驚奇發現公益為這場創新變革提供的價值——沒有公益鋪路、探路、試水,圈粉,就沒有互聯網的神速發展;同樣,公益也正在成為區塊鏈技術發展的試驗田。

▌誰是互聯網公益主體

互聯網從借力公益到網羅天下,到今天直接光顧公益,一切悄然發生,順理成章。利用互聯網平臺的流量、資源整合力、傳播力加上金融支付手段,騰訊99公益日,阿里公益寶貝正在引領公益項目設計、效率提升和公眾參與的價值導向;微博發動的“冰桶挑戰”被定義為互聯網公益2.0;百度利用AI刷臉技術,幫助“寶貝回家”機構找回失蹤兒童;以及京東“讓愛陪伴成長-閒置玩具捐贈項目”,都是互聯網商業機構主動出擊的公益模式。京東玩具項目,14851名快遞哥從捐贈家庭收到40萬件玩具,在清洗消毒後,通過2206個物流配送站,送到亟需玩具的貧困兒童手裡,僅用了10天時間。即便把全國的兒童慈善組織都動員起來做同樣一件事,都不可能完成。

“商業走公益的路,讓公益無路可走”,三一基金會李勁這句話頗具“殺傷力”,但不盡然。慈善組織藉助信息化機會,利用互聯網募捐,本來就是自己的專利。我在20年前就預言:“在線捐款的選擇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將使那些影響大、信譽好的非營利機構更加迅速地壯大起來”(原載《徐永光說希望工程》)。2000年,希望工程官網就開始在線募捐,用的是馬蔚華任行長的招商銀行剛剛上線的“一網通”——這是當時國內首款互聯網金融工具。據當年網站開發者、現在主持基金會中心網營運的程剛回憶,開通網絡募捐半年內,在線捐款人數即超過4500人,捐款總額達到200多萬人民幣。

2008年汶川地震,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是互聯網募捐的大贏家,從網上接受捐款超10萬筆,捐款總額400多萬,平均每筆捐款40元。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發生,壹基金會對接騰訊樂捐、新浪微公益、支付寶,易寶公益等平臺,引爆互聯網募捐。截至23日下午4時19分,僅由壹基金和支付寶公益平臺聯合推出的為雅安地震災區捐款活動已有368531人參與,募得善款2250萬餘元。這次地震募捐,壹基金共募集捐款超過4億人民幣。

往後退100年看慈善募捐手段的發展,慈善募捐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口口相傳,到敲門、發信募捐,到藉助大眾傳媒——廣播、電視、報紙的廣告募捐,到發電子郵件,到互聯網募捐,工具不斷更新,手段日益便捷,效率飛速提高。互聯網公益則經歷了從web1.0(通過機構官網或門戶網站,以很低的成本向公眾廣播公益信息)到web2.0(傳播+募捐,在線募捐為所有慈善機構插上飛向世界的翅膀),到了web3.0(傳播+募捐+公眾參與的泛行動時代)加上數據分析和運用,

互聯網公益3.0可以創造一個人人可參與的生動活潑、公開透明、高質量有效運行的慈善新生態。這是陳一丹所編《中國互聯網公益》一書為我們呈現的互聯網公益的發展形態。

互聯網已經成為人類生活須臾不可缺少的東西,是人與一切組織活動的“水和空氣”。毋庸置疑,互聯網同樣是慈善事業騰飛的翅膀。每一個慈善組織都是互聯網公益的主體,擁有自由使用這個工具的權利,同樣可以自主選擇第三方服務機構,進行互聯網公益的合作,開發和創新。

▌《慈善法》有硬傷

2016年頒佈的《慈善法》規定,任何一家慈善機構在自己官網上進行募捐系違法,募捐必須到政府核發牌照的互聯網平臺。早已為慈善組織自主使用的互聯網工具被《慈善法》廢止;用計劃經濟思維,對慈善組織信息化權利進行行政管控,是該法的硬傷。這個看法不是今天才說的,而是在《慈善法》(草案)公開討論時就曾大聲疾呼:這是倒退!

在中國,慈善組織信息化水平本來就低,60%以上的基金會沒有網站。《慈善法》讓慈善組織的信息化能力進一步倒退。豪不誇張地講,今天90%以上慈善組織的信息化水平不如咱小區樓底下賣醬油醋的小賣部;與電商比,更相去十萬八千里。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規模為28.66萬億元,互聯網公益與商業交易雖有不可比性,但從目標人群看,無大差別;從發展歷史看,起步不晚;從募捐模式看,也有可圈可點的成功案例。對互聯網捐款行政管控的結果是:2017年,民政部指定的首批12家互聯網募捐平臺,合計籌款只有25.8億元人民幣(其中騰訊平臺達16.25億,超過其餘11家平臺全年募款總和)。2017年度全國款物捐贈共計1499.86億元,互聯網募捐僅為總量的1.7%。相信慈善組織通過互聯網獲得的捐款比這個數字要大,但很危險,凡大於這個數字的部分,即屬“違法所得”。

更可怕的是,《慈善法》讓慈善組織的大數據“歸零”。拿到政府牌照的慈善募捐平臺大部分是公司,這些公司為慈善募捐付出了很大努力,做出了傑出貢獻,從技術支持、流量投入到現金配捐,背後的成本難以計數。當然,在付出的同時,平臺也佔有了捐贈大數據資源,說得嚴重點,是壟斷了捐贈大數據。“大數據就是財富,是富油礦”。《經濟學人》報道,“中國將是大數據的沙特阿拉伯”。

捐贈大數據對於慈善組織來說,是資金可持續發展的本錢。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籍華人林晉武創立的世界兒童基金會就發明了“數據庫籌款”模式,旨在讓基金會與捐款人建立密切的聯繫,維護好捐款人的關係,使捐款和項目得以持之以恆。“籌人比籌款更重要,捐贈大數據比捐款更值錢”,這是全球公益籌款界的共識。《慈善法》的計劃經濟思維和管控,讓慈善組織捐款大數據幾乎一無所獲,即便在籌款平臺上拿到捐款不少的基金會,也不知道捐款人為誰。中國慈善組織連生存發展的本錢都沒有了,何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能力?

《慈善法》還窒息了互聯網公益的創新。移動互聯網、AI、新媒體傳播日新月異,新媒體整合營銷、H5、頭條、趣頭條、抖音......,推陳出新、令人目不暇接的這些名堂,已成為社交和商業的活躍工具,一條信息、一個小程序製作都可能瞬間引爆億萬部手機。社會企業“老爸評測”創始人魏文峰給我看了他的一個抖音視頻,說,上線不到一個月,點擊超過500萬。這些創新技術和傳播工具都可以為公益所用,成為慈善組織即時的、無所不在地連接億萬公眾的紐帶;成為公開透明,重建信任的渠道。

互聯網公益,如同滲透於社會的毛細血管,讓優秀的公益組織源源不斷地獲得公眾的捐款和支持,補充新鮮血液。互聯網公益是慈善組織的生命系統,殘酷的現實是,任何一家公益組織和沒有領到平臺“牌照”的互聯網、新媒體傳播機構或技術開發第三方,欲藉助科技創新的機會,推出“互聯網公益傳播+籌款+參與”的創新模式,面對的是一張未經行政許可的“生死牌”,誰敢冒死而為?逆信息化生存、去市場化發展的中國公益行業,創新已死,前途安在?

▌重建互聯網公益新生態

前文所謂“不公益,無互聯網”,系網絡語言表達,嚴格表述是“互聯網不借助公益模式成不了事”。如果說“不募捐,無公益”,則無可挑剔。美國有160萬家非營利組織,全部有公開募捐資格,說明募捐是公益題中應有之意。在中國,先是嚴格限制了公益組織的公募權,在80萬家社會組織中領有公募權的不到1%;還好,公募基金會可以與草根組織分享公募權,雖說繞彎道增加了籌款和管理成本,終歸草根組織募捐還有路可走。到了互聯網公益,麻煩就大了,百分之百的慈善組織都不得“擅自”募捐,都要“圈”到政府規定的地方去玩。對於這種玩法,有一千個理由說不好,說不出一個好的理由。首先是權利問題。在互聯網公益生態系統中,慈善組織居然沒有自主使用互聯網工具的權利。這個權利很簡單,如同百年前一個慈善組織用走路的方式跨越空間到另一個地方募捐的“走路權”。

我在互聯網公益峰會上講了一個觀點:理性公益的科技運用和專業化要求,導致公益的專業門檻越來越高,技術手段越來越強,也決定了公益組織不借助第三方服務將寸步難行。哪怕是大型基金會、慈善機構都不可能自己來實現所有專業人員配置和服務,需要藉助第三方服務市場。

國際上的互聯網慈善募捐第三方服務模式可供我們借鑑。英國有10多家慈善募捐網站,其中一家名為Just Giving的,註冊用戶超過了2200萬人,遍佈160多個國家,共籌款45億美元,幫助了全世界25788個慈善項目。網站向募款設立人收取捐款的5%費用作為運營成本。這比英國慈善組織的籌款成本通常在10%左右低了許多。英國對於利用互聯網發起的網絡募捐活動,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對於網絡募捐平臺的主體資格也沒有任何限制。但網絡慈善機構一直用各種數據告訴公眾,把錢捐給它們,是可以放心的。就監督而言,目前英國有三個非政府機構,分別是募捐標準委員會——職能是監測並評判公眾投訴,同時協同慈善部門提高募捐行為標準;募捐協會——這是由職業募捐人組成的協會,主要是編寫並出版募捐行為準則,同時對募捐標準委員會作出的評判進行評估;以及公開募捐監管協會——主要是對公共場所募捐進行監管。這些組織的存在,保證了英國網絡慈善行為的健康有序運作。

開放互聯網募捐,並支持募捐平臺適度向公益組織收取管理費,是通過市場競爭產生慈善募捐專屬平臺的前提。為慈善組織提供專業定製的傳播和募捐服務產品及其技術支持,有非常強勁的市場需求,可望為互聯網公益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帶來巨大機會,成為一個新興市場。在未來,公眾參與互聯網捐贈的人數和流量,不會遜於電商。細分市場,定製服務,從來就是互聯網創新發展的動力。過去,騰訊、新浪、搜狐、網易都有視頻頻道,還會出現優酷、土豆、愛奇藝等眾多視頻網站;同理,有了騰訊和阿里系的募捐平臺,未來出現專屬的互聯網募捐平臺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支付手段是互聯網公益的重要基礎設施,移動支付的便捷性使得中國互聯網公益發展獨具優勢。據Forrester Research的數據,2016美國的移動支付市場規模為1120億美元,中國為9萬億美元,約為美國的90倍。2017年中國移動支付交易規模已經超過200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一。我們有這麼優越的互聯網金融支付手段,反觀互聯網捐款之少,彷彿在高速公路上難覓車影,很不協調,何其浪費!

開放慈善組織互聯網募捐之後,出現一些問題、乃至於出一點亂子,在所難免。

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是社會監督,公眾選擇,讓捐款人自主決定,用腳投票;有亂就有淘汰,淘汰機制可以自然淨化慈善部門,讓優秀公益組織和好公益項目有機會做大。互聯網公益的第三方服務機構、募捐平臺同樣需要在市場競爭中發展,平臺的選擇權要掌握在公益組織和公眾手中。互聯網公益市場全面繁榮之時,也是第三方服務供求兩旺之際,反之亦然。政府的責任是加強對平臺的監管而非用計劃經濟思維和行政化管控,更不應制造壟斷。事實上,政府管的越多,責任越大,風險更甚,除了管死,別無選擇。

慈善行業自律機制的建立,能讓慈善組織自清門戶,省去政府很多煩惱。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就提出了“完善民間組織自律機制”的目標。趕在規劃最後一年,35家基金會聯合發起了基金會中心網,這是民間自覺響應國家規劃要求,以獨立、中立、第三方模式探索基金會公開、透明、自律之路。經過8年努力,基金會中心網在基金會信息披露的覆蓋度、實用度方面,除了美國基金會中心,在全球無出其右者。去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利用中心數據庫,完成了“慈善與可持續發展(SDG)——中國行動”,並在日內瓦與基金會中心網聯合發佈。UNDP認為,中國是國際上首次通過大數據研究發佈慈善與可持續發展(SDG)的國家,與中國基金會中心網的這一創新性合作模式也為UNDP在其他國家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範例。

《慈善法》要求:“慈善行業組織應當建立健全行業規範,加強行業自律”。今天,正可以藉助互聯網公益峰會倡導的理念,聯合各方力量,先把“互聯網公益自律機制”建立起來;同時建議人大就互聯網公益募捐修法或釋法,把互聯網使用權還給慈善組織。相信市場力量,相信民間自律,解放互聯網公益生產力,實乃中國慈善事業突破困境的底線選擇。

注[1]:出自明·薛己《醫案·總論》:一日皮死麻木不仁,二日肉死針刺不痛。腦卒中的最初表現是四肢麻木,因腦血管阻塞導致血流不暢所致。及時疏通血管還是有救的,繼續麻木下去就“肉死不痛”、無可救藥了。以此比喻互聯網公益,雖說牽強,恰有神似。

徐永光:解放互聯網公益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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