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德林社
（八）
1988年1月，西伯利亞刺骨的風颳進北京城。聯想總經理柳傳志坐在辦公室，裹了裹棉衣，窗外滿大街都是拉著煤球的三輪車。柳傳志哈了一口氣，撥通香港商人呂譚平的電話，呂譚平正走在九龍街頭，柳傳志扯著嗓子說：“呂先生，你考慮一下，咱們兩家可以合作辦一個公司，將餅做大。”九龍街頭人來人往，呂譚平捂住另外一隻耳朵，聽明白柳傳志的意思。
呂譚平的香港導遠電腦有限公司擁有國際少年宮銷售渠道，早在3年前就開始跟聯想做代理生意。背靠中科院的聯想跟IBM割袍斷義之後，柳傳志就在琢磨，在香港成立一家可以為聯想進口所有業務，同時也是一箇中間代理商的公司，利益調節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給呂譚平電話之前，柳傳志跟中國（香港）技術轉讓公司談好了合作，在柳傳志看來，這家公司有背景，能大量貸款。呂譚平爽快地答應跟柳傳志合作，因為中國（香港）技術轉讓公司的董事長是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三家公司各出30萬港幣，聯想香港當年營收1.2億港幣。
柳傳志在香港跟呂譚平琢磨合夥時，《經濟日報》駐聯合國記者和銘在華爾街找到兩位中國人，一位是凡爾霖的下屬王波明，一位是被尼克松寫信留下的高西慶。和銘跟兩位中國留學生在華爾街侃侃而談。高西慶咬著牙：“我從來就沒有想過不回去，回去工作貢獻更大。”剛被美國總統里根表揚了的王波明撇著嘴：“在華爾街賺錢是多，當老闆表揚我工作有成績時，心裡特別不舒服，我在這裡幹，到底是為了什麼？
應該回去，利用所學的知識為國家做些工作。”兩人有一個想法，回國先寫一本書，介紹一下國外的股票市場，系統地搞個股票市場的設計方案，搞個股票交易所出來。《經濟日報》的報道出來之後，《紐約時報》的記者看到後，立即摸到華爾街，想見識見識潛伏在華爾街的兩個野心勃勃的中國人。在《紐約時報》記者面前，王波明跟高西慶躊躇滿志，一提到從華爾街返歸國門簡直是雄心萬丈。兩人在美國記者面前毫不掩飾他們正在謀劃一個偉大構想，正在起草報告，準備遊說北京高層建立股票交易所。當時有一位叫李青原的女同學，從北大荒出來，在聯合國工作三年後，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吳大琨，吳大琨跟李青原說：“你讀博士，一定要幫助國家解決一些大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走什麼道路，就要到美國去研究。”李青原到美國遇到了王波明他們，加入王波明他們的隊伍之後，整日裡撰寫一份《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與規範化的政策建議》。
羅傑.庫巴里奇是王波明在紐交所的頂頭上司，發現王波明整天都跟一幫中國留美學生、商人打得火熱，已經跟一個叫高西慶的中國律師到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侃侃而談美國股市黑色星期一。王波明跟高西慶回國之前，高西慶接到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商務代表的電話，希望能組織人講講美國股市黑色星期一的問題。高西慶拉上王波明等人趕到總領事館，發現除了總領事館的官員，中國駐美國的窗口公司一把手都坐在下面，高西慶講完黑色星期一後，總領事館商務處的人將高西慶拉到一旁說：“這次彙報不是總領事館要聽，是中央要聽。”王波明覺得這個時候回國正當其時，兩人回國之前的一次歡送會上，國內一個信託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到了美國，參加了歡送會，
這個叫王岐山的總經理告訴王波明，中國改革正在不斷深入。王波明一行跟王岐山秉燭夜談，王波明悄悄地告訴王岐山，《建議書》在田紀雲副總理訪美的時候，已經遞上去了，就是想在國內高股票市場。跟王岐山一同參加歡送會的還有趙紫陽接見過的“四君子”之一的黃江南。隨著跟國內赴美精英接觸越多，王波明回國之心越切，庫巴里奇意識到王波明已經身在曹營心在漢，拍著王波明的肩膀說：“回中國去，你的作用將不可替代。”王波明、高西慶兩人為了斷掉後路，拒絕了美國綠卡，專門在美聯儲大樓下進行一個約定，兩人約定五年之內搞成交易所大事，如果搞不成的話，兩人各奔東西，高西慶在北京東邊修自行車，王波明在北京西邊賣包子。
王波明跟高西慶一回到北京，立即變成了沒單位、沒工作的小老百姓。王波明跟中南海門口的警衛說：“咱學國際金融的，在紐交所幹過，想在中國也搞個交易所，讓咱進去跟領導彙報彙報。”坐飛機還要工作證加單位介紹信的年代，中南海門口的警衛自然不會放王波明進去。王波明不信邪，問：“咋不行呢？那咱告訴你，咱爹是誰。”王波明的爹叫王炳南，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新中國成立後協助周恩來籌組外交部，1955年任中國駐波蘭大事，兼任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1964年回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的官不小，可是跟股票沒關係，王波明回國當年12月，王老爺子就駕鶴西去了。
北京西城區虎坊橋的一家豬肚館子裡，王岐山跟中創公司總經理張曉彬在一張條桌上嚼豬肚。兩人都是北方人，喜歡豬肚，每次工作午餐會時，都喜歡到這家館子點一盤豬肚，一邊咀嚼一邊談工作。兩人談到王波明他們想回國搞證券市場，王岐山提議多找幾個人聊聊。張曉彬很快就將在對外經貿部掛職部長助理的周小川、人民銀行綜合計劃司司長宮著銘等人拉過來。當時的中創公司是一家經過中央高層同意的國家風險投資公司，張曉彬去美國考察的過程中，經王波明、高西慶不斷遊說，跟王岐山、周小川他們一討論起證券市場就激情澎湃。
曾經爭論姓資姓社的北方，隨著一幫留美才俊的歸國，他們正朝姓資的汪洋大海跨出更大一步。此時兩位老員工到辦公室跟王石攤牌：“公司股份化改革後就不是終身制了，我們突然失去靠山，要是被公司開除了，不得上街要飯？”兩位質問王石，突然冒出來的三位“公公”鼓唇弄舌，安的什麼心？王石看著兩位憤怒的臉，語重心長地說：“三位秀才是清華大學等高校招來的高材生，他們籌劃股份化改革是為了我們長遠的發展。”儘管瀋陽的國有企業已經開始打碎鐵飯碗，可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當時國營企業在很多人心中還是鐵飯碗的保障，搞股份化設董事會，給公司增加一個婆婆。在老員工座談會上，跟隨王石打天下的老員工毫不客氣地說：“股份化之前，先把房子分給我們，把賺的錢分光，之後你怎麼做都行。”
三位秀才聚集到王石身邊的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發了一份紅頭文件，宣佈深圳賽格集團為首的6家大型國營企業實行股份化。一直在深圳特發集團這個如來佛掌心撲騰的王石，覺得股份制改造是一個能讓自己獨立自主經營的機會。三位秀才很快拿出了股份制改造方案，主管體制改革的深圳市副市長朱悅寧，曾經是國家經委研究室的筆桿子，看著王石拿出的方案不說話。王石先開口：“法律上看，公司持有國營牌照，可資產都是我跟員工赤手空拳做起來的，五五分成如何？”朱悅寧皺著眉頭：“五五不行吧，四六。”王石一聽有戲，試探著問：“你四我六？”朱悅寧搖了搖頭：“怎麼能讓國家佔小頭，當然是國家六你四啦。”王石心裡想，別說四六，二八，甚至一九都幹，只要產權界定清楚就好辦。
王石激動地一拍桌子：“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朱悅寧承諾第二天政府辦公廳就發股改批文。第二天上午，王石坐在辦公室等市政府辦公廳的紅頭文件，望眼欲穿等來一個電話，說特發一撥人在市政府請願，強烈要求撤回股份制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幹涉企業內部正常管理。王石找朱悅寧，朱悅寧胃病發作進了醫院，股份制改造文件暫停下發。王石只有硬著頭皮找到特發集團新任總經理袁陶仁，電子部南下的袁陶仁是典型的京官放任地方諸侯。見到心急火燎的王石，袁陶仁面無表情地說：“你王石跳十萬八千里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王石之前結識了深圳政府領導的秘書們，已無退路的王石決定完全避開上級主管公司、政府有關部門，走市委書記的秘密渠道。
鋌而走險的王石直接向同樣來自北京的市委書記李灝告狀。在王石的回憶錄《道路與夢想》裡記錄，李灝的辦公室非常小，裡面就一張桌子，桌子後面一把椅子，前面兩個凳子，市委書記穿一件毛背心，腰桿筆直，一邊練毛筆字，一邊聽取彙報。王石一邊談一邊想：“不論怎樣，你也該將毛筆放下聽我們講啊。”王石不言語了，李灝才把毛筆放下，語重心長地說：“年輕人，要沉住氣，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麼叫改革？首先，行政有系統，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各部委局對口的公司，如果我們直接對你們發表意見，中間層有意見，管理就亂套了；第二，你們的股改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不能操之過急，系統需要正常運作，你們要曉得，袁陶仁那麼強硬，北京有關係啊，以後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直接和我秘書聯絡，但是不要再公開場合會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萬國證券總經理辦公室，管金生叼著菸斗，他的策略已經變成了現實。鄧小平視察上海期間，徵求上海各界有識之士對振興上海的真知灼見，鄧小平文革期間遠觀華爾街的恢弘在腦子裡揮之不去，表示了把上海外灘建成東方華爾街這一構思的極大興趣。管金生熱血沸騰，一夜未眠，奮筆疾書寫下了鴻篇萬言書，陳情創建中國證券市場之重要。管金生一拍胸脯，自願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農村出身的管金生在萬國證券成立的過程之中，堅持要把三瓜兩棗的產權弄清楚，萬國證券成為中國第一實行股份制的證券公司。管金生野心勃勃，不想讓證券公司多個銀行婆婆，堅決要跟銀行脫離，為了讓股東之間相互鉗制，要求各大股東股權比例相差無幾。管金生骨子裡不想讓大股東指揮管理層，想將萬國證券搞成自己的獨立王國。
管金生出生於江西農村，小時候一個算命先生說這娃命硬，父母為此將其寄養三年後才抱回家。獨柄萬國證券大權的管金生決定要給股東們一個超預期的回報，以報答股東們對管理層的絕對信任。1988年3月，財政部發布《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4月21日開始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管金生髮現各地國庫券價格差異巨大，當個國庫券倒爺就能賺錢。管金生率眾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有一次，管金生到福州收了200萬元國庫券。他先租了一輛車，派人直送上海。剩下兩大麻袋，一手拎一個去坐飛機。結果，在安檢處被攔下，幸好當時的安檢不太嚴，他費盡口舌終於說服工作人員不開袋檢查。等回到上海時，兩個麻袋已經被撐破。
有一天，有男子敲開了辦公室，管金生一看燙著捲髮，以為是個搞藝術的，一問跟自己一樣是個國庫券倒爺。只是這位叫楊懷定的倒爺年初在工廠被公安當成盜竊的懷疑對象，案子偵破後，發現楊懷定是被冤枉的。老楊很生氣，老子不幹了。自己砸碎鐵飯碗的楊懷定跟管金生一樣，在報紙上看到了國庫券交易的消息。楊懷定拎著麻袋到處倒騰國庫券，每次到家和老婆頭對著頭數錢，10元面值的人民幣，嘩嘩地數到手抽筋，神經高度緊張，到半夜吃4片安眠藥也只能睡兩個小時。管金生聽了楊懷定的經歷，兩人惺惺相惜，一見如故。有一天，管金生將在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處長張寧辦公桌看到的98國庫券上市內幕信息告之楊懷定，兩人密謀讓楊懷定以萬國證券授權代表出面收購，兩家賺錢分現金。
海寧路1028號，楊懷定拿著萬國證券的點鈔機，幾天內就拿到上海市面上超過50%的98年國庫券。市面驟然緊缺的98國庫券引起了金管處的注意，張寧帶著一隊人馬突襲萬國證券。管金生給張寧來了個瞞天過海，將地下室金庫裡的國庫券全部轉移到自己辦公室，一直對到天花板。在金庫一無所獲的張寧悻悻而歸。98國庫券上市後，價格漲到104,塊。報紙上開始以《倒爺盯上國庫券》為題，斥責楊懷定、管金生為兩隻“國庫券鼴鼠”。楊懷定膽戰心驚，之前上海有個叫趙德榮的國庫券倒爺就被公安以投機倒把抓進去過，楊懷定跑到稅務、公安主動要求監督，跑到人民銀行舉著《金融時報》說，開放國債市場首日，人民銀行“歡迎公民隨時買進隨時賣出。”人民銀行的人衝著楊懷定笑笑，說：“那就應該是合法的。”
楊懷定恐慌之時，國務院派出的28個生產資料價格檢查組正在各地調研。無論是莫干山年輕的學者、官員們，還是巴山輪上老沉持重的學術泰斗們，都鼓吹放開價格管制。國庫券自由價格交易在上海灘就出現了兩隻鼴鼠，檢查組在給國務院的報告總寫下一個結論：“
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日本《產經新聞》的記者在南京發現，南京1000頓鋼材原地不動就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了3倍，江蘇、安徽、湖北、廣東四省83個部門。日本新聞令北京震怒，當時日本是中國改革開放援助最大國，北京三令五申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不得搞投機倒把，從雙軌制中牟取利益。可當年由中央國家機關係統開辦的各類倒賣物資的皮包公司多達兩萬家。國家工商局全員出動抓倒賣生產資料的大案，95起大案中竟然有58起是物資主管部門搞的。《經濟日報》怒不可遏，以“官倒禍國論”痛斥：“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那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裡德曼到四川考察，堅持自由市場的弗裡德曼對四川省長肖揚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子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肖揚知道弗裡德曼指的老鼠尾巴是價格管制，很是謙遜地向弗裡德曼請教說：“教授先生，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相互糾纏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裡德曼聳聳肩，沒有回答。陪伴弗裡德曼的香港教授張五常一撇嘴：“
全部砍掉！”弗裡德曼的“鼠尾論”在北京跟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見面時，就意識到中國的價格到了一個生死關口。素以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北京大學，年輕教授周其仁就很失望地說：“價格管制是天下最事與願違的政策。”弗裡德曼在跟趙紫陽見面時，趙紫陽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當時面臨的問題和他提出的解決方法，關鍵的一句話是：“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已經決定，我們經濟活動的控制機制是：國家規範和控制市場，而市場控制經濟。”弗裡德曼當即搖了搖頭：“這是不可能的，國家是從上而下的，而市場是從下而上的，二者不能兼容。國家可以控制部分經濟，部分市場，想完全將二者結合起來是不可思議的。”弗裡德曼鼓動北京放開價格管制。趙紫陽會見來訪者從不超過30分鐘，那天跟弗裡德曼聊了整整兩個小時，允許弗裡德曼的合影。會見後，趙紫陽還意味深長地陪弗裡德曼走到車道前，目送弗裡德曼一行離去。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抽樣調查讓北京充滿信心，超過75%的民眾說，
只要改革改好，我們生活水平暫時低一點也行。加之弗裡德曼的“鼠尾論”，北京決定全面放開物價，進行“價格闖關”。弗裡德曼回到美國，讀到1988年9月26日的美國《商業週刊》百思不得其解，《商業週刊》在文章說：“今天，中國的改革正在失控。為了應對危機，物價改革上個月被凍結。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向給中外投資者帶來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國目前正在進入緊急控制狀態，澳大利亞使館的一位經濟學家說，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旨在恢復消費者信心的地毯式運動。” 價格闖關將中國拖入到通貨膨脹的泥潭，老百姓對價格雙軌制下發大財的官倒痛恨之極，開始抱怨“改革造成社會不公”。剛到上海任市長不久的朱鎔基發現，通貨膨脹造成了生產物資的空前緊張，上海所有電廠存煤不足兩天，數十萬家企業奄奄一息，朱鎔基不得不做出保證上海煤炭供應的決定。人民銀行綜合司司長宮著銘想到了朱鎔基，當時宮著銘跟王岐山為首的一幫年輕官員為組建證券市場濤濤熱血，交易所只有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才能落地。朱鎔基1957年因為一句“南斯拉夫工人的自治有一定道理 ”被打成右派，1978年在國家計委右派甄別小組的宮著銘，經手朱鎔基平反案，對朱鎔基有平反之恩。宮著銘在朱鎔基家秉燭夜談，暗示朱鎔基上海要搞金融改革，可上海除了信用社，其餘都是中央的，要抓緊建立證券市場，有了交易所，錢就來了。
那一夜，朱鎔基頻頻點頭。
宮著銘在上海遊說朱鎔基期間，深發展發行股票無人問津，法人代表王健內心慌亂，想起弗裡德曼從北方南下到深圳時一連串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怎麼搞起私有化？在沒有任何資本主義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怎麼搞股票市場？有沒有公司法？證券法？會計法？合同法？交易法？有沒有監察機關？如何公平公正公開交易？” 弗裡德曼問的這些東西在中國市場根本不存在，王健蒙了，滿頭冒汗。當時弗裡德曼一看這情形，心中大概也有數了，隨即給自己找了一個臺階下：“社會主義搞股份制是一個好的開始，也不容易。但是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股票市場就會無章可循，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就收不回了。”
(九)
天津人王健不信邪，難道真沒有人相信社會主義國家的股票？
王健36歲時以公開招考第一名的成績，被任命為深發展首任副行長、法人代表，主持具體工作。身上頗具江湖氣的王健不信邪，陳請深圳市發政府公文賣股票。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在政府大院號召幹部認購，自己將多年的積蓄取出來認購，可響應者寥寥。不少單位為了完成發行任務，規定凡認購者每股出錢0.5元，單位補貼0.5元，非黨員每人1000股，黨員必須認購2000股。深發展發行遇冷令熱血沸騰的宮著銘很尷尬，為了彰顯決心，宮著銘帶頭認購了3000股深發展。沒想到，鄧小平南巡之後，全國僅有的幾隻股票一飛沖天，李灝身價百倍，成了最富有的市委書記，那些在政府高壓下買入深發展的人，搖身一變成了先富起來的人。
北京虎坊橋的豬肚館裡，王岐山跟張曉彬一邊咀嚼著豬肚，一邊琢磨搞一場官方和民間的座談會，將兩股力量匯聚起來一起推動金融體制改革。瞪著自行車在大街小巷奔走的王波明接到一個電話，一聽是康華公司副總經理賈宏生，賈宏生說帶王波明去參加一個會。賈宏生的父親就是被毛澤東稱讚為“陝北才子”的賈拓夫，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王波明跟著賈拓夫到了萬壽賓館才知道，會議是宮著銘主導，王岐山做東。萬壽賓館是中農信的辦公場所，為參會者提供午餐。大家剛一坐下，宮著銘就拿出一張《人民日報》說：“我傳達一個指示，鄧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紐交所主席凡爾霖說，中國也可以試驗一下股票市場。”
宮著銘一說完，張曉彬拿出一本由中農信和中創公司聯合撰寫《關於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議書》，王波明看到名字嚇一跳，建議書跟自己在紐約組織人寫的白皮書簡直不謀而合啊。坐在旁邊的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說：“這件事太敏感，太大，不僅我做不了主，人民銀行也做不了主，你們儘快形成個文件，這事兒由中央來定。”進不了中南海大門的王波明等的就是這句話。會議決定由人民銀行牽頭組建證券交易所設計研究小組，除了宮著銘，張曉彬，經貿部部長助理周小川、人民銀行博士生蔡重直、紐交所經濟師王波明、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高西慶、北京大學副教授陳大剛、中創員工許小勝組成了8人起草小組。
王波明一行在辦公室奮筆疾書寫報告的時候，北京珠市口國美店面，排隊交錢的眾人很驚奇國美的電腦收款。這是黃光裕的哥哥黃俊欽親自編寫的電腦收款程序，想起當初連中國哪個城市大都要問問哥哥，心中暗想沒文化看來是不行的。經過打聽，人民大學一分院招收成年人，黃光裕一咬牙，讀書去。遠在烏魯木齊的唐萬新已經拿下80%的膠捲沖洗市場。野心勃勃的唐萬新心裡燃起了科學家的夢想，這一年開始研製衛星接收器。項目研發很成功，唐萬新正要大幹一場的時候，連人帶技術被其他公司挖走。唐萬新對科技產品不死心，覺得人造毛有前景。人造毛出來後，唐萬新親自爬到北京銷售，在長安街擺放10張桌子，穿著棉大衣烤著煤球的北京人，對唐萬新的人造毛沒有興趣。
黃光裕走進大學的1988年秋天，杭州師範學院畢業的馬雲分配到杭州電子工業學院，當英文及國際貿易講師，講學之餘，馬雲發起了西湖邊第一個英語角，因為教書育人很敬業，馬雲獲得了優秀青年教師的稱號，在杭州翻譯界聲名鵲起。
那一年的秋天，深圳中學高三班有一位叫馬化騰的同學，除了埋頭衝刺高考，他跟唐萬新一樣有一個天文學家的夢想，一門心思想探索宇宙的奧秘，在自己的臥室裡擺放著一架天文望遠鏡，只是他沒想到唐萬新的人造毛生意失敗後，搞了個航空俱樂部也失敗了。在英語角、在課堂上侃侃而談，已經是優秀教師的馬雲也沒有想到，這位高中生在第二年高考中以739分的成績一舉考上了深圳大學，多年以後會跟自己成為互聯網領域的絕代雙雄。
王波明一行人把寫好的白皮書遞給張曉彬，張曉彬激動萬分，將白皮書通過國務院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吳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層，趙紫陽批示，希望國家財經領導小組開會聽取彙報。當時趙紫陽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是副組長。1988年11月9日，王波明同周小川、高西慶、張曉彬三人一同進入中南海，姚依林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聽取王波明他們的彙報。聽取彙報的還有國家經委副主任呂東、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人民銀行金融管理司司長金建棟等30多。坐在張勁夫旁邊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周建南是周小川的父親。
張勁夫斜靠在沙發上，說：“今年的中國改革到了一個關口，出現了通貨膨脹、經濟過熱和搶購風，農業、工業和商業，都面臨一系列的困難。中央決定，花三年時間搞治理整頓，怎麼改，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的改革，兩個是宏觀調控方面的，一個是企業制度，到底該怎麼看股份制，以及該不該推廣股份制，還有一個就是建立資本市場這件事。”進入中南海熱血沸騰，可是王波明在一旁聽著，心想領導關心的不是建資本市場，而是該不該建啊，搞交易所那更是八字沒有一撇。張勁夫接著說：“總書記讓依林同志和我聽取有關證券交易所的研討彙報，看看條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議一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麼條件？應要國家管理機構審批，管理要嚴格。”
周小川、王波明四人面對30多位高級官員，說是彙報，更像是一場中南海策論考試。周建南詢問中小企業股票上市情況，呂東問公有制跟私有制企業上市有何區別。姚依林問股份制企業與現代企業的關係。王波明、周小川、高西慶、張曉彬一一作答，項懷誠幫著四位年輕人回答了部分專業問題。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鼓動說：“年輕人花了大量時間進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證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高尚全甚至當面直接問成立交易所到底由體改委牽頭，還是由人民銀行牽頭。張勁夫鼓勵王波明一行說：“
我們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證券市場的積極分子。”姚依林笑著插話說：“我也是積極分子。”眾人微笑。姚依林的話一出，彙報的四位年輕人內心開始泛起了漣漪。張勁夫接著說：“公有制怎麼個公有法？我思考了很多年了，要改革財產所有權的問題，股份制本身是核心問題，要探討，我報名作一個志願兵，體改委為主，我參與，要趕快搞出來。”姚依林緊接著說：“我對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資本主義搞股份制是規範的，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產物。我以前多次講股份制問題，都讓人給抹掉了。不管有什麼困難，要奮鬥，搞出來，是公有制的股份制，這樣，經濟的靈活性可以大大增加，這個問題我很贊成。”姚依林代表中央高層聽彙報，很謹慎地頓了頓，說，“此事現在看來不成熟，但看來又是不得不幹，要緊鑼密鼓地搞。”
彙報會開到中午12點10分，人民銀行金建棟希望由人民銀行牽頭，姚依林打斷他說，“人行負責的事太多了，還是由體改委志文同志牽頭。”金建棟仍有異議，但再次被姚依林打斷。這時，項懷誠插話說，“非常同意由體改委牽頭，這樣較公正。” 張勁夫提議：“先由基層自發研究，然後變為國家有組織地研究和籌劃。”姚依林最後拍板：“
有關證券市場的研究和籌劃工作歸口到體改委。”王波明、高西慶兩位從美國歸來的才俊相視一笑，內心激動不已，真沒想到，這樣重大、複雜的事，就這樣確定了！姚依林的拍板相當於拿到了創建證券交易所的尚方寶劍，王波明提議大家找個餐館，喝一杯，慶祝一番。24歲的江西人王文京一點慶祝的心情都沒有。1988年12月6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財政司副科長的王文京主動砸碎了鐵飯碗，跟他的合夥人蘇啟強到位於中關村的北京海淀區工商局，他們想成立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他們想像柳傳志那樣，闖一番新天地。聯想在香港的公司當年營收過億，令王文京、蘇啟強兩人熱血沸騰，可是企業登記處的問兩位：“你們想註冊成國有性質的還是集體性質的？”兩人很肯定地說：“我們想辦自己的企業。”工作人員微笑著說：“那你們走錯門了。”王文明跟蘇啟強不想掛靠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產權不清後患無窮，兩人到旁邊的個體科，兩個小時後領到了以王文京名字註冊的個體工商戶執照。
那一年，29歲的國家體改委幹部馮侖被派到海口，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馮侖的行李箱中隨身帶著一套四本香港版的《胡雪巖》和《上海灘》。同期，潘石屹揣著1000多塊錢的積蓄到海口。潘石屹一下船發現海口經濟落後，人滿為患，很難找到一份工作。潘石屹有點後悔，1987年砸碎鐵飯碗到深圳工作都找不到，口袋裡剩5塊錢的時候，只得到工地上搬磚，每天賺10塊錢。幹了幾個月覺得沒前途，原以為到海口能闖出一番天地，沒想到三個月都找不到工作，只能又幹起了搬磚的老本行。後來，
馮侖遇到潘石屹，推薦潘石屹看《上海灘》，學習一個混混怎樣混成上海灘老大的。潘石屹在海口搬磚的時候，著名文學家巴金坐在《收穫》雜誌的主編辦公室，一字一句地閱讀一部中篇小說《國運》，巴金被小說的實驗性寫作吸引，在發稿版上籤下准予刊發的意見。同期的《收穫》雜誌上還刊登了作家餘華的中篇小說《世事如煙》，作家冰心的短篇小說《落價》，作家餘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柳侯祠/白蓮洞》。《國運》的作者是一個叫呂梁的文藝青年，小說刊登後受到讀者和文學評論家的好評，被譽為中國文學界的一顆星星正冉冉升起。一片讚譽聲中，呂梁對北京正在孕育的證券藍圖一無所知，只是兩年後，呂梁的身影就從中國文學界消失了，他自己恐怕都沒想到他會多年後成為新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大莊家。
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兌現了承諾，王石拿到股改的批文。當時，深圳現代企業公司的英文名縮寫為MEC，王石想通過英文名縮寫延伸出一個新的名字，當時電視連續劇《大西洋底來的人》很火，MEC的發音跟男主角麥克很像，秀才們建議把公司改名成“麥科”。王石一聽直搖頭，“麥科”用廣東話發音是“特別黑”的意思，討論來討論去，
深圳大學英語專業的一位秀才說“萬科”咋樣？就這樣，深圳現代企業公司更名為深圳萬科企業有限公司。批文到手，王石親自帶著秀才們上街推銷股票，除了給企業推銷，王石團隊甚至在菜市場擺攤兒叫賣。在工商局組織的個體工商戶推銷會上，秀才們不斷鼓吹萬科的投資價值，臺下的人聽得不耐煩，便站起來大聲說，“不用講這麼多了，該攤多少我們就捐多少吧。”舉步維艱時，只有兩家公司購買萬科股票，一家是張曉彬的中創公司買下400萬股，一家是任正非剛成立不久的華為公司。任正非買下20萬股萬科股票後，還請到華為推銷股票的秀才吃了豐盛的烤乳鴿。按照萬科的設計，10%的股票可以分到個人名下。在股票發行期間，王石除了將25000塊存款中的20000塊買了萬科股票，還讓遠在安徽的堂弟寄來家譜，翻了20代，發現是農民世家，連個地主都沒有，家族基因中就沒有掌管財富的DNA，放棄了自己應得的股份。妻子問他何時能住上別墅？王石開玩笑說：“別墅會有的，別墅太早住進去會得不到安寧。”拎著艱辛募集到的2800萬元，王石開啟了他一生偉大的征程。
（十）
蕭瑟的1989年1月1日，安徽“傻子”年廣久在跟地方政府合辦聯營的瓜子廠忙碌著，遠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中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文盲年廣久根本不懂《人民日報》文章啥意思，也不知道北京已經採取了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他對通貨膨脹和闖關失利陰影下的社會心態失衡更是一無所知。
公安帶著逮捕令找上門時，年廣久蒙了，自己一門心思賣瓜子，又犯了哪門子王法？年廣久恐怕到現在都不知道，一個叫葉利欽的俄羅斯人正將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哥蘇聯推向死亡深淵。蘇聯《真理報》報道：“他從克里姆林宮出來的時候，人們把他抬起來示威，穿過莫斯科繁華的大街，向普希金廣場前進。婦女們上來吻他，男人們和他握手。”葉利欽義憤填膺地向擁戴他的民眾揭露：“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那個時候，1989年，蘇聯的經濟形勢已經全面惡化，經濟出現了連續的負增長。為了應對國內經濟危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佈大幅度提高消費品價格，立刻造成很多生活必需品斷貨。腐敗和飢餓的蘇聯一夜之間出現了6萬多個反對組織，組織了5000多場示威，參加人數超過1600萬。
戈爾巴喬夫的皇皇鉅著沒能成為拯救蘇聯的金科玉律，而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一本叫《日本可以說不》的政論書。二戰之後，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成了日本天皇的太上皇，只能一門心思搞經濟的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復興，在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走向腐朽衰敗時，日本在18年裡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5%，日本民族自信心空前膨脹。石原慎太郎他們在書中洋溢著不可一世的信心，此書一出，熱銷全球。同時，日裔美國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構成了歷史的終結。福山的思想從西方正吹向東方的中國。
價格闖關失敗後，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最低點，私營經濟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錄的數據，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大量鄉鎮企業陷入蕭條甚至倒閉，返鄉的農民工無法在鄉村找到工作，只能再次湧向城市，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把全國的鐵路、車站擠爆，國務院辦公廳不得不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格控制民工盲目進城。
經濟的惡化，民眾對官倒背後的腐敗不滿日甚，國家發出《整頓城鄉個體工商戶稅收秩序的通知》，開始打擊私營企業偷稅漏稅，關閉非定點工廠，將他們的產品定為“劣質產品”，清理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認定他們是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料，造成通貨膨脹、市場失控的罪魁禍首。
公安抓年廣久之前，江蘇宜興27歲的電纜廠廠長蔣錫培，將自己投資180萬的工廠送給集體，換來一頂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紅帽子。非定點生產的浙江台州北極花冰箱廠廠長李書福，將冰箱廠捐給了鄉政府，帶著一筆儲蓄南下深圳大學讀書，一同進入校園的還有一個叫馬化騰的學生。當時進口裝修材料很熱，李書福還沒有來得及跟馬化騰同窗高談闊論，就中斷學業回到台州重新創業。距離台州幾百公里外的蕭山，傳化公司的老闆徐傳化非常沮喪，想把廠子關掉，鎮長怕失去這個納稅大戶，給他申報一個縣勞模才讓徐傳化留下來繼續搞生產。遠在四川新津的劉永好兄弟，一個人都招不到，整日裡內心彷徨不寧。
大字不識的年廣久在監獄裡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被控跟郊區政府聯營廠裡涉嫌貪汙和挪用公款。年廣久不懂會計制度，整個廠的財務都是糊塗賬，年廣久梗著脖子說：“我知道進來多少錢，出去多少錢就行了。”關了三年，查不出年廣久貪汙和挪用，法院最終還是以流氓罪判處年廣久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三年後，鄧小平南巡的過程中再次想起了年廣久，跟隨侍的高級官員們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
戈爾巴喬夫的搖擺令蘇聯風雨飄搖：“蘇聯這艘船成了無錨之舟。它漂落搖曳,大家也隨著搖幌。” 蘇聯早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就已陷入重重危機之中，戈爾巴喬夫執政後，通過一系列有關全面推行經濟改革的重要文件，準備用三年的時間完成舊體制向新體制的轉軌。戈爾巴喬夫在推動經濟改革過程中，對政治體制沒有觸及,一切仍由官僚機關由上而下地掌握著。原有的政治體制難以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經濟體制改革方針和措施在實行過程中被扭曲，從而嚴重影響經濟改革的進程，不少部門與企業改革處於停滯狀態。搞得東德軍人家庭都沒房住，只能向西德尋求支援，西德以向蘇聯提供150億馬克，換取蘇聯放鬆對東德的控制。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明確政治體制改革是整個改革，特別是經濟改革不可逆轉的重要保證。
飽受大饑荒摧殘過的戈爾巴喬夫很想通過改革讓蘇聯人民真正過上民主、自由、富強的生活，讓人民活的有尊嚴。可是政治體制改革猶如撞開了一座冰山，蘇聯猶如一條四處漏水的破船，在汪洋大海中被政治的狂風暴雨拍打的支離破碎。蘇共失去了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導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搖擺不定。為了使企業成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發展商品貨幣關係，規定要儘快改革價格制度，由於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到提出要向可調節的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時，才深感價格改革滯後帶來的影響。蘇共二十八大的工作彙報中指出：“不管選擇價格形成的哪種方案，不進行價格改革就無法形成市場的道路。要是表現出不堅決，把異常複雜但卻是客觀上必要的任務推遲到以後去完成,這將是最大的錯誤。”
1989年5月16日，戈爾巴喬夫到北京，當面向鄧小平討教改革中的困惑。戈爾巴喬夫正襟危坐，儼然沒有社會主義大哥的氣派，謹慎而又苦惱地說：“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只有一種模式，現實證明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幾年，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我們是設法根據我們國家的具體條件，將馬列主義落實到現實生活中。”鄧小平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說：“你這個說法我贊成，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必須依據實際情況認識、繼承、發展馬列主義。不可能存在一種固定的社會主義模式。世界形勢，包括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不用新的思想觀點來繼承、發展馬列主義，就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一切墨守成規，只能導致失敗。各國只能根據自己的條件來建設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希望從中國的改革學到有益的東西。
戈爾巴喬夫到達北京時，中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已經恢復了計劃性調控。1988年遭遇瘋狂搶購的彩電被有權部門當成一塊肥肉，從1989年2月份就開始徵收高額的特別消費稅和國產化發展基金，每臺彩電兩項徵收超過銷售價格的20%。為了壟斷高價銷售，將超過90%的銷售點砍掉。沒想到，搶購變滯銷，全國62家彩電企業平均產銷率不到70%，國營彩電企業從此江河日下。因為財政和貨幣政策緊縮，企業之間的物資、資金往來開始紊亂，資金陷入相互拖欠的三角循環之中。大量的鄉鎮企業更是舉步維艱，資金鍊緊張甚至斷裂，這一切看上去是經濟結構嚴重失調，銀行緊縮銀根，事實上是全社會的信用體系出現了大危機。
年廣久成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可是私營企業的勃興同時，民眾視為鐵飯碗的國有企業陷入困境，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在很多心裡還無法接受這種突如其來的財富差距。在這個過程中，官倒階層的出現，一群利用手中職權將體制內的資源源源不斷輸送到體制外，他們在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灰色通道的同時，也斂聚了大量的資產，導致一種不平衡的全民心態在悄悄地積聚。隨著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動盪，西方民主化風潮的東進，戈爾巴喬夫面臨的問題，同樣考驗著北京。國家著手對爭議較大的各級黨 政機關開辦的公司被要求清理整頓，共處理了17930個，佔黨 政機關公司的90.5%。國家對官倒的處置，緩解了民眾心中的不平衡。
坐在辦公室的王波明突然無所事事了。因為1989年8月16日，國家審計署公佈了對中國康華總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光大實業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和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的處罰意見，認定它們炒賣美元、擅自進口汽車、倒賣煤炭鋼材、漏繳稅收、擅自提高信貸利率等行為違反行政法規。國家審計署公佈的5家官倒機構中，有4家是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簡稱聯辦）的股東。聯辦成立之初都是領導同意了，東歐發生變化後，社團管理地位提高，聯辦法人地位一直沒有解決，王波明擔心有人問聯辦的社團登記手續怎麼樣？沒有，那就要命了，還怎麼參與建設證券交易所？
王岐山很樂觀，帶著聯辦的一幫人學習鄧小平文件的時候，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勢在必行，我們就不要顧及眼前的氣候啊，挫折啊，或者誰同意，誰不同意，因為事情是人創造出來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也沒有誰給一個尚方寶劍，說你先上井岡山將來可以坐紅旗，沒有，所以說學習老一代的革命精神。”王岐山鼓勵聯辦的精英們，“金融體制改革到了黎明前的黑暗，越是這樣越有可能發展，因為有需求，這種情況下，方向對頭，應該是能幹什麼幹什麼，不幹，就不知道水有多深，不下水，總在上面做動作，沒用。但下水，就難免犧牲兩個人，多喝幾口水，要付出代價，不要怨天尤人。”
走在深圳大街上的史玉柱很茫然，實在無法忍受在機關裡一成不變的日子。口袋裡只揣了借來的4000塊，重回狂熱而又充滿挑戰的深圳，他不想像潘石屹那樣去工地搬磚，他口袋裡還有在統計局辦公室潛心9個月研製了一套桌面排版印刷系統軟件。史玉柱決定跟命運賭一把，下水去看看到底有多深，他給《計算機世界》報社電話，要刊登一個8400塊的廣告，條件是先刊登廣告後付錢。史玉柱內心已經打定主意，“如果廣告沒效果，自己最多付一半的廣告費，然後逃之夭夭。”13天后，史玉柱的銀行賬號收到3筆共計15820塊的匯款。4個月後，史玉柱賺了百萬。當史玉柱以百萬富翁身價回答家裡，數月不見的妻子不知去向。抹掉淚水，史玉柱轉身到了珠海，成立了巨人公司，發誓要將巨人變成中國的IBM。
科龍前身的珠江冰箱廠廠長潘寧被《經濟參考報》頭版新聞吸引，30歲的年輕科學家顧雛軍發明了“顧氏循環熱力理論及技術”，號稱他的技術應用於冰箱和小型空調可以節能20%—40%，而且不用氟利昂。潘寧專門剪下報紙，讓部下去認真瞭解一下。年輕氣盛的顧雛軍一拍胸脯說：“已有100多家國外的冰箱公司在跟他接觸，並且不太願意把技術轉讓給國外的冰箱公司。”那個時候，珠江冰箱廠因為引入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線，直接製造雙門直冷式冰箱，在珠三角聲名遠播，儘管國家計劃調控，珠江冰箱依然大受歡迎。潘寧一聽顧雛軍的話，就此作罷。只是潘寧沒想到，多年後，這位愛講懸龍門陣的顧雛軍成了科龍的主人。
國營彩電企業因為計劃調控盛極而衰時，生產電話機的TCL老闆李東昇在香港遇到了老班長黃宏生，黃宏生幾經創業，在香港註冊創維生產遙控設備。兩人大學同窗，見面聊各自行業，都嫌自己行業缺乏擴張性。李東昇一臉壞笑：“我現在看中了一個新的行業。”黃宏生沒有直接問，而是四處看了看。黃宏生每天都在看新聞，看到國營彩電行業步入蕭條，無數廠家雖生猶死，相信國家不會讓長期通過高賦稅限制彩電行業的發展。黃宏生很小聲地問：“是不是搞彩電？”兩人相視而笑。兩人另外一個同學叫陳偉榮，現已晉升為康佳電子公司總經理助理。三人多年後掌舵的TCL、康佳、創維同遠在四川的長虹以“彩電四強”雄霸天下。
錯過了深圳第一樁土地拍賣的王石，決定殺入房地產領域。深圳有一個規矩，凡是非建築行業的企業，想進入房地產開發必須通過招投標，拿到土地才批給單項開發權。王石帶著幾個秀才到了拍賣場，沒想到價格一路飆升，只要萬科一舉拍，就有人跟著叫價。白熱化階段，坐在王石旁邊的房地產項目組長突然不舉牌了，王石盯著組長，拍賣官都掄起錘子，一旦敲下，這個項目又跟萬科沒啥關係了。情急之下，王石一把抓過組長手中的牌子舉起來，喊出一個跳升的報價，全場鴉雀無聲。最終拍賣官一錘定音，王石上臺簽訂土地轉讓協議，身為拍賣官的國土局局長劉佳勝劈頭蓋臉說：“怎麼出這麼高的價格？簡直是瞎胡鬧！”
王石很不甘心，咄咄逼人的對手是誰啊？一打探，湖南郴州一個帶著家鄉子弟兵到深圳靠撿破爛起家的老闆。拿地後，萬科內部出現分歧，有人擔心拿地成本太高，收不回成本拖累整個公司，提議放棄執行合同。王石一揮手：“不僅不能毀約，還要繼續拿地。”王石現在當務之急是想著怎麼應付記者那一關，吩咐秘書上街蒐羅風水秘術小冊子，通宵閱讀。第二天面對記者，王石大談地塊的風水龍脈：“你們看到了，地塊蘆葦茂盛，知道為什麼嗎？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從風水角度看，聚水，水為財。” 那一年，海南搬磚的潘石屹當上了磚廠廠長，大連西崗區政府辦公室主任王健林，調到住宅開發公司擔任總經理。
回到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薩哈羅夫代表跨地區議員團再次提議修改憲法第六條，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表述，改變蘇聯法律制度，蘇聯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國境內生效，就必須經加盟共和國最高立法機構批准。兩天後，薩哈羅夫突發心臟病去世，民主派知識分子將葬禮演變成一場政治示威。戈爾巴喬夫撰寫文章，讚賞西方議會民主，希望蘇聯效仿西方式的三權分立，提出改革“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戈爾巴喬夫遊說蘇聯權貴們，說：“實行多黨制並不是悲劇，我們不應該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
戈爾巴喬夫的激進令不少國際資本對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的未來很擔心。《洛杉磯時報》駐中國記者吉姆·曼寫了一本書《北京吉普：美國企業在中國短暫而不幸的婚姻》，一針見血地寫道：“所有的人都懷著夢想，然而這些夢想各不相同，中國想要的能使其成為世界強國的技術，而美國公司想要的是10億中國消費者以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1989年夏天以後，北京吉普的合作項目就漸漸變得黯淡起來。”美國《財富》更為悲觀地描述了一位美國商人的苦處：“感覺就像在參加一場大遊戲之前被鎖在屋子裡，我們的確認為我們能夠通過重開合同並且利用新的槓桿來做更有利的交換。但當我們走出去，我們發現其實無處可去。”
坐在人民大會堂的鄧小平臉上保持著微笑。早在6月24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已經出任總書記。1989年11月13日，面對來訪的日中經濟協會訪問團，鄧小平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 日本右翼勢力的張狂令中日合作蒙上陰影，鄧小平告誡說：“中日合作要長期堅持下去。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國要自強，不要自卑。只有這樣，友誼才是永恆的，合作才是永恆的。”鄧小平坦言：“前一段我們經濟建設搞得太快，有點後勁不足，但我們不後悔。我們畢竟是上了一個臺階，不是邁了一小步，而是一大步。中國要發展，要國際和平環境和合作，要國內不亂。一亂什麼也搞不出來。”
1989年的中國艱難而曲折，全球輿論認定改革不可能倒轉。那一年，中國銀行登上《財富》世界五百強，這是五百強榜單上第一次出現中國公司的身影。美國一家獨立調研公司對《財富》五百強CEO調查，商業巨頭們覺得中國經濟變革看似進展困難，仍然願意把賭注下在長遠的潛在價值。他們堅信：“中國的經濟在未來五年內將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儘管這一進程可能比預想更久、更曲折，但他們認為這一天的到來終將不可避免。”意大利菲亞特汽車駐華首席代表秦諾迪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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