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佛教在兩漢時期開始從天竺傳入東土，其實佛教傳入中國曾經嘗試過兩套方案，一是走下層路線，即以醫藥知識和善事為契機，影響民眾信仰佛教；兩晉以後，佛教僧侶開始有意的結交文人士大夫，開始介入政治，從而影響上層，企圖依靠上層權力進行輻射式傳播。這個策略在
玄學風氣濃厚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尚有市場，但是已經為儒釋之爭埋下了隱患。在儒學與佛教——“一外來一本土”兩種思想的博弈中，佛教曾遭受到了四次毀滅性的打擊，即所謂的“三武一宗滅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後周世宗，四位皇帝曾下令“屠沙門、毀佛像、禁信佛”成為佛教史上四大慘案。儘管四位皇帝滅佛的動機不盡相同，但都是由於佛教的發展影響到了國家的政治根本，威脅到了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因而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官方滅佛行動的發生。
關於佛教史上的四次慘案，可以說也是佛教傳播策略上的失誤的直接後果，東晉時期高僧釋道安曾言“不依國主、法事難成”此言一語成讖，佛教在後來的歷史上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宋代宗頤禪師反思佛門四大慘案時曾作詩：“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回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檢守真風。”然而佛門四大慘案卻各有不同的爆發背景。例如北魏太武帝滅佛，主要是為了加深漢化，擺脫胡人自卑感，同時增加財政稅收而發起的一次滅佛行動。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408—452年），是一位有著雄才大略的君主，胸懷“廓定四表、混一華戎”之志，事實上他確實結束了北方割據混戰的局面。正因為一心想要將鮮卑族與華族打成一片，所以非常重視漢人官員。其中就有一個名叫崔浩的漢人官員，崔浩有一定的道教背景，他的好友寇謙之，主張吸收儒學經義和佛教儀式光大“五斗米道”，曾上書太武帝，崔浩於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並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於是太武帝在平城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並親受符籙，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並且改年號為“太平真君”，從此篤信道教。
於是政治上，中庸儒學官員，信仰上也皈依了道教，並恩准道教享有免賦役特權，道教田產享有免稅權。然而此前佛教也想有免賦役特權，大量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將自己的土地投獻給寺院，成為寺院的私產從而逃避賦稅，嚴重影響了財政收入。再加上，太武帝認為他欲一統天下，成為統治以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為主的漢族組成的整個中國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學和道教來標榜自己。甚至稱佛教為“胡神”以明自己非“胡”更何況自己還皈依了道教。就理應奉道教為國教，再加上佛教僧尼多有不檢點行為，遭到太武帝的厭惡，於是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打壓沙門，親自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
太平真君六年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有眾十餘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魏太武帝滅佛，於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燬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無一倖免於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後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後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廢佛後六年，魏太武帝駕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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