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德林社
（八）
1988年1月，西伯利亚刺骨的风刮进北京城。联想总经理柳传志坐在办公室，裹了裹棉衣，窗外满大街都是拉着煤球的三轮车。柳传志哈了一口气，拨通香港商人吕谭平的电话，吕谭平正走在九龙街头，柳传志扯着嗓子说：“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九龙街头人来人往，吕谭平捂住另外一只耳朵，听明白柳传志的意思。
吕谭平的香港导远电脑有限公司拥有国际少年宫销售渠道，早在3年前就开始跟联想做代理生意。背靠中科院的联想跟IBM割袍断义之后，柳传志就在琢磨，在香港成立一家可以为联想进口所有业务，同时也是一个中间代理商的公司，利益调节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给吕谭平电话之前，柳传志跟中国（香港）技术转让公司谈好了合作，在柳传志看来，这家公司有背景，能大量贷款。吕谭平爽快地答应跟柳传志合作，因为中国（香港）技术转让公司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三家公司各出30万港币，联想香港当年营收1.2亿港币。
柳传志在香港跟吕谭平琢磨合伙时，《经济日报》驻联合国记者和铭在华尔街找到两位中国人，一位是凡尔霖的下属王波明，一位是被尼克松写信留下的高西庆。和铭跟两位中国留学生在华尔街侃侃而谈。高西庆咬着牙：“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不回去，回去工作贡献更大。”刚被美国总统里根表扬了的王波明撇着嘴：“在华尔街赚钱是多，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心里特别不舒服，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
应该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两人有一个想法，回国先写一本书，介绍一下国外的股票市场，系统地搞个股票市场的设计方案，搞个股票交易所出来。《经济日报》的报道出来之后，《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到后，立即摸到华尔街，想见识见识潜伏在华尔街的两个野心勃勃的中国人。在《纽约时报》记者面前，王波明跟高西庆踌躇满志，一提到从华尔街返归国门简直是雄心万丈。两人在美国记者面前毫不掩饰他们正在谋划一个伟大构想，正在起草报告，准备游说北京高层建立股票交易所。当时有一位叫李青原的女同学，从北大荒出来，在联合国工作三年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吴大琨跟李青原说：“你读博士，一定要帮助国家解决一些大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什么道路，就要到美国去研究。”李青原到美国遇到了王波明他们，加入王波明他们的队伍之后，整日里撰写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罗杰.库巴里奇是王波明在纽交所的顶头上司，发现王波明整天都跟一帮中国留美学生、商人打得火热，已经跟一个叫高西庆的中国律师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侃侃而谈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王波明跟高西庆回国之前，高西庆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务代表的电话，希望能组织人讲讲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的问题。高西庆拉上王波明等人赶到总领事馆，发现除了总领事馆的官员，中国驻美国的窗口公司一把手都坐在下面，高西庆讲完黑色星期一后，总领事馆商务处的人将高西庆拉到一旁说：“这次汇报不是总领事馆要听，是中央要听。”王波明觉得这个时候回国正当其时，两人回国之前的一次欢送会上，国内一个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到了美国，参加了欢送会，
这个叫王岐山的总经理告诉王波明，中国改革正在不断深入。王波明一行跟王岐山秉烛夜谈，王波明悄悄地告诉王岐山，《建议书》在田纪云副总理访美的时候，已经递上去了，就是想在国内高股票市场。跟王岐山一同参加欢送会的还有赵紫阳接见过的“四君子”之一的黄江南。随着跟国内赴美精英接触越多，王波明回国之心越切，库巴里奇意识到王波明已经身在曹营心在汉，拍着王波明的肩膀说：“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不可替代。”王波明、高西庆两人为了断掉后路，拒绝了美国绿卡，专门在美联储大楼下进行一个约定，两人约定五年之内搞成交易所大事，如果搞不成的话，两人各奔东西，高西庆在北京东边修自行车，王波明在北京西边卖包子。
王波明跟高西庆一回到北京，立即变成了没单位、没工作的小老百姓。王波明跟中南海门口的警卫说：“咱学国际金融的，在纽交所干过，想在中国也搞个交易所，让咱进去跟领导汇报汇报。”坐飞机还要工作证加单位介绍信的年代，中南海门口的警卫自然不会放王波明进去。王波明不信邪，问：“咋不行呢？那咱告诉你，咱爹是谁。”王波明的爹叫王炳南，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协助周恩来筹组外交部，1955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事，兼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1964年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的官不小，可是跟股票没关系，王波明回国当年12月，王老爷子就驾鹤西去了。
北京西城区虎坊桥的一家猪肚馆子里，王岐山跟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在一张条桌上嚼猪肚。两人都是北方人，喜欢猪肚，每次工作午餐会时，都喜欢到这家馆子点一盘猪肚，一边咀嚼一边谈工作。两人谈到王波明他们想回国搞证券市场，王岐山提议多找几个人聊聊。张晓彬很快就将在对外经贸部挂职部长助理的周小川、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等人拉过来。当时的中创公司是一家经过中央高层同意的国家风险投资公司，张晓彬去美国考察的过程中，经王波明、高西庆不断游说，跟王岐山、周小川他们一讨论起证券市场就激情澎湃。
曾经争论姓资姓社的北方，随着一帮留美才俊的归国，他们正朝姓资的汪洋大海跨出更大一步。此时两位老员工到办公室跟王石摊牌：“公司股份化改革后就不是终身制了，我们突然失去靠山，要是被公司开除了，不得上街要饭？”两位质问王石，突然冒出来的三位“公公”鼓唇弄舌，安的什么心？王石看着两位愤怒的脸，语重心长地说：“三位秀才是清华大学等高校招来的高材生，他们筹划股份化改革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尽管沈阳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打碎铁饭碗，可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当时国营企业在很多人心中还是铁饭碗的保障，搞股份化设董事会，给公司增加一个婆婆。在老员工座谈会上，跟随王石打天下的老员工毫不客气地说：“股份化之前，先把房子分给我们，把赚的钱分光，之后你怎么做都行。”
三位秀才聚集到王石身边的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了一份红头文件，宣布深圳赛格集团为首的6家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一直在深圳特发集团这个如来佛掌心扑腾的王石，觉得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能让自己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三位秀才很快拿出了股份制改造方案，主管体制改革的深圳市副市长朱悦宁，曾经是国家经委研究室的笔杆子，看着王石拿出的方案不说话。王石先开口：“法律上看，公司持有国营牌照，可资产都是我跟员工赤手空拳做起来的，五五分成如何？”朱悦宁皱着眉头：“五五不行吧，四六。”王石一听有戏，试探着问：“你四我六？”朱悦宁摇了摇头：“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王石心里想，别说四六，二八，甚至一九都干，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王石激动地一拍桌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朱悦宁承诺第二天政府办公厅就发股改批文。第二天上午，王石坐在办公室等市政府办公厅的红头文件，望眼欲穿等来一个电话，说特发一拨人在市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撤回股份制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干涉企业内部正常管理。王石找朱悦宁，朱悦宁胃病发作进了医院，股份制改造文件暂停下发。王石只有硬着头皮找到特发集团新任总经理袁陶仁，电子部南下的袁陶仁是典型的京官放任地方诸侯。见到心急火燎的王石，袁陶仁面无表情地说：“你王石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王石之前结识了深圳政府领导的秘书们，已无退路的王石决定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走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
铤而走险的王石直接向同样来自北京的市委书记李灏告状。在王石的回忆录《道路与梦想》里记录，李灏的办公室非常小，里面就一张桌子，桌子后面一把椅子，前面两个凳子，市委书记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笔直，一边练毛笔字，一边听取汇报。王石一边谈一边想：“不论怎样，你也该将毛笔放下听我们讲啊。”王石不言语了，李灏才把毛笔放下，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有系统，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各部委局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有意见，管理就乱套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你们要晓得，袁陶仁那么强硬，北京有关系啊，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秘书联络，但是不要再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万国证券总经理办公室，管金生叼着烟斗，他的策略已经变成了现实。邓小平视察上海期间，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邓小平文革期间远观华尔街的恢弘在脑子里挥之不去，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的极大兴趣。管金生热血沸腾，一夜未眠，奋笔疾书写下了鸿篇万言书，陈情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管金生一拍胸脯，自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农村出身的管金生在万国证券成立的过程之中，坚持要把三瓜两枣的产权弄清楚，万国证券成为中国第一实行股份制的证券公司。管金生野心勃勃，不想让证券公司多个银行婆婆，坚决要跟银行脱离，为了让股东之间相互钳制，要求各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无几。管金生骨子里不想让大股东指挥管理层，想将万国证券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管金生出生于江西农村，小时候一个算命先生说这娃命硬，父母为此将其寄养三年后才抱回家。独柄万国证券大权的管金生决定要给股东们一个超预期的回报，以报答股东们对管理层的绝对信任。1988年3月，财政部发布《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4月21日开始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管金生发现各地国库券价格差异巨大，当个国库券倒爷就能赚钱。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管金生到福州收了200万元国库券。他先租了一辆车，派人直送上海。剩下两大麻袋，一手拎一个去坐飞机。结果，在安检处被拦下，幸好当时的安检不太严，他费尽口舌终于说服工作人员不开袋检查。等回到上海时，两个麻袋已经被撑破。
有一天，有男子敲开了办公室，管金生一看烫着卷发，以为是个搞艺术的，一问跟自己一样是个国库券倒爷。只是这位叫杨怀定的倒爷年初在工厂被公安当成盗窃的怀疑对象，案子侦破后，发现杨怀定是被冤枉的。老杨很生气，老子不干了。自己砸碎铁饭碗的杨怀定跟管金生一样，在报纸上看到了国库券交易的消息。杨怀定拎着麻袋到处倒腾国库券，每次到家和老婆头对着头数钱，10元面值的人民币，哗哗地数到手抽筋，神经高度紧张，到半夜吃4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两个小时。管金生听了杨怀定的经历，两人惺惺相惜，一见如故。有一天，管金生将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张宁办公桌看到的98国库券上市内幕信息告之杨怀定，两人密谋让杨怀定以万国证券授权代表出面收购，两家赚钱分现金。
海宁路1028号，杨怀定拿着万国证券的点钞机，几天内就拿到上海市面上超过50%的98年国库券。市面骤然紧缺的98国库券引起了金管处的注意，张宁带着一队人马突袭万国证券。管金生给张宁来了个瞒天过海，将地下室金库里的国库券全部转移到自己办公室，一直对到天花板。在金库一无所获的张宁悻悻而归。98国库券上市后，价格涨到104,块。报纸上开始以《倒爷盯上国库券》为题，斥责杨怀定、管金生为两只“国库券鼹鼠”。杨怀定胆战心惊，之前上海有个叫赵德荣的国库券倒爷就被公安以投机倒把抓进去过，杨怀定跑到税务、公安主动要求监督，跑到人民银行举着《金融时报》说，开放国债市场首日，人民银行“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人民银行的人冲着杨怀定笑笑，说：“那就应该是合法的。”
杨怀定恐慌之时，国务院派出的28个生产资料价格检查组正在各地调研。无论是莫干山年轻的学者、官员们，还是巴山轮上老沉持重的学术泰斗们，都鼓吹放开价格管制。国库券自由价格交易在上海滩就出现了两只鼹鼠，检查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总写下一个结论：“
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在南京发现，南京1000顿钢材原地不动就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了3倍，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四省83个部门。日本新闻令北京震怒，当时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援助最大国，北京三令五申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不得搞投机倒把，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可当年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倒卖物资的皮包公司多达两万家。国家工商局全员出动抓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95起大案中竟然有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经济日报》怒不可遏，以“官倒祸国论”痛斥：“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那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到四川考察，坚持自由市场的弗里德曼对四川省长肖扬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子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肖扬知道弗里德曼指的老鼠尾巴是价格管制，很是谦逊地向弗里德曼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相互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陪伴弗里德曼的香港教授张五常一撇嘴：“
全部砍掉！”弗里德曼的“鼠尾论”在北京跟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见面时，就意识到中国的价格到了一个生死关口。素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年轻教授周其仁就很失望地说：“价格管制是天下最事与愿违的政策。”弗里德曼在跟赵紫阳见面时，赵紫阳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和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关键的一句话是：“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我们经济活动的控制机制是：国家规范和控制市场，而市场控制经济。”弗里德曼当即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是从上而下的，而市场是从下而上的，二者不能兼容。国家可以控制部分经济，部分市场，想完全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弗里德曼鼓动北京放开价格管制。赵紫阳会见来访者从不超过30分钟，那天跟弗里德曼聊了整整两个小时，允许弗里德曼的合影。会见后，赵紫阳还意味深长地陪弗里德曼走到车道前，目送弗里德曼一行离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抽样调查让北京充满信心，超过75%的民众说，
只要改革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加之弗里德曼的“鼠尾论”，北京决定全面放开物价，进行“价格闯关”。弗里德曼回到美国，读到1988年9月2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百思不得其解，《商业周刊》在文章说：“今天，中国的改革正在失控。为了应对危机，物价改革上个月被冻结。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给中外投资者带来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紧急控制状态，澳大利亚使馆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旨在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地毯式运动。” 价格闯关将中国拖入到通货膨胀的泥潭，老百姓对价格双轨制下发大财的官倒痛恨之极，开始抱怨“改革造成社会不公”。刚到上海任市长不久的朱镕基发现，通货膨胀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上海所有电厂存煤不足两天，数十万家企业奄奄一息，朱镕基不得不做出保证上海煤炭供应的决定。人民银行综合司司长宫著铭想到了朱镕基，当时宫著铭跟王岐山为首的一帮年轻官员为组建证券市场涛涛热血，交易所只有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才能落地。朱镕基1957年因为一句“南斯拉夫工人的自治有一定道理 ”被打成右派，1978年在国家计委右派甄别小组的宫著铭，经手朱镕基平反案，对朱镕基有平反之恩。宫著铭在朱镕基家秉烛夜谈，暗示朱镕基上海要搞金融改革，可上海除了信用社，其余都是中央的，要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交易所，钱就来了。
那一夜，朱镕基频频点头。
宫著铭在上海游说朱镕基期间，深发展发行股票无人问津，法人代表王健内心慌乱，想起弗里德曼从北方南下到深圳时一连串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搞起私有化？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怎么搞股票市场？有没有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合同法？交易法？有没有监察机关？如何公平公正公开交易？” 弗里德曼问的这些东西在中国市场根本不存在，王健蒙了，满头冒汗。当时弗里德曼一看这情形，心中大概也有数了，随即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社会主义搞股份制是一个好的开始，也不容易。但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股票市场就会无章可循，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就收不回了。”
(九)
天津人王健不信邪，难道真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
王健36岁时以公开招考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深发展首任副行长、法人代表，主持具体工作。身上颇具江湖气的王健不信邪，陈请深圳市发政府公文卖股票。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政府大院号召干部认购，自己将多年的积蓄取出来认购，可响应者寥寥。不少单位为了完成发行任务，规定凡认购者每股出钱0.5元，单位补贴0.5元，非党员每人1000股，党员必须认购2000股。深发展发行遇冷令热血沸腾的宫著铭很尴尬，为了彰显决心，宫著铭带头认购了3000股深发展。没想到，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仅有的几只股票一飞冲天，李灏身价百倍，成了最富有的市委书记，那些在政府高压下买入深发展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人。
北京虎坊桥的猪肚馆里，王岐山跟张晓彬一边咀嚼着猪肚，一边琢磨搞一场官方和民间的座谈会，将两股力量汇聚起来一起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瞪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奔走的王波明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康华公司副总经理贾宏生，贾宏生说带王波明去参加一个会。贾宏生的父亲就是被毛泽东称赞为“陕北才子”的贾拓夫，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波明跟着贾拓夫到了万寿宾馆才知道，会议是宫著铭主导，王岐山做东。万寿宾馆是中农信的办公场所，为参会者提供午餐。大家刚一坐下，宫著铭就拿出一张《人民日报》说：“我传达一个指示，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纽交所主席凡尔霖说，中国也可以试验一下股票市场。”
宫著铭一说完，张晓彬拿出一本由中农信和中创公司联合撰写《关于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王波明看到名字吓一跳，建议书跟自己在纽约组织人写的白皮书简直不谋而合啊。坐在旁边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说：“这件事太敏感，太大，不仅我做不了主，人民银行也做不了主，你们尽快形成个文件，这事儿由中央来定。”进不了中南海大门的王波明等的就是这句话。会议决定由人民银行牵头组建证券交易所设计研究小组，除了宫著铭，张晓彬，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人民银行博士生蔡重直、纽交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大刚、中创员工许小胜组成了8人起草小组。
王波明一行在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报告的时候，北京珠市口国美店面，排队交钱的众人很惊奇国美的电脑收款。这是黄光裕的哥哥黄俊钦亲自编写的电脑收款程序，想起当初连中国哪个城市大都要问问哥哥，心中暗想没文化看来是不行的。经过打听，人民大学一分院招收成年人，黄光裕一咬牙，读书去。远在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已经拿下80%的胶卷冲洗市场。野心勃勃的唐万新心里燃起了科学家的梦想，这一年开始研制卫星接收器。项目研发很成功，唐万新正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连人带技术被其他公司挖走。唐万新对科技产品不死心，觉得人造毛有前景。人造毛出来后，唐万新亲自爬到北京销售，在长安街摆放10张桌子，穿着棉大衣烤着煤球的北京人，对唐万新的人造毛没有兴趣。
黄光裕走进大学的1988年秋天，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马云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当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讲学之余，马云发起了西湖边第一个英语角，因为教书育人很敬业，马云获得了优秀青年教师的称号，在杭州翻译界声名鹊起。
那一年的秋天，深圳中学高三班有一位叫马化腾的同学，除了埋头冲刺高考，他跟唐万新一样有一个天文学家的梦想，一门心思想探索宇宙的奥秘，在自己的卧室里摆放着一架天文望远镜，只是他没想到唐万新的人造毛生意失败后，搞了个航空俱乐部也失败了。在英语角、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已经是优秀教师的马云也没有想到，这位高中生在第二年高考中以739分的成绩一举考上了深圳大学，多年以后会跟自己成为互联网领域的绝代双雄。
王波明一行人把写好的白皮书递给张晓彬，张晓彬激动万分，将白皮书通过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层，赵紫阳批示，希望国家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汇报。当时赵紫阳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是副组长。1988年11月9日，王波明同周小川、高西庆、张晓彬三人一同进入中南海，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听取王波明他们的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坐在张劲夫旁边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是周小川的父亲。
张劲夫斜靠在沙发上，说：“今年的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中央决定，花三年时间搞治理整顿，怎么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改革，两个是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个是企业制度，到底该怎么看股份制，以及该不该推广股份制，还有一个就是建立资本市场这件事。”进入中南海热血沸腾，可是王波明在一旁听着，心想领导关心的不是建资本市场，而是该不该建啊，搞交易所那更是八字没有一撇。张劲夫接着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周小川、王波明四人面对30多位高级官员，说是汇报，更像是一场中南海策论考试。周建南询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吕东问公有制跟私有制企业上市有何区别。姚依林问股份制企业与现代企业的关系。王波明、周小川、高西庆、张晓彬一一作答，项怀诚帮着四位年轻人回答了部分专业问题。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鼓动说：“年轻人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高尚全甚至当面直接问成立交易所到底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张劲夫鼓励王波明一行说：“
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姚依林笑着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众人微笑。姚依林的话一出，汇报的四位年轻人内心开始泛起了涟漪。张劲夫接着说：“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我思考了很多年了，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姚依林紧接着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姚依林代表中央高层听汇报，很谨慎地顿了顿，说，“此事现在看来不成熟，但看来又是不得不干，要紧锣密鼓地搞。”
汇报会开到中午12点10分，人民银行金建栋希望由人民银行牵头，姚依林打断他说，“人行负责的事太多了，还是由体改委志文同志牵头。”金建栋仍有异议，但再次被姚依林打断。这时，项怀诚插话说，“非常同意由体改委牵头，这样较公正。” 张劲夫提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姚依林最后拍板：“
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王波明、高西庆两位从美国归来的才俊相视一笑，内心激动不已，真没想到，这样重大、复杂的事，就这样确定了！姚依林的拍板相当于拿到了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尚方宝剑，王波明提议大家找个餐馆，喝一杯，庆祝一番。24岁的江西人王文京一点庆祝的心情都没有。1988年12月6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副科长的王文京主动砸碎了铁饭碗，跟他的合伙人苏启强到位于中关村的北京海淀区工商局，他们想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们想像柳传志那样，闯一番新天地。联想在香港的公司当年营收过亿，令王文京、苏启强两人热血沸腾，可是企业登记处的问两位：“你们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两人很肯定地说：“我们想办自己的企业。”工作人员微笑着说：“那你们走错门了。”王文明跟苏启强不想挂靠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产权不清后患无穷，两人到旁边的个体科，两个小时后领到了以王文京名字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执照。
那一年，29岁的国家体改委干部冯仑被派到海口，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冯仑的行李箱中随身带着一套四本香港版的《胡雪岩》和《上海滩》。同期，潘石屹揣着1000多块钱的积蓄到海口。潘石屹一下船发现海口经济落后，人满为患，很难找到一份工作。潘石屹有点后悔，1987年砸碎铁饭碗到深圳工作都找不到，口袋里剩5块钱的时候，只得到工地上搬砖，每天赚10块钱。干了几个月觉得没前途，原以为到海口能闯出一番天地，没想到三个月都找不到工作，只能又干起了搬砖的老本行。后来，
冯仑遇到潘石屹，推荐潘石屹看《上海滩》，学习一个混混怎样混成上海滩老大的。潘石屹在海口搬砖的时候，著名文学家巴金坐在《收获》杂志的主编办公室，一字一句地阅读一部中篇小说《国运》，巴金被小说的实验性写作吸引，在发稿版上签下准予刊发的意见。同期的《收获》杂志上还刊登了作家余华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作家冰心的短篇小说《落价》，作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柳侯祠/白莲洞》。《国运》的作者是一个叫吕梁的文艺青年，小说刊登后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好评，被誉为中国文学界的一颗星星正冉冉升起。一片赞誉声中，吕梁对北京正在孕育的证券蓝图一无所知，只是两年后，吕梁的身影就从中国文学界消失了，他自己恐怕都没想到他会多年后成为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大庄家。
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兑现了承诺，王石拿到股改的批文。当时，深圳现代企业公司的英文名缩写为MEC，王石想通过英文名缩写延伸出一个新的名字，当时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很火，MEC的发音跟男主角麦克很像，秀才们建议把公司改名成“麦科”。王石一听直摇头，“麦科”用广东话发音是“特别黑”的意思，讨论来讨论去，
深圳大学英语专业的一位秀才说“万科”咋样？就这样，深圳现代企业公司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批文到手，王石亲自带着秀才们上街推销股票，除了给企业推销，王石团队甚至在菜市场摆摊儿叫卖。在工商局组织的个体工商户推销会上，秀才们不断鼓吹万科的投资价值，台下的人听得不耐烦，便站起来大声说，“不用讲这么多了，该摊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举步维艰时，只有两家公司购买万科股票，一家是张晓彬的中创公司买下400万股，一家是任正非刚成立不久的华为公司。任正非买下20万股万科股票后，还请到华为推销股票的秀才吃了丰盛的烤乳鸽。按照万科的设计，10%的股票可以分到个人名下。在股票发行期间，王石除了将25000块存款中的20000块买了万科股票，还让远在安徽的堂弟寄来家谱，翻了20代，发现是农民世家，连个地主都没有，家族基因中就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放弃了自己应得的股份。妻子问他何时能住上别墅？王石开玩笑说：“别墅会有的，别墅太早住进去会得不到安宁。”拎着艰辛募集到的2800万元，王石开启了他一生伟大的征程。
（十）
萧瑟的1989年1月1日，安徽“傻子”年广久在跟地方政府合办联营的瓜子厂忙碌着，远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中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文盲年广久根本不懂《人民日报》文章啥意思，也不知道北京已经采取了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他对通货膨胀和闯关失利阴影下的社会心态失衡更是一无所知。
公安带着逮捕令找上门时，年广久蒙了，自己一门心思卖瓜子，又犯了哪门子王法？年广久恐怕到现在都不知道，一个叫叶利钦的俄罗斯人正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苏联推向死亡深渊。苏联《真理报》报道：“他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时候，人们把他抬起来示威，穿过莫斯科繁华的大街，向普希金广场前进。妇女们上来吻他，男人们和他握手。”叶利钦义愤填膺地向拥戴他的民众揭露：“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那个时候，1989年，苏联的经济形势已经全面恶化，经济出现了连续的负增长。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大幅度提高消费品价格，立刻造成很多生活必需品断货。腐败和饥饿的苏联一夜之间出现了6万多个反对组织，组织了5000多场示威，参加人数超过1600万。
戈尔巴乔夫的皇皇巨著没能成为拯救苏联的金科玉律，而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一本叫《日本可以说不》的政论书。二战之后，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成了日本天皇的太上皇，只能一门心思搞经济的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在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走向腐朽衰败时，日本在18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5%，日本民族自信心空前膨胀。石原慎太郎他们在书中洋溢着不可一世的信心，此书一出，热销全球。同时，日裔美国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福山的思想从西方正吹向东方的中国。
价格闯关失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最低点，私营经济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录的数据，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大量乡镇企业陷入萧条甚至倒闭，返乡的农民工无法在乡村找到工作，只能再次涌向城市，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爆，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进城。
经济的恶化，民众对官倒背后的腐败不满日甚，国家发出《整顿城乡个体工商户税收秩序的通知》，开始打击私营企业偷税漏税，关闭非定点工厂，将他们的产品定为“劣质产品”，清理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认定他们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
公安抓年广久之前，江苏宜兴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将自己投资180万的工厂送给集体，换来一顶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非定点生产的浙江台州北极花冰箱厂厂长李书福，将冰箱厂捐给了乡政府，带着一笔储蓄南下深圳大学读书，一同进入校园的还有一个叫马化腾的学生。当时进口装修材料很热，李书福还没有来得及跟马化腾同窗高谈阔论，就中断学业回到台州重新创业。距离台州几百公里外的萧山，传化公司的老板徐传化非常沮丧，想把厂子关掉，镇长怕失去这个纳税大户，给他申报一个县劳模才让徐传化留下来继续搞生产。远在四川新津的刘永好兄弟，一个人都招不到，整日里内心彷徨不宁。
大字不识的年广久在监狱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被控跟郊区政府联营厂里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年广久不懂会计制度，整个厂的财务都是糊涂账，年广久梗着脖子说：“我知道进来多少钱，出去多少钱就行了。”关了三年，查不出年广久贪污和挪用，法院最终还是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三年后，邓小平南巡的过程中再次想起了年广久，跟随侍的高级官员们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戈尔巴乔夫的摇摆令苏联风雨飘摇：“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漂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幌。” 苏联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陷入重重危机之中，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通过一系列有关全面推行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完成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戈尔巴乔夫在推动经济改革过程中，对政治体制没有触及,一切仍由官僚机关由上而下地掌握着。原有的政治体制难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和措施在实行过程中被扭曲，从而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不少部门与企业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搞得东德军人家庭都没房住，只能向西德寻求支援，西德以向苏联提供150亿马克，换取苏联放松对东德的控制。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不可逆转的重要保证。
饱受大饥荒摧残过的戈尔巴乔夫很想通过改革让苏联人民真正过上民主、自由、富强的生活，让人民活的有尊严。可是政治体制改革犹如撞开了一座冰山，苏联犹如一条四处漏水的破船，在汪洋大海中被政治的狂风暴雨拍打的支离破碎。苏共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导致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摇摆不定。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到提出要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时，才深感价格改革滞后带来的影响。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表现出不坚决，把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到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到北京，当面向邓小平讨教改革中的困惑。戈尔巴乔夫正襟危坐，俨然没有社会主义大哥的气派，谨慎而又苦恼地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几年，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是设法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条件，将马列主义落实到现实生活中。”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这个说法我赞成，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世界形势，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一切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希望从中国的改革学到有益的东西。
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时，中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已经恢复了计划性调控。1988年遭遇疯狂抢购的彩电被有权部门当成一块肥肉，从1989年2月份就开始征收高额的特别消费税和国产化发展基金，每台彩电两项征收超过销售价格的20%。为了垄断高价销售，将超过90%的销售点砍掉。没想到，抢购变滞销，全国62家彩电企业平均产销率不到70%，国营彩电企业从此江河日下。因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企业之间的物资、资金往来开始紊乱，资金陷入相互拖欠的三角循环之中。大量的乡镇企业更是举步维艰，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这一切看上去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调，银行紧缩银根，事实上是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出现了大危机。
年广久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可是私营企业的勃兴同时，民众视为铁饭碗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在很多心里还无法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财富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官倒阶层的出现，一群利用手中职权将体制内的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体制外，他们在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灰色通道的同时，也敛聚了大量的资产，导致一种不平衡的全民心态在悄悄地积聚。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西方民主化风潮的东进，戈尔巴乔夫面临的问题，同样考验着北京。国家着手对争议较大的各级党 政机关开办的公司被要求清理整顿，共处理了17930个，占党 政机关公司的90.5%。国家对官倒的处置，缓解了民众心中的不平衡。
坐在办公室的王波明突然无所事事了。因为1989年8月16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国康华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处罚意见，认定它们炒卖美元、擅自进口汽车、倒卖煤炭钢材、漏缴税收、擅自提高信贷利率等行为违反行政法规。国家审计署公布的5家官倒机构中，有4家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的股东。联办成立之初都是领导同意了，东欧发生变化后，社团管理地位提高，联办法人地位一直没有解决，王波明担心有人问联办的社团登记手续怎么样？没有，那就要命了，还怎么参与建设证券交易所？
王岐山很乐观，带着联办的一帮人学习邓小平文件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顾及眼前的气候啊，挫折啊，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王岐山鼓励联办的精英们，“金融体制改革到了黎明前的黑暗，越是这样越有可能发展，因为有需求，这种情况下，方向对头，应该是能干什么干什么，不干，就不知道水有多深，不下水，总在上面做动作，没用。但下水，就难免牺牲两个人，多喝几口水，要付出代价，不要怨天尤人。”
走在深圳大街上的史玉柱很茫然，实在无法忍受在机关里一成不变的日子。口袋里只揣了借来的4000块，重回狂热而又充满挑战的深圳，他不想像潘石屹那样去工地搬砖，他口袋里还有在统计局办公室潜心9个月研制了一套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史玉柱决定跟命运赌一把，下水去看看到底有多深，他给《计算机世界》报社电话，要刊登一个8400块的广告，条件是先刊登广告后付钱。史玉柱内心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广告没效果，自己最多付一半的广告费，然后逃之夭夭。”13天后，史玉柱的银行账号收到3笔共计15820块的汇款。4个月后，史玉柱赚了百万。当史玉柱以百万富翁身价回答家里，数月不见的妻子不知去向。抹掉泪水，史玉柱转身到了珠海，成立了巨人公司，发誓要将巨人变成中国的IBM。
科龙前身的珠江冰箱厂厂长潘宁被《经济参考报》头版新闻吸引，30岁的年轻科学家顾雏军发明了“顾氏循环热力理论及技术”，号称他的技术应用于冰箱和小型空调可以节能20%—40%，而且不用氟利昂。潘宁专门剪下报纸，让部下去认真了解一下。年轻气盛的顾雏军一拍胸脯说：“已有100多家国外的冰箱公司在跟他接触，并且不太愿意把技术转让给国外的冰箱公司。”那个时候，珠江冰箱厂因为引入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直接制造双门直冷式冰箱，在珠三角声名远播，尽管国家计划调控，珠江冰箱依然大受欢迎。潘宁一听顾雏军的话，就此作罢。只是潘宁没想到，多年后，这位爱讲悬龙门阵的顾雏军成了科龙的主人。
国营彩电企业因为计划调控盛极而衰时，生产电话机的TCL老板李东升在香港遇到了老班长黄宏生，黄宏生几经创业，在香港注册创维生产遥控设备。两人大学同窗，见面聊各自行业，都嫌自己行业缺乏扩张性。李东升一脸坏笑：“我现在看中了一个新的行业。”黄宏生没有直接问，而是四处看了看。黄宏生每天都在看新闻，看到国营彩电行业步入萧条，无数厂家虽生犹死，相信国家不会让长期通过高赋税限制彩电行业的发展。黄宏生很小声地问：“是不是搞彩电？”两人相视而笑。两人另外一个同学叫陈伟荣，现已晋升为康佳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三人多年后掌舵的TCL、康佳、创维同远在四川的长虹以“彩电四强”雄霸天下。
错过了深圳第一桩土地拍卖的王石，决定杀入房地产领域。深圳有一个规矩，凡是非建筑行业的企业，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王石带着几个秀才到了拍卖场，没想到价格一路飙升，只要万科一举拍，就有人跟着叫价。白热化阶段，坐在王石旁边的房地产项目组长突然不举牌了，王石盯着组长，拍卖官都抡起锤子，一旦敲下，这个项目又跟万科没啥关系了。情急之下，王石一把抓过组长手中的牌子举起来，喊出一个跳升的报价，全场鸦雀无声。最终拍卖官一锤定音，王石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身为拍卖官的国土局局长刘佳胜劈头盖脸说：“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
王石很不甘心，咄咄逼人的对手是谁啊？一打探，湖南郴州一个带着家乡子弟兵到深圳靠捡破烂起家的老板。拿地后，万科内部出现分歧，有人担心拿地成本太高，收不回成本拖累整个公司，提议放弃执行合同。王石一挥手：“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拿地。”王石现在当务之急是想着怎么应付记者那一关，吩咐秘书上街搜罗风水秘术小册子，通宵阅读。第二天面对记者，王石大谈地块的风水龙脉：“你们看到了，地块芦苇茂盛，知道为什么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从风水角度看，聚水，水为财。” 那一年，海南搬砖的潘石屹当上了砖厂厂长，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健林，调到住宅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
回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表述，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生效，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民主派知识分子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戈尔巴乔夫撰写文章，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希望苏联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提出改革“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戈尔巴乔夫游说苏联权贵们，说：“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的激进令不少国际资本对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未来很担心。《洛杉矶时报》驻中国记者吉姆·曼写了一本书《北京吉普：美国企业在中国短暂而不幸的婚姻》，一针见血地写道：“所有的人都怀着梦想，然而这些梦想各不相同，中国想要的能使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技术，而美国公司想要的是10亿中国消费者以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1989年夏天以后，北京吉普的合作项目就渐渐变得黯淡起来。”美国《财富》更为悲观地描述了一位美国商人的苦处：“感觉就像在参加一场大游戏之前被锁在屋子里，我们的确认为我们能够通过重开合同并且利用新的杠杆来做更有利的交换。但当我们走出去，我们发现其实无处可去。”
坐在人民大会堂的邓小平脸上保持着微笑。早在6月24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已经出任总书记。1989年11月13日，面对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问团，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日本右翼势力的张狂令中日合作蒙上阴影，邓小平告诫说：“中日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邓小平坦言：“前一段我们经济建设搞得太快，有点后劲不足，但我们不后悔。我们毕竟是上了一个台阶，不是迈了一小步，而是一大步。中国要发展，要国际和平环境和合作，要国内不乱。一乱什么也搞不出来。”
1989年的中国艰难而曲折，全球舆论认定改革不可能倒转。那一年，中国银行登上《财富》世界五百强，这是五百强榜单上第一次出现中国公司的身影。美国一家独立调研公司对《财富》五百强CEO调查，商业巨头们觉得中国经济变革看似进展困难，仍然愿意把赌注下在长远的潜在价值。他们坚信：“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五年内将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尽管这一进程可能比预想更久、更曲折，但他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终将不可避免。”意大利菲亚特汽车驻华首席代表秦诺迪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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