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本千年
祝 熹
6月20日下午，中國嘉德，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專場拍賣會，最終成交價1.104 億元。《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的輯刻者為陳鑑，建安人。此古籍為建本。
01
公元960年春，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改元建隆；建隆三年（962），宋太祖秘刻一塊誓碑，鐫刻著“保全前朝柴氏子孫”“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等內容，並將此碑立在寢殿的夾室；乾德元年（963）春，趙匡胤用一杯醇酒， 解除了石守信、高懷德等高級將領的兵權。宋王朝的開國是一次兵不血刃的和平演變，前朝帝胄未被殘殺滅絕而是體恤有加，開國功臣不因有兔死狗烹之患而醇酒美人，文士不因宏論文字鋃鐺入獄而詩酒人生，百姓未被王朝替換政權更迭影響而市不易肆……氛圍寬鬆、庶民安樂、倚重文臣、抑制武力成了大宋王朝300餘年的格局基調。如此的政治佈局，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宋王朝的文化走向。
宋王朝外患重重，遼、夏、金、蒙古此起彼伏地進擊，武功孱弱的宋王朝疲於應付，戰亂頻繁， 而與政治孱弱相反的卻是文治聿興，人才輩出。至於如此的政治佈局竟也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影響了建陽的雕版印刷業，倒是當時人們未曾料想到的。
宋朝民眾對文化有普遍的熱情。舉個旁證。《醉翁亭記》寫好，被刻成碑後就被瘋狂地摹打，百姓為了拓印碑文，把寺廟庫房裡的氈子用盡了。如果把拓好的《醉翁亭記》並給監官，居然可以免稅。錢不是問題，沒文化才是問題。建陽同樣也洋溢著文化的溫暖，當時縣令劉克莊的《建陽縣廳續題名記》記載：“巍巍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墳典大備， 比屋弦誦。”建陽的書坊、麻沙這兩坊印刷了三墳五典之書，家家都在吟哦誦讀。熊秘在建陽創建了閩北第一所書院“鰲峰書院”後，僅朱子（名“熹”） 及其師友弟子興建的書院就有寒泉、雲谷、考亭、西山、環峰、溪山、潭溪等十幾所——此為兩宋文治聿興的縮影。
建陽與江浙之間橫亙著連綿的武夷山脈，從建陽入江浙往中原須翻越武夷山脈，古道主要有三條， 武夷山的分水關、浦城的仙霞關、光澤的杉關。唐朝末年，中原金戈鐵馬狼煙四起，躲避戰亂的人們， 越過高峻的武夷山，蹣跚著抵達了建陽。建陽山明水秀，號為“閩北糧倉”，唐石裡（建陽黃坑）就曾因一支15穗的嘉禾而詔改嘉禾裡，建陽縣改稱嘉禾縣。建陽物華天寶，避禍的人們彷彿突然把世事的紛擾和戰爭的殘酷甩在了身後，感覺到此間安樂衣食無憂，於是，峨冠博帶的高官、家資優裕的商賈、優雅從容的士子、青青子衿的書生，甚至通達天地的巫覡、雕龍畫鳳的梓人紛紛來了，他們撣撣手上的灰塵，留下來了。在宋王朝與遼、夏、金、蒙古的征戰中，中原不太平，於是，他們不再北歸， 而是留在了福建，留在了閩北，留在了建陽——此為兩宋武功孱弱的影響。
隨之, 文化重心南移。
熟知福建史的人大抵知道一段這樣的舊事：西漢時期，漢武帝對閩越王餘善反覆首鼠兩端的行為甚為光火，將閩人移入江淮，“虛其地”。閩地人口被漢武帝遷移後趨近於零。兩晉由於戰亂，中原士人入閩，人氣漸復；隋朝，福建人口1.2萬戶； 唐天寶年間9萬戶；北宋末年46萬戶。南北宋之交， 福建人口稠密，閩北尤甚，其中建寧府、邵武軍、南劍州計56萬戶。據《建寧府志》記載，宋崇寧年間（1102－1106）建陽人口已達41220戶、100648口。
淳熙十六年（1189），朱子給學生蔡元定的信中有句：“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那時，閩浙文化蔚然成大觀，彷彿居天地之中。洪邁的《容齋隨筆》也道：“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遂甲天下。”可以做註解的還有葉適的“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獨為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
中土人士南下，文化重心南移，書院精舍林立， 講帷杏壇相望，再輔以民眾“比屋弦誦”的文化熱情，於是，學者與庶民、外來者與土著民共同向文化聚攏，當地一種具有重要文化傳播功能的雕版印刷——建本，彷彿懷胎已久，呱呱墜地。
02
建本刻印書坊雲集於建陽，建陽刻書坊又麇集於麻沙、崇化（今書坊）兩地，因而，“建本”刊印之書也稱“麻沙版”“書坊版”。建本之名，較早見於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開卷瞭然、於學者為便。”意思是，四川的“蜀本” 與國子監的“監本”，都沒有標點（句讀），建本就加圈加點，易於閱讀。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建本，乍一登場，立即便是“五陵年少爭纏頭”的驚豔。而後，建陽只憑借區區兩個鄉鎮的雕版，就與四川、浙江的雕版抗衡，三分天下，產量還過之。實在令人咋舌！
宋代“中興四大詩人”之一的楊萬里得了一本《東坡集》，是福建的一位榷茶使官送的，楊萬里寫了詩答謝，其中有四句如下：
富沙棗木新雕文，傳刻疏瘦不失真。
紙如雪繭出玉盆，字如霜雁點秋雲。
詩中“富沙”即指建陽的上級行政區——“建寧府”。
楊萬里手頭的建本《東坡集》的廬山真面目究竟如何？以棗木為雕版木材，版刻的字疏朗硬瘦， 印刷用紙雪白如繭，文字的排列就好像翱翔於秋雲長空的大雁，明晰有序。
我們不妨透過楊萬里的詩句，撥開歷史的塵煙， 一睹建本芳容。
“富沙棗木”之存疑。
雕版之木公認的是棗與梨。楊萬里認定建本刻版的木材為棗木。棗木在建陽大面積栽種並作為雕版木材的可能性不大。倒是建陽山林中酸棗（山棗） 甚多，酸棗樹木紋清晰，木色古樸，但古字“棗” 寫為“棗”，酸棗寫為“棘”，建本所用棗木當不是酸棗。建陽的梨樹不缺，《建陽縣誌》《麻沙鎮志》載，麻沙梨樹有雪梨、面梨、冬梨、鐵梨、早花梨、木梨六種。梨木適於雕版，木質緊實，容易下刀， 刀口分明。也有資料顯示，除梨樹外，雕版木材還選水冬瓜和櫸柳。至於有的學者推斷為榕木，這純然是因為福州多植榕木的臆斷。
“傳刻疏瘦”之正解。
宋刻本主要仿三種字體：歐體、顏體、柳體。從歷史演進來看，北宋早期刻本尚歐體，後來逐漸流行顏體，南宋以後柳體又成為時尚。從地域分佈來看，京師開封及浙本多用歐體，蜀本多用顏體， 建本多柳體。書法史上有“顏筋柳骨”之說，建本的柳體字疏朗硬瘦剛勁有力，符合“傳刻疏瘦”的特點。
“紙如雪繭”之考證。
建陽的紙為竹紙。建陽多竹，號稱林海竹鄉， 嘉靖《建陽縣誌》載：“嫩竹為料，凡有數品，曰簡紙，曰行多紙，曰書籍紙，出北洛裡（麻沙界首村）。”《閩產異錄》說：“建陽扣，土人呼為書紙， 宋元麻沙版書，皆用此紙二百年。”宋書法四大家中的蘇軾與米芾都極推崇竹紙，蘇軾“作書，竹紙十之七八”。元代至元六年（1269）的《事林廣記》、元代天曆三年（1330）的《王氏脈經》等流傳至今的建本書籍都是竹紙刊刻。
“字如霜雁”之詮釋。
書簿的印字要明朗齊整，須得墨的配合。《建寧府志》記載：墨與書籍紙“俱建陽產”。《八閩通志》記載：墨出甌寧、建陽。建陽之水，特別是書坊的墨池，更是鍾天地之靈氣。“其水注墨，毫不濺漣”，取水印書，“紙墨精瑩，光彩照人”。書坊曾立有孔廟，孔廟泮池水色墨黑，可以當場取水當墨書寫。
山川特產，物華天寶，滋潤哺育了建本雕版印刷的漸漸壯大。而後，巨大的生產機器啟動，文化傳播的產業化浪潮開始洶湧澎湃而來。
03
建本起源，有三說，或唐末或五代或北宋，這留待學者考證，但已成共識的是：建本至宋，蜀本、浙本、建本三分天下，此時建陽號為“圖書之府”。元代書坊也以福建地區為最多，彼時，建陽陳氏餘慶堂、朱氏與耕堂、隱書堂、雙桂書堂等名噪一時。明代的建陽、金陵、杭州、北京四大書坊，以建陽書坊為最著名。
如此長時間的高效運作，如此跨度大的商業衝擊，偶爾追求速度與利潤而影響到質量確實難免， 且書坊作坊的主人和那些刀走龍蛇的工匠也不全是文化代言人，但也許正因為這樣，建本反而有脫穎而出的一面，數量也一枝獨秀。
淳熙六年（1179）春，建陽縣學購買了一大批的圖書，50歲的朱子為此寫了《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朱子的文字雖然不是明贊建本書籍銷路極好，卻也道出了“無遠不至”的實情。熊禾在《重建朱文公神道門疏》中也說：“文公之文，如日麗天；書坊之書，猶水行地。”他還在《同文書院上梁文》中吟詠“兒郎偉， 拋梁東，書籍日本高麗通”。熊禾說建本書籍遠銷日本、朝鮮，不是亂說的。
書坊建有書林門，為書坊東門，外地書商入此必經此門。過了此門的書坊有水井百口，寺廟百座， 人口逾3萬，大多數人以刀為鋤，以版為田，童叟丁婦，皆能操作，作場刻鑿之聲，如箏如鼓，終日不息。年關趕工，夜闌更深，燈火通明。雖然缺乏麻沙刻書坊盛況描繪的直接證據，但清代詩人查慎行有詩佐證：“江西估客建陽來，不載蘭花與藥材。妝點溪山真不俗，麻沙坊裡販書歸。”
數據統計也可說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 歷代建本古籍被列為國家級古籍善本的經史子集叢合計近1500種。從數量上看，建本超過了浙本、蜀本。
如此數量的圖書，在人口眾多學者雲集的社會背景且家家讀書戶戶吟詠的社會風氣下，內部消化已經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況且還有古道三條出武夷山直抵中原。當然，還可以由建溪走水路達福州再行轉運至泉州出海遠銷國外。在日本，明代餘氏“仲德堂”刻印的《各方類證醫書大全》24卷，即被視為“醫家至寶”，翻刻成日本自己刊行的最早醫書。元朝末年，朝鮮、日本還派人到麻沙一帶招募刻工雕刻圖書，麻沙餘樂書肆和俞良甫等50餘人，被招募往日本刻書。日本“五山文化”中刻書最多的臨川寺，雕工幾乎全是福建人。
書坊所刻書籍，除經史子集叢外，還有小說演義、童蒙讀物、日用雜書、戲曲、農書、醫書，而且， 明代“天下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
04
倒不必從題材的分類、版式的設計來一一描述， 只是，雕版書籍產業化後，一些成功與失敗的案例， 值得玩味反思、借鑑學習。
元代至元二年（1336），建本《元詩》一書附一則徵集詩稿的廣告，原文共四行：
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即刊，難以人品齒爵為序。
四方吟壇多友幸勿責其錯綜之編。
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無滄海遺珠之嘆雲。
李氏建安書堂謹啟。
這是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徵稿廣告。
大約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陽書坊清白堂主楊湧泉以其商人的敏銳嗅出了市場商機，他對他的姻親、忠正堂堂主熊大木說，如果將《精忠錄》的岳飛舊事改成通俗小說，一定大有賣場。熊大木埋首動筆，《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即《武穆精忠傳》）不久面世。結果，《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引爆市場。翌年，《楊家將演義》等書面世，再次掀起出版業的風浪。熊大木撰書的巨大銷量為眾多書坊主樹立了高高的標杆，本是刻書的書坊主們紛紛“下海”，操刀之手拿起筆來，進行通俗小說的創作。這一現象被出版史稱為“熊大木現象”。由此，建本出版界開始湧現出一大批的“儒商”。比如餘象鬥，明朝萬曆十九年(1591)，30歲的他放棄儒業， 開始刻書，他所刻的《水滸傳》是目前所見最早最完整的簡本《水滸傳》；他所撰所刻的《北遊記》《南遊記》佔《四遊記》中的兩部；他的《地理統一全書》是中國第一部自然科學百科全書。
在出版物中，有一類被稱為“全相”的，就是在話本、演義等書籍上配上人物繡像，與現代的連環畫相類。元代建安虞氏在至治年間刊刻的《全相平話五種》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話本小說。平話每頁上面1/3版面是圖像，下面2/3是文字。建本刻書家佇立出版界的潮頭，率先使用插圖。鄭振鐸先生說： 古小說版畫大繁榮的局面，就是由建陽書林揭開了第一頁的。
史料談及羅貫中寓居建陽寫《三國演義》之事， 只是，此第一手資料究竟真實性如何，目前難以認定，羅貫中的生平在學界也大有爭議，但書坊以社會需求為要務，編印符合大眾口味的圖書，首刻《水滸傳》《三國演義》卻是事實。
不可否認，建本在發掘新人，搶佔市場，普及文化，追求時效，保留當時的市井文化等諸層面確實起到了先鋒的作用。
不過，在帶來巨大的利潤的同時，必然也衍生出相關的弊病，比如盜版翻刻、粗於校讎、錯字訛字的問題，無須迴避，現代出版業這種不規範依然存在。
上文的餘象鬥就遭遇盜版之苦，他說：我為刻書而勤勞奔走，紛擾繁忙，耗資巨大，成果卻多被一些專門翻刻別人成品、抄襲他人言論的人謀取， 他們難道不會羞愧？
南宋大儒祝穆的《方輿勝覽》《事文類聚》多被盜版。祝穆兒子向官府上訴以維護版權。官府給出榜文，張掛在建陽的麻沙、書坊等地。據載，此榜文是已知中國最早的保護版權文件。
至於商業化之後建本的一些錯訛也在所難免，陸游《老學庵筆記》中就記載了一件因校讎不嚴而鬧了笑話的事：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雲“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徐出監本， 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
筆記中說：教官的教材《易》這本書是麻沙本，
其中“坤為金”的“金”字是訛字，正確的是“釜” 字。這則筆記成為攻擊建本粗製濫造的極有力的事實證據。這只是特例，大可不必將特例當成範例。
05
雕版怕火，所謂回祿之災。
弘治十二年（1499），孔廟遭遇雷擊，大成殿等主要建築120餘間化為灰燼；在此前後，“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當時吏科給事中許天錫上奏說：這兩件事是上天示戒。建本與孔廟因為同時的火災而使許天賜感受到了某種隱憂。
對建本來說，火災記錄卻不只是這次。
元末， 麻沙刻書坊毀於大火；明末崇禎元年（1628），麻沙刻書坊又遭大火。清末咸豐七年（1857），崇化書坊遭遇太平軍的兵火；光緒二十七年（1901），崇化書坊再遭火災，作坊370多間及那些心血之作雕版與書籍都做了土……當然，建本雕版的衰弱是多方面原因的，失卻天時地利，技術趨於保守，新興產業（如製茶業）的興起等。
書坊的刻書者，後來還有一些“死而不僵”的， “墮落”至以刻灶神、靈符為生。
在800年建本史的大背景下，讓我們轉首一瞥元、明、清三朝的科舉史。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疏注——《元史》。明、清兩朝的科舉標準用書沿襲元朝，法定的是四書五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詩》《尚書》《周易》《春秋》《禮記》，共9部。除《禮記》1部用古疏注外，其餘8部用的是福建的朱子、蔡沉、胡安國3人所註釋的版本。胡安國、朱子、蔡沉通過科舉注書，使閩學的思想端坐在意識形態上方，控制了封建王朝達六七百年， 影響超過了經學、玄學、佛學。等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那場大火，燒燬的也許不僅僅是傳承千年那刀走龍蛇巧奪天工的印版了。
我們再看那些雕刻灶神、靈符的雕版者時，就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明清豔情小說已極為盛行之時，建陽的刻書家基本集體抵制刻印豔情小說，豔情小說在建本中的存量微乎其微。這當然與龐大的科舉用書市場是分不開的，但同時，也必須承認， 聖人之訓讓建本的刻書家保持著高貴的底線——他們是有尊嚴的雕版者。
06
和我一樣，書坊百姓對雕版印刷的沒落，會心痛，於是，他們附會了一個故事，以期神護佑建本萬萬年。
明朝末年，清兵入關，大學士黃道周帶著隨從自福建走小路去江西招募人馬，穿過書坊的“書林門”。街面，賣書購書人來人往昇平安樂。黃道周想，如果清兵一來，圖書之府恐怕要化為灰燼。黃道周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他在一家印坊前，停步不前，思量許久，而後，解開包袱，拿出大筆，在刻書坊的柴壁板上寫下“此中世外”四個大字。後來， 清兵到來，要洗劫書坊，突然間，印坊門上“此中世外”四個大字金光大放，射得清兵睜不開眼，他們以為圖書之府有神明庇佑，不敢再燒殺搶掠。
黃道周已然上升為文化的保護神。其實，真實的歷史記載是：黃道周對書坊的學者名喚遊藝的十分欣賞，去普覺禪寺拜訪他時，題下“此中世外” 匾額。
如今，圖書之府的遺蹟已渺茫難尋，能操刀鐫刻的老藝人已罕有其人，但我們沒必要再編造一個神話再製造一個神祇來慰藉自己，那些可資文化緬懷的實體“書林門”“積墨池”已修復；“書林古街” 的保護工程已啟動；建本研究書籍已陸續出版，麻沙建本特色小鎮的建築已經啟動……清平盛世，建本兮歸來！千載之下，我們漫步書林古街，仰觀書林門，藏身故紙堆尋覓建本舊事，依舊可以感覺到那綿長的文化力量與不絕如縷的嫋嫋書香。
刊於《福建文學》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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