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傳評三國風雲人物之“阿修羅”公孫瓚（六）薊侯疑雲
公元192年，即初平三年，伴隨著董卓的被殺，天下似乎也徹底失去了方向。
李傕、郭汜主持下的東漢朝廷，對天下的制御能力愈加的衰微，關東諸侯們互相兼併以自強大的做法，更是讓朝堂上的眾臣們憂心忡忡，放任這種局面的擴撒勢必會讓東漢政府的威信喪盡，淪為毫無意義的存在。如何改變這種局面成了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務。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這一年的秋天，七月份，發生了“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的政治事件，說白了其實無非就是要利用當時政府手中唯一還擁有的封官加爵的權力來刷存在感。趙岐和馬日磾就這樣帶著朝廷的重託，離開了岌岌可危的長安城，一路向東踏上了行程。當他們走到洛陽的時候，為了儘快完成任務，趙岐和馬日磾決定分頭行動。馬日磾轉而向南去撫慰包括袁術在內的長江沿岸及以南的各方諸侯。而趙岐則選擇繼續向東，來到了黃河流域號稱為九州之首的冀州，在那裡剛剛發生了一場公孫瓚與袁紹之間的大戰，也就是界橋之戰。
趙岐
當趙岐來到冀州的時候，界橋之戰早已經結束，可是公孫瓚與袁紹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公孫瓚退守渤海郡，藉助他所任命的渤海太守公孫範以及青州刺史田揩這兩股軍事力量繼續與袁紹周旋。在這期間小範圍的軍事衝突應該是不斷的發生，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乾，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這件事發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份以後，正是在界橋之戰以後的事情，雖然這裡面記載公孫瓚派遣的這幾處駐軍，都被袁紹與曹操打敗“皆破之”了，但個人感覺這種說法不一定真實，畢竟陳壽《魏書》的史料主要還是來自於曹魏的官方檔案，難免有美化曹操的嫌疑。個人認為真實的情況應該是互有勝敗，並且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龍湊之戰的爆發。
在上一篇中，我曾經以龍湊古城的地理位置做過一個推測，就是龍湊之戰的背景是基於袁紹切斷了渤海與青州的聯繫。前面提到的《三國志武帝紀》中發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份以後的那段記載（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乾，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也可以作為這種推斷的佐證。劉備和單經所屯駐的高唐縣和平原縣都屬於青州平原郡治下，而陶謙所屯駐的發乾屬於兗州的東郡，這些地方都是處於青州冀州兗州交匯接壤的地帶。可見在界橋之戰以後，公孫瓚退守渤海，而袁紹則應該是繼續向東拓展地盤，他沒有選擇與公孫瓚正面交鋒所以避開了渤海郡，而把主要兵力投向了青州，兗州則交給了曹操，這也是《三國志武帝紀》記載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的原因。
對於當時的公孫瓚來說，青州之於渤海尤為的重要。渤海郡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它的東面緊靠大海，北面、西面、南面分別與幽州、冀州、青州接壤，所以在歷史上有的時候渤海郡屬於幽州，有的時候卻又屬於冀州。對於當時的公孫瓚來說，假如失去青州，渤海郡將在西部和南部同時面對來自袁紹的雙重壓力。而渤海郡東部的大海固然是公孫瓚無路可退的一面，北部的幽州其實也早已經是公孫瓚無法返回的故土。
我之所以這麼說，雖然只是個人的猜測，卻也是依照常理推斷。當年公孫瓚以討伐董卓的名義率兵來到冀州，並陰差陽錯的與袁紹展開爭霸的時候，幽州的劉虞應該就已經是徹底的與公孫瓚站到了對立面上。畢竟有史料可以證明劉虞與袁紹一直都是盟友的關係。劉虞不但不會允許公孫瓚返回幽州，甚至還有可能會派兵到渤海郡的北面，雖然他不大可能直接與公孫瓚發生戰爭，但是向公孫瓚施加軍事壓力，為袁紹攻打青州創造條件，應該是有的。
所以對於公孫瓚來說青州不能丟，只要青州還掌握在公孫瓚的手上，他就具備繼續爭霸的能力，他就依然可以與袁紹對抗，並可以繼續保持與青州南面的徐州陶謙以及更靠南一點的淮南袁術這三者之間的盟友關係。這種盟友關係，正是制衡冀州袁紹、兗州曹操以及荊州劉表，這三方所形成的名義上同盟關係的必不可少的政治軍事基礎。
這些才應該是龍湊之戰爆發的基礎背景。據《後漢書袁紹傳》中記載“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從這句話的表面理解來看，龍湊之戰是以公孫瓚方的失敗而結束的。但是其中的一個“遣”字卻可以傳遞出了兩個信息，第一點就是公孫瓚派遣了一個將領去攻打龍湊古城，這個將領是誰，史書沒有明確的記載，推斷下田揩的可能性較大。所以公孫瓚方是這個將領在龍湊之戰中被袁紹打敗，而並不是公孫瓚本人。也就是說這個將領率領的應該不是公孫瓚的主力。這樣也就引出了第二點，公孫瓚的手上依然有足夠可以再次發起進攻的主力部隊，或者也可以理解成為是可供談判的軍事籌碼。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節點上，發生了太僕趙岐和解關東的政治事件。
在史書記載中趙岐幾乎是輕描淡寫的就結束了公孫瓚與袁紹的這種經年持久的戰略對峙，彰顯了東漢政府依然存在的威儀，以及趙岐個人的政治影響力。然而作為一場尤為重要的政治談判，這樣淡化模糊的記載顯然並不符合實際。在歷史上任何一場談判都是在妥協與被妥協之間找到一個相關各方的利益平衡點之後，才能夠最終達成的。所以無論是公孫瓚還是袁紹都不可能這麼輕易的放棄自己的利益訴求。
對於當時的袁紹來說，統一冀州是他當務之急的利益訴求，而對於公孫瓚來說保存自己軍事實力的存在是他不會做出讓步的利益訴求。袁紹要想統一冀州，不但要將公孫瓚至少是趕出冀州，還要平定黑山軍在各地發起的愈來愈浩大的動亂。而公孫瓚要想保存自己的軍事存在，就必須有一塊自己的合法的領地。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利益平衡點，正是擺在趙岐面前的最最艱鉅的任務。
史書中並沒有記載趙岐所主持的這場談判過程的具體細節，所以我們只能通過在這之後相關各方的各種動向來進行推斷。在《後漢書袁紹傳》中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事件的後面，直接寫到“紹於是引軍南還”說明袁紹方是達成了妥協，利益訴求也得到了滿足。而對於公孫瓚方《三國志公孫瓚傳》中所記載的“與範俱還薊”相對客觀的傳遞出退軍的現象，也應該是達成了妥協，在利益上得到了滿足。
對於公孫瓚來說都有哪些具體的利益需要得到滿足呢？個人分析大概有這麼三點：第一點，是朝廷對公孫瓚發動界橋之戰行為的認可，不但是要赦免，還要得到肯定。第二點，是對公孫瓚在渤海郡和青州的已有地盤的認可。第三點，當然就是需要政府承認公孫瓚在戰爭過程期間所擴充招募的兵馬的歸屬問題。
在這三點當中，第一點比較容易實現，公孫瓚雖然發動了戰爭，但是必定是在袁紹十罪的基礎之上的，是屬於理論上正義的一方，這也是公孫瓚得到許多人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又在平定渤海黃巾軍入侵的戰爭中表現出色，給予一定的獎勵也屬於正常，於是朝廷以公孫瓚平定渤海黃巾軍有功為理由，徵拜公孫瓚做了奮武將軍。這在談判期間公孫瓚寫給袁紹的書信中的一句“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徵，宣揚朝恩，示以和睦”的話中可以得到印證，其中“銜命來徵”的“徵”字應該就是“徵拜”的意思。奮武將軍這個官職並不見於《後漢書百官志》中，但是在東漢末年經常被授予一些統兵的將領，比如曹操和呂布，都曾做過奮武將軍。實際上這是一種在動亂年代裡，由於軍功和將領的泛濫而額外增加的官職，與之相同的還有很多，比如破虜將軍、伏波將軍等。這種現象被一些專家的文章解讀為是雜號將軍。雖然是雜號將軍，但是畢竟是朝廷封的，擁有統領兵馬的權力。對於公孫瓚來說，這種封賞也算是功過相抵，也算是對他行為的一種折中的肯定，所以公孫瓚也就比較容易接受。
第二點就不太容易解決了。必定是自己流血拼命打下來的地盤，這與袁紹巧取冀州的做法不同，任誰也不可能輕易放棄。所以我認為在這一點上袁紹方肯定是要做出讓步的。對於當時的袁紹來說，在界橋之戰以後應該是始終與公孫瓚在渤海和青州附近保持著軍事對峙，並且保持著勝多敗少的優勢地位。但假如繼續推動戰爭進行下去，短時間內袁紹自己並沒有必勝的把握。而發生在冀州各地的黑山軍之亂又愈演愈烈，長此下去勢必造成顧此失彼得不償失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袁紹在得到朝廷實授冀州牧的實惠之後，選擇退兵去平定黑山軍，以鞏固已有成果，還是比較划算的買賣。
不過，個人感覺，按著常理推斷袁紹一定會以退兵為條件要求公孫瓚退出渤海郡。畢竟渤海郡在東漢是屬於冀州治下，更何況袁紹還曾經做過渤海太守，這種要求由袁紹提出比較合理。而公孫瓚則會以保留其藩屬部隊田揩所部在青州的軍事存在為條件向朝廷開出籌碼，並最終與袁紹一起達成妥協。也就是袁紹從渤海和青州撤兵，以作為公孫瓚撤出渤海的條件，而朝廷則必須承認公孫瓚嫡系田揩作為青州刺史的地位。
田楷
我這樣說，可能有很多朋友並不能理解，甚至還會反駁我，袁紹怎麼可能這麼輕易的放棄渤海和青州。朝廷又怎麼會同意田揩做青州刺史呢？在這裡我要說，首先袁紹並沒有放棄渤海，其次袁紹當時的確放棄了青州。袁紹從渤海退兵，並不等於放棄了渤海，應為同樣的公孫瓚也撤離了渤海，從《後漢書袁紹傳》中“紹於是引軍南還”以及《三國志公孫瓚傳》中“與範俱還薊”的記載來看，他們的確都從渤海撤了兵，也就是渤海當時應該是形成了一個由朝廷直接管轄的中立區。對於袁紹來說，只要公孫瓚撤出渤海，就等於自己收復了冀州的失地，至於說朝廷會讓誰來擔任渤海太守，都勢必會徵求袁紹這個冀州牧的意見，所以並不重要。而同樣的道理袁紹放棄青州也屬於份內的事情，畢竟袁紹不是青州牧而是冀州牧，這個面子袁紹也是賣給了朝廷的，而並不是給了公孫瓚。況且，在史料記載中，趙岐和解關東以後袁紹和田楷至少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沒有發生過戰事，而且田楷一直是在青州，雖然每次提到田楷作為青州刺史的身份的時候，總是會出現“公孫瓚所置”“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州刺史”等修辭，但是在趙岐和解關東的這次談判中袁紹如果不同意或者是默認接受田楷作為青州刺史的事實的話，就不可能在那之後讓讓田楷安穩的呆在青州。在《三國志先主傳》中“曹公徵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的記載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田楷是有精力和兵力去救援陶謙的，這也就說明當時的田楷並沒有遭遇到軍事上的壓力。而這個時間點正是興平元年，也就是趙岐和解關東一年以後的公元194年的春天二月份以後。從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的分析來看，袁紹在這一期間也一直都是在平定黑山軍，根本沒有精力去和田楷交戰。
所以綜上所述，在趙岐和解關東的談判中，朝廷與袁紹向公孫瓚做出讓步，不但赦免了公孫瓚發起戰爭的過失，封其為奮武將軍，還任命了公孫瓚嫡系田楷作為青州刺史的事實。那麼就只剩下關鍵性的一點了，就是第三點，公孫瓚在戰爭期間所擴充招募的兵馬的歸屬安置問題。之所以說這一點是關鍵性的一點，因為他涉及到公孫瓚退出渤海以後的去向問題，公孫瓚應該到哪裡去駐兵。
對於朝廷和袁紹來講，當然是希望公孫瓚能夠解散部隊，然後放馬歸田養老。可是在這種時候，任何一個有腦子的人都會清楚的認識到一點，就是一旦自己沒有了兵權，奮武將軍的頭銜變成空頭支票還是次要的，命恐怕都是要保不住了。所以，公孫瓚不可能解散部隊。
那麼接下來朝廷和袁紹能夠接受的次一級的方案就是公孫瓚能夠返回遼西，或者右北平，應為在公孫瓚授命出兵討伐董卓開赴冀州之前的官職個人猜測應該就是右北平太守，這一點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也是認同的，所以在十八路諸侯中公孫瓚的身份是北平太守。但是這一條對於公孫瓚來說也是不能夠接受的，因為經過這一場爭霸，公孫瓚的野心也已經膨脹了起來，既然他敢於任命青州冀州兗州的刺史，就說明他已經把自己的地位放在九州之上了，在他的心裡一定還想著要再次爭霸。可是公孫瓚一旦返回右北平想要再次南下爭霸就會變得非常困難。而且劉虞也不會同意公孫瓚返回右北平以東，因為劉虞的政績主要是以對烏桓的寬容開放為主，而右北平以東直至遼東，林立著大大小小的烏桓民族的屬國，在公孫瓚南下以後，這些烏桓屬國與劉虞應該是保持這一種相對和諧的狀態，而劉虞自然會擔心這種狀態在公孫瓚返回以後會遭到破壞。
十八路諸侯
所以朝廷和袁紹所希望的這些方案，公孫瓚都是不可能接受的。那麼公孫瓚對自己的去向安排應該也是有一個目標的，首先這個目標當然應該是一個與袁紹同等地位的州牧，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幽州牧。可是當時劉虞正在擔任幽州牧，雖然趙岐和解關東是持節而來的，有任免兩千石大官的權力，但是感覺上他也絕對不會貿然罷免人氣很高的劉虞，去改任公孫瓚為幽州牧，而且以袁紹為首的這樣一批劉虞的擁躉也不會同意。對於趙岐來說事情似乎不太好解決，既不能給公孫瓚一個州牧的任命，太守之類的公孫瓚又已經看不上眼，而公孫瓚手上幾萬的人馬要是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這場和解似乎也就要面臨著徒勞無功壽終正寢。一切都陷入了僵局。
關於這一點，我在對趙岐和解關東之後公孫瓚的一系列動向進行了分析以後，做了一番假想。在上一篇的結尾，我曾經說過，公孫瓚在返回幽州以後是去了薊城，也就是幽州的州治，劉虞的大本營。而且公孫瓚就在劉虞的眼皮子底下為自己“築京”，修建了一座用以屯軍的小城。關於這座小城是建在薊城之外還是之內，歷來說法不一，但是從字面理解以及後來兩人交戰的過程來看，公孫瓚的小城“築京”在薊城之內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這件事在所有史書中都有記載，而且眾口一詞，所以應該是事實。但是作為幽州牧的劉虞，怎麼可能就默許了公孫瓚的這種行為的呢？我們試想一下，公孫瓚領著至少數萬的人馬浩浩蕩蕩開赴到薊城，然後開始在城內“築京”堆土建城，這至少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劉虞竟然沒有在第一時間出面阻止公孫瓚的這些行為，並且劉虞不是沒有實力去阻止公孫瓚，這個我們之前已經講到過的，後來劉虞與公孫瓚開戰的時候，一瞬間就集結了十萬的軍隊，也印證了劉虞的這種實力。那麼劉虞為什麼沒有去阻止公孫瓚呢？我認為，答案只能有一個，就是公孫瓚的行為得到了朝廷的准許。也就是在趙岐和解關東的這場談判中，賦予了公孫瓚在薊城“築京”的這樣一種權力
。
我注意到在《三國志》和《後漢書》中在加公孫瓚為奮武將軍的同時，還給公孫瓚封了一個爵位“薊侯”。這是一個列侯或者叫做縣侯，據《後漢書百官志》記載，列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雖然習慣上列侯並不一定非要到自己的封地生活居住，但是封地內的百姓的供養必須是歸列侯所享有的。對於這個爵位加封給公孫瓚的時間，兩本史書卻做了不同的的記載，《三國志》認為是在董卓入主洛陽遷劉虞為大司馬的時候，而《後漢書》則認為是在公孫瓚平定渤海黃巾軍入侵之後。而前面我的分析中公孫瓚平定渤海黃巾軍入侵的功勞應該是在趙岐和解關東的時候給定性為有功的，所以也就應該是在這個時候正式任命公孫瓚為奮武將軍，並加封的薊侯。
那麼是《三國志》記載錯誤了嗎？也不是！個人猜測，公孫瓚的這個奮武將軍加封薊侯的封賞，應該是在董卓主政後不久就確定下來的，只不過這件事因為後來的關東義軍討伐董卓、董卓之死以及李傕郭汜之亂等事件的發生而被擱置了下來，最後一直拖到趙岐和解關東的時候才被正式授予了公孫瓚。
我這個猜測有一個深層次的理由，就是劉虞當為天子的這種呼聲。
劉虞
劉虞在當時的人氣爆棚超高，不但是因為洛陽城外的雙頭嬰兒的誕生，更是因為他得到了許多頗具影響力的門閥士族的支持，比如盟主袁紹，比如陳留的張邈，比如名士臧洪。這件事在劉虞與公孫瓚向朝廷上書告狀的“二奏交馳，互相非毀”中被傳的沸沸揚揚，不但威脅到了剛剛繼位的九歲皇帝漢獻帝劉協的位子，更是威脅到了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工具的存在，如何妥善的處理這件事成了董卓主政下的朝廷的頭等大事。而與劉虞一向不和諧的公孫瓚則成了牽制劉虞的最好人選。於是加公孫瓚為奮武將軍領右北平太守，讓他有了合法的兵權，而薊侯的爵位則讓他與劉虞有了產生矛盾的焦點。只不過這件事還沒有去實施就發生了關東義軍討伐董卓，遷都長安等一系列的大事，等到李傕郭汜主政的時候，在決定關東和解的諸項事宜的時候，劉虞的問題再一次被提了出來。雖然之前劉虞曾派人到長安向朝廷表過態度，但是劉虞之子劉和秘密離開長安這件事怎麼能夠證明那不是劉虞刻意安排下的一場忽悠朝廷的騙局呢？
趙岐正是帶著這種秘密的使命來到了和解關東的談判桌上。而這恐怕也是趙岐和解關東的這場非常重要的漢末政治談判，在眾多的史書中記載模糊不清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當時記錄這件事的史官被當時的執政者要求做了模糊處理。因為畢竟劉虞有一個漢室宗親的身份，又是一個在其被殺以後都極其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傳揚出去所產生的後果將會是很難預料。
公孫瓚就這樣合理合法的、理所當然的駐進了薊城，劉虞所深愛的薊城百姓就這樣成了公孫瓚所食之“吏民”，在史書記載中也的確如朝廷所預想的那樣，在公孫瓚與劉虞之間由於“稟糧不周”而經常產生矛盾，並最終促使盛怒下的劉虞在這一年的年底發動了攻打公孫瓚的戰爭。
公元193年，即初平四年冬天，劉虞糾集了十萬人馬準備趁夜偷襲公孫瓚在薊城東南角所建築的小城。臨行前他的一個從事代郡人程緒脫掉頭盔向劉虞諫阻說道“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可是劉虞不聽，他也不想再聽，於是將程緒斬首示眾。然後告誡士卒攻打公孫瓚的時候“無傷餘人，殺一伯圭而已” 伯圭就是公孫瓚的字，也就是儘量不要傷及無辜，首惡必辦脅從不論口號。並且在攻打公孫瓚小城的時候又由於愛護民舍房屋下令士兵不要放火。劉虞的這種做法是他的仁心所致，可是在戰場上這種對敵人的仁心卻是對自己的殘忍，也是對追隨自己的這些士兵部屬的不負責任。
公孫瓚在薊城東南角上所修建的小城，其實也就相當於一個相對大一點可以居住的府邸，相信也不可能屯駐下太多的兵馬。所以史書記載，當時“瓚部曲放散在外”而他身邊只有少數駐兵。當劉虞的一個叫做公孫紀的屬下跑來向公孫瓚報信的時候，公孫瓚自認為兵少沒有必勝的把握，就打算挖掘城東城牆逃跑，可是當他看到劉虞的軍隊在攻城的時候由於愛護民房不肯放火而又畏首畏尾的時候，就知道劉虞在軍事上徒有虛名，縱有十萬之眾也是無濟於事。當下公孫瓚揀選了數百勇士，順風放火殺出小城去，與劉虞的軍隊展開一場巷戰，最終將劉虞的十萬之眾打了個潰不成軍。
兵敗下的劉虞領著部屬逃出薊城，向北逃奔到上谷郡居庸城中據守。而公孫瓚則率領士卒一路追趕到居庸城下，只用了三天的時間就攻破了城池，活捉了劉虞及其家屬妻子，載還薊城。
回到薊城以後，公孫瓚並沒有將劉虞處死，而是讓劉虞繼續坐在幽州牧的位置上成為了自己的傀儡，來了一場挾州牧以令吏民的政治大戲。並最終在自己人生的又一次巔峰中，驟然急轉謝下了“非天”的大幕。那麼這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下一篇再講。
小A斯蒂芬寫於201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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