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博士，現供職於中國作家協會創聯部，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評論工作與散文寫作。作品見於《人民文學》《當代作家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先後執筆《80後文學創作群體創作與生存狀況調研》《1—4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文本分析》《中國當代作家培養制度研究》等課題。主編有《中國青春文學典藏書系》。
早上醒來已近九點。
雖是9月初，但小鎮已秋意濃，晚上需蓋厚被子了。昨夜寫論文至深夜，其間數次撓頭揉腮，也不過寫下三五百字。加之突來的落雨，以及被風吹卷的枝條“噼裡啪啦”打在窗玻璃上，更讓我心緒難寧。如果你愛一個人，就讓他去讀博士學位，如果你恨一個人，就讓他去寫博士論文。不知怎麼想起這樣一句話，苦笑中索性抓起書桌上的一瓶酒倒了一杯，幾口喝下，枯坐一會兒便上床睡覺，但一點多時又被驚醒，是鎮上的幹部剛散會，他們下樓時紛沓的腳步以及談話在靜謐的夜裡格外響亮。等到再次睡下，醒來就比平日晚了些。
燒水洗漱後下樓，站在院內那兩棵綴滿青果的核桃樹下，在為是否去吃早飯而糾結。小鎮做早點的飯館不多，我常去的一家是包子鋪，其次是拉麵鋪，偶爾去“金龍手抓”店吃一次清湯羊肉，每到早餐時間，這些店便擠滿了人。看了看時間，包子鋪裡的胡蘿蔔餡包子與稀粥肯定沒了，因身體原因，羊肉湯於我早已變成了奢侈品，雖然在我看來， 小鎮的羊肉是全國其他地方難以相比的，而牛肉拉麵，這個日常被當地人“拉牛、拉牛”掛在嘴邊的食物，在長時間的品嚐之後，也讓我心生倦意了。
院內人來人往，不時有鎮上幹部拎著早點急匆匆進來。在三三兩兩的行人中，有一個老奶奶，拄著柺棍，佝著身子，後背上一個大竹筐，遠遠地從大門處慢慢走過來。到我身邊時，她停了下來，雙手扶著柺棍，張嘴跟我說話。這樣的情景一次次上演，當我站在核桃樹下時，總會有一些路過的村民跟我講話，有人是問事，有人是閒聊，也有人是控訴。我想他們定是把我誤認作鎮政府的幹部了，每次我都會認真對待他們，如果要向他們解釋我只是個掛職幹部，這中間又會用掉些時間。面前的這個老奶奶，我無法斷定她的年齡，西北山區的惡劣環境讓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格外蒼老。我還記得最初見到這些鄉鎮幹部時，總以為他們有著大於我的年齡，實際不然，比我年齡大的人沒有幾個，許多人竟然比我小得多。老奶奶有著一張飽經風霜的臉， 滿臉如同幹核桃的皺紋，灰色老式對襟上衣，黑色褲子，沾滿塵土的黑鞋子。面對這個老奶奶，我努力了半天依舊沒有聽懂她的意思，我說出的話她也聽不懂，即使我講得很慢，她依舊茫然，令我對自己的普通話第一次產生了不信任感。我們倆比畫過幾個回合後，她放下竹筐，一屁股坐在樹下的臺階上，雙手依然扶著柺棍，卻不再理我。我走到自己的摩托車旁，清理車座上的落葉。就在此時，黎書記從樓裡出來，我急忙招他過來，一問才知，原來老奶奶是來找幹部解決家事的，她的低保卡被尚未結婚的大齡兒子偷拿去再也不還，她沒錢生活，越想越氣，於是一大早出門，走了二十多里的路過來。黎書記不忍心她再走回去，找了一輛車親自送她回家，併為她解決家事去了。
老奶奶來自高山村, 從鎮政府驅車需要半個小時。我第一次去那裡，是與助學小組的成員們一起為那裡的孩子們送圖書。高山村的學校多是學前班兒童，還有不到十個一、二年級的孩子，我選購了些適合他們閱讀的圖畫書，以及一些文具、玩具。我們到的那天，孩子們在院子裡奔跑打鬧，有些在滑梯上嬉戲。滑梯有些小，是我們從另一所幼兒園調過來的，因為那所幼兒園學生多，我們為他們配置了一個大滑梯，於是這個小滑梯就搬到了高山村小學。山裡的孩子有些野，可在老師面前都會變得規規矩矩，格外聽話。他們在老師的指導下乖乖站成兩排，我們把玩具與文具放到他們手裡時，可以感受到他們難以掩飾的喜悅，但看到的卻是他們一張張垂眉羞澀的臉。
我終究還是決定出去吃點東西，或許用出去走走一說更加準確，因為毫無餓意，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剛出院門，只見一個五十多歲頭戴土黃色圍巾的婦女從我身邊風風火火地走過，腳下帶起陣陣塵土，直直地朝鎮政府大樓走去。直覺告訴我，樓裡的幹部可能又有事要處理了。但我只側身看了一眼，又轉身朝前，或許走一走就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了。果然，走了一會兒，我快速向河邊的裝裱店走去。店主是一個姓李的老先生，見我到後，忙放下手中的畫框，倒茶給我。我曾請全國各地的藝術家們為全鎮的多所村小學寫字作畫，再統一交由他裝裱，一來二去也就熟識了。店不大，正中間是一張又長又大的工作桌，牆上掛滿了別人送來的以及他自己寫的書畫作品，地上放置了些裝裱好的作品， 店外則堆放了許多木料，都是來做相框用的。我們坐在店門口的小凳子上閒聊，聊小鎮上一些寫字作畫的人、書畫的技法以及裝裱的細節等。我極喜愛這樣的時光，這是一份寧靜的快樂。我們需要有一個地方，有一種方式，或者是一個人，讓我們的心慢下來，軟下來，充盈起來，優雅起來，去體驗久違的真切時光。在這份時光裡，我們可以忽視任何不稱意，甚至時間都不存在了，還可以將時光雕刻成隨心所欲的模樣，在這份通透中寂靜，歡喜。這樣的時間過得快，我“啊”了一聲，起身就要走， 他問我何事，我邊出門邊回頭解釋忘記了件要緊事。其實，我是怕回去晚了食堂的飯菜都被吃光了， 在這方面，我是有經驗的，也是有教訓的。
午飯後照例在樹下站了會兒，明亮的陽光透過層層樹葉落在我的臉上、身上，幾個小孩子在不遠處的陽光下，一起擠坐在滑板車上，從一個水泥路斜坡上大叫大笑著呼嘯滑下，再歡叫著陸續跑上來，循環往復，樂此不疲。我與幾個鄉鎮幹部聊了點趣事便回房間，準備接著與論文進行戰鬥。前腳剛進門，桌上的手機響了，是燕子的電話，接起來， 沒有聲音，餵了幾聲，才聽出她極力控制的情緒。
“書記，您現在有時間嗎？”燕子問我。
“有，怎麼了？”
“我心裡憋得難受，又不知道跟誰講，就給您打個電話，您現在忙嗎？可能講的時間要有點長。”
於是，我便聽她講了這個因錢而起的事情，而其中的主角就是那個從我身邊風風火火走過的女人。
前些天鎮政府院內人流如織，許多村民前來繳納醫療與養老保險，這個女人也來了。女人上午來時，正是人最多的時候，房間裡站滿了繳費的村民。等忙過之後，燕子與同事紅霞抓緊開始吃那些已發涼的早點。吃了幾口，紅霞便站起來尋找東西。
“你不吃東西做啥呢？”燕子問她。
“錢，你見我的錢沒？”紅霞緊張地說。
“什麼錢？”
“就是剛才尕楊還我的六百塊錢，剛才我忙， 我讓他給我放在桌子上了啊！”
紅霞找了半天，一直到下班，都沒有找到。紅霞哭喪著臉，癱坐在座位上。
“你看見尕楊給你了嗎？”
“給了。我清清楚楚記得給我放在桌上了。”
“你再慢慢想想，彆著急。”燕子寬慰她。
“我好像把錢給一個村民了。”紅霞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神色愈發緊張。
“我那會兒忙得沒顧上，以為是她繳費的錢， 於是就留下了她應繳的，剩下的又給了她。”
“你確定嗎？你再想想。”燕子也急了。
“確定。就是給她了。我怎麼幹這樣的事？真是！”
錢的去向知道了，但是如何要回來呢？燕子性子直爽，一向快人快語，她的世界裡非黑即白，如今碰到這事，極力主張去要回來。尤其她也知道紅霞家境本不寬裕，剛工作工資少，還要供弟弟上學， 六百塊不是個小數目。紅霞卻有些猶豫，畢竟自己犯錯在先，現在上門要錢，反倒替對方有些難為情了。再說如果對方死活不承認，自己豈不是毫無辦法？兩個人糾結了半天，一時竟沒了主意。等到第二天時，兩個人相對而坐，雖無人提起，但六張嶄新的紅票子無時無刻不在她們眼前閃爍，最後紅霞還是勉強聽從了燕子的話，下班後跟著她去要錢。
她們去的地方是高山村。高山村，顧名思義， 立於山之高處的村子。從曲折環繞的山路向上望時，村子如在雲霧中，頗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模樣。可到了近前，則會大失所望。高山村是一個貧困村， 一百多戶村民中絕大多數享受國家低保救濟，村內道路狹窄，下山的路都不敢硬化，生怕趕上下雪， 連人帶車滑到溝裡。
燕子與紅霞很容易便打聽到了女人的住處。女人的家在一處高地上，獨門獨戶，她們沿著斜坡上去，敲門無人應，於是推門進院。正面是四間平房， 裸露著灰色的外牆，左側的房間只安裝了房門，窗戶是沒有的，再細看，裡面空空蕩蕩，只是牆角立著兩袋糧食。右側的房間相對完備一些，亮著燈， 有人在裡面說笑。院內的地面只硬化了一半，另一半散落著一堆磚塊，一輛小推車，還有幾件農具。直到她們倆推開右側房門的時候，屋裡的人才發現有人來了。女人有著一張瘦削的臉，顴骨很高，薄嘴唇，見有人來，忙放下手中的香蕉，衝來人堆著笑，露出一口焦黃的牙齒。原來女人與丈夫正給兩歲多的孫子剝香蕉吃，他們的面前還有四五個紅色的塑料袋，裡面裝滿水果與點心，還有一袋則是三四塊巴掌大小的羊肉。
聽說是鎮上的幹部，女人明顯愣了一下，接著坐在炕頭，抱起孫子，背對著燕子與紅霞，不再說話。這時，女人的丈夫，披件老式中山裝，訕訕地說自己有點事，側身出門，出門時覷了女人一眼。一時間屋內除了小男孩的咿呀之外再無聲響。燕子與紅霞在進門處進退不得，尚未開口，兩人便紅了臉。終於還是燕子開了口：
“阿姨，我們今天來是想問個事。”
女人頭也沒抬，似沒聽到。
“阿姨，是這麼一回事。那天你不是去交醫療和養老保險嗎……”燕子一股腦把來意講完了，但她講得很婉轉，怕傷到女人的自尊心。
女人依舊不動聲色，很長一會兒後小聲地說： “我沒拿你們的錢。”
“阿姨，要不您把兜裡的錢拿出來我們數一下，看看有沒有多出來的錢？如果沒有，那就是我們記錯了，我們就回去了。”燕子重複了兩遍這樣的話。
女人見推不過，把孩子放下，手插進褲兜裡， 但始終不把錢掏出來。
燕子有些急了，看了一眼紅霞，紅霞更是手足無措，似要轉身出門離去。
“阿姨，我們的辦公室都有攝像頭，我們是查過監控器後才來的。”燕子說出這樣的話後，屋內的人都愣住了。女人在褲兜裡的手有些抖，而紅霞， 則是一臉茫然地望著燕子。
此時，女人的丈夫側身進來，低聲對女人講： “快把錢給人家吧。”
女人不情願地從褲兜裡掏出一個灰色的手絹， 然後慢慢地一層層地打開。男人一把抓過來，數出六百塊就要遞給燕子，手絹裡只留下一百塊以及幾張零錢票。
女人“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這樣的話我就少了一百多塊。”
應是受到了驚嚇，孩子也跟著哭了起來。燕子與紅霞看了眼孩子，又看了眼孩子面前的那堆塑料袋，頓時明白了。對這個貧困的小山村而言，兒女一年能給幾百塊的生活費已經是不錯，他們每一分錢都用得節省。女人平白得了六百塊，既交了醫療與養老保險，還剩下三百塊，自然是滿心歡喜，等了一天見沒人來，以為這筆錢就是自己的了，一高興便買了很多東西。現在要退錢回去，這些東西就變成自己所買，內心怎樣都無法接受。
“我也有錯，要不我少要一百，給我五百吧。” 紅霞小聲地說。
女人抱著孩子仍在抽泣，女人的丈夫聽後迅速從中抽出一張，將剩餘的五百給了紅霞。
“別哭了，人家這不給你補了一百嗎？”男人轉身喜滋滋地安慰女人。
事情就這樣順利解決了。燕子與紅霞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如果是這樣，就不會有後面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而燕子也不會給我打這個電話了。
也不知女人從哪裡聽說辦公室沒有攝像頭，感覺受了欺騙，第二天一早，一怒之下跑來，進門便質問燕子攝像頭在哪裡。她要燕子與紅霞把監控器拿出來，否則就要她們把五百塊還給她，因為那是她的錢。
爭論是避免不了的。面對女人的取鬧，紅霞與燕子沒有退讓，也沒有辦法退讓，只能是不再理她。女人在鬧過之後，雙方僵在那裡。恰巧劉副鎮長進
來安排工作，女人見有領導來，便添油加醋地講了一遍。燕子與紅霞也解釋了幾句。還未聽完，副鎮長已然明白箇中緣由。
“走，我帶你去司法所講一下。”
“你是領導，你得解決。”女人跟副鎮長堅持。
“我們有專人解決這個問題，你跟我來。”副鎮長聲音不大但很堅定。
但沒想到，女人毫無徵兆地暈倒在了司法所。司法所所長急忙派幹部把她送到政府對面的醫院， 一番檢查後，毫無問題。幹部帶她回來的路上碰到一個熟人，聊完幾句後轉身，發現女人不見了蹤影。
下午時，女人又出現了。這次她不再去燕子與紅霞的辦公室，而是直奔劉副鎮長而來，具體談了什麼不得而知，不過，副鎮長答應給她二百塊的困難補助。
第三天上午，女人再次跑了過來。也就是我見到的這一次。女人向副鎮長哭要自己的五百塊，當然，困難補助她也沒打算放棄。副鎮長被糾纏得惱火，就把燕子和紅霞劈頭蓋臉訓了一頓，並責令她們倆登門解釋，妥善處理好此事。
燕子給我打電話的時候，也正是被副鎮長訓斥後。燕子覺得委屈，跟副鎮長頂了幾句嘴，結果招致了更嚴厲的批評。
“我登門去，不管說什麼，不都變成道歉認錯了嗎？我們丟不起那個人！我們就是這樣跟劉鎮長講的，但他非要我們去。你說我們怎麼辦？”燕子憤憤地說。
“那我和劉鎮長商量一下，我看看他有沒有更好的辦法。”我雖這樣說，但內心卻是一點主意都沒有。晚飯後，我見到劉副鎮長，交流之後我問他準備怎麼辦。
“唉，能怎麼辦？煩得很。現在扶貧任務這麼重，哪有多餘精力管這個破事！”
“可恨之人也有可憐之處，打不得、罵不得， 我本想給她點錢讓她別鬧了，她還不依不饒上了， 氣得我都想警告她，再鬧就把她的低保取消了。” 劉副鎮長一臉的煩躁。
“等等看吧。”他嘆了一口氣。
這一等，結果等來更大的麻煩。這也是我隨後聽幹部們講的。女人的兒子從蘭州打工回來後，聽說娘被人欺負了，當天就氣勢洶洶地開著家裡的三輪車跑來找劉副鎮長，並提出三個要求：還錢、道歉、給四百二十元的特困補助。劉副鎮長哪能答應？有火不能發，只能耐著性子跟他講道理、做工作。見沒有效果，女人的兒子悻悻地回去了，可回頭女人的兒媳又來了，這次並沒有提出三個要求， 只是提出要特困補助。至於劉副鎮長如何應對，我就不知道了，也沒人跟我提過。
等到再後來，我問燕子這個女人和她的家人有沒有再來，燕子說沒有了。我便問她事情結果是怎樣的。
“就那樣，她還想怎樣？”
“她這樣鬧，內心就沒什麼愧疚嗎？”我這樣問過燕子。
“一是太窮了，為了錢；二是怕鄰居說她，所以跑過來鬧一鬧，證明清白。”
窮固然是一個原因，但對女人而言，面子才是更重要的東西吧，鄰里的風言風語可沒幾個人能消受得了。
這個事情也就這樣悄無聲息地結束了，如同小鎮上發生過的許多事情一樣，不管多麼轟轟烈烈， 一下子就沒了聲息，隨著穿鎮而過的冶木河流遠了，也迅速被大家淡忘了。
當我再次看到那個女人時已是冬月了，那個正午的陽光很暖，她領著孫子在河邊集市買當地產的啤特果，依然是戴著那條土黃色的頭巾。她選了四個，付錢的時候跟對方討價還價了一番。孫子趁她不注意，伸手抓了一個，結果沒拿住掉在地上，原本就軟的啤特果變成一攤果泥。女人狠狠打了他的手一下，拉著就走，孫子“哇”的一聲號啕大哭起來，哭聲洪亮，撕心裂肺，但終究還是淹沒在集市嘈雜的聲浪裡。
刊於《福建文學》2019年第1期
圖：Nikolai Astrup
閱讀更多 福建文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