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謠”唱不破科恩兄弟的宿命論

在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科恩兄弟憑藉他們的新作《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The Ballad of Buster Scruggs)獲得了主競賽單元最佳編劇獎。影片由六個在情節上沒有關聯的短小故事構成,長度從10分鐘到40分鐘不等,片名《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就是六個故事中的第一個故事。

“歌谣”唱不破科恩兄弟的宿命论

當然,幾個故事也並非全然沒有聯繫——它們都發生在西部拓荒時期的美國,而且從思想內核上看,幾個故事也非常一致,都可以用第五個故事中出現的“不確定”(Uncertainty)一詞加以概括。事實上,“不確定性”也是科恩兄弟所有電影的內核,從處女作長片《血迷宮》開始,我們就能在二人的電影中不間斷地感受到這一點:在他們創造的影像世界當中,沒有“強者恆強”這樣的規則,哪怕是看上去無懈可擊的人,也有可能被某種突如其來的力量徹底掀翻。比如《老無所依》裡的殺人狂,幾乎稱得上是所向披靡,但最終卻意外遭遇車禍,被兩個毛頭小子整得狼狽不堪。

《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也是如此,我們在幾乎每個短小的故事當中,都能看到強與弱的對調和轉換,而科恩兄弟創作中呈現的這種固有的不確定性,又和西部拓荒時期的無政府狀態發生化學反應,得到進一步增強。這其中,第二個故事最為短小,但恰恰也是衝突最為激烈、戲劇性程度最高的一個。短片一開始,一個表面看上去十分兇狠的牛仔(詹姆斯·弗蘭科飾)準備搶劫銀行,結果一個疏忽就差點被銀行職員用獵槍打斷雙腿。牛仔剛想逃跑,又被身披幾層鐵甲(其實是身上掛滿鍋碗瓢盆)的職員撂倒在地。等他再度醒來,已經是等候絞刑的死囚了。未料,此時一群印第安人衝殺出來,把所有行刑人殺光,唯獨留他一條性命。好不容易被人救起之後,卻立馬又被當地人抓去,送到警局,警長不由分說就把他當成偷牛賊處以絞刑,而且他真的就死了——就像第一個故事中的巴斯特·斯克魯格斯一樣。

“歌谣”唱不破科恩兄弟的宿命论

主角登場,速戰速死,完全沒有喘息之機。或許這也是科恩兄弟不得不將幾個短片連綴起來的原因?一個最開始看上去志在必得的匪徒,被命運玩弄得精疲力盡,毫無還手之力——熟悉科恩兄弟作品的觀眾肯定會感覺十分親切,因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科恩式故事。短短10分鐘的時間裡,主角先後經歷了好幾次身份和命運的逆轉,這不僅體現出科恩兄弟對故事節奏極強的駕馭能力,更體現出“宿命論”為科恩兄弟電影賦予的特質:荒誕、神秘、驚悚、完全不可預知……他們的電影之所以一直那麼“好看”,從本質上講,大概就是源於宿命論這種世界觀本身所散發出來的氣質。

公允地說,如果把這部電影放到科恩兄弟的作品序列中看,我們還是很難對影片有太多褒揚。連綴起同一類型的故事的做法讓人想起小林正樹的《怪談》(尤其是最後一個故事營造的神秘氛圍),但從視聽上講卻又遠遠沒有達到那個水平;片中很多元素的使用都和科恩兄弟八年前創作的西部片《大地驚雷》有相似之處,而比較之下,新片中對印第安人和女性形象的刻畫趨於保守,甚至還沒有今年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澤爾納兄弟執導的《落難女子》來得大膽。無論從哪個層面上來說,《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都是一部意料之內的作品,既沒有超越(甚至沒有接近)科恩兄弟的創作邊界,也很難說對西部片有什麼驚人改造。

“歌谣”唱不破科恩兄弟的宿命论

唯有一個故事讓筆者難以忘懷。故事裡的兩個賣藝者,領班是個健全人,另一個表演者則是沒有四肢的殘疾人,後者以講述神話故事和進行政治演說來娛樂大眾。隨著二人的馬車不斷向蠻荒的西部深處行進,無論是古埃及神話、《聖經》故事、政治演講(其中的一個段落出自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說》),抑或是語言中包含的純粹的韻律,都不再能喚起人們的激情。二人的收入也越來越少,直到已經無法餬口,殘疾人藝術家只能讓位於一隻會算數的公雞(當然也不過是一種騙術)。對領班來說,殘疾人演員和會算數的公雞並沒有太大區別,無非是他花錢買來謀生的工具,而這種殘酷的等價也決定了演員最終的去向。

“歌谣”唱不破科恩兄弟的宿命论

在這裡,最低限度的嚴肅讓位於奇技淫巧,“民有、民治、民享”的宣言無法引起任何共鳴,原本留出的掌聲時間逐漸化為尷尬的寂靜。人們對一切漠不關心,除了娛樂——這或許也是整部影片與現實世界唯一的連結之處。

文|圓首的秘書

本文刊載於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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