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布努艾爾（1900-1983）是西班牙國寶級電影導演，被譽為“超現實主義電影之父”。從1928年創作拍攝第一部超現實主義電影傑作《一條安達魯狗》到1977年拍攝最後一部影片《慾望的隱晦目的》，他導演的影片有多部獲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榮譽。
小編摘選出他的回憶錄《我的最後嘆息》中的片段，他談論了幾乎所有的個人喜好，書、電影、音樂，以及生活態度，讓我們更進一步瞭解電影背後的導演其人。
在超現實主義活躍的時代，我們之中有個積習，那就是最終要把事物判斷為好與壞、正確與錯誤、美與醜。
有些書是必須讀的，而另一些書則不能過目；有些事情必須去做，而另一些事則不能去幹。這些古老的玩意兒使我受到啟發，我順其自然地寫出這一章，就像所有偶然發生的那樣，其中有我憎惡的，也有我喜歡的。 我奉勸諸位不妨在某一天也試一試。
我曾經酷愛法布爾寫的《昆蟲記》。 由於偏愛觀察及對生物的無限眷戀使我覺得這本書是無與倫比的，遠遠超過了《聖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對自己說，我只攜帶這本書到一個荒島上去。 但今天我改變了主意：我什麼書也不帶。
我喜歡薩德。 當我第一次在巴黎看到他的著作時，只有 25 歲。他的書給我留下的印象比達爾文的著作更深刻。
薩德（Sade,1740—1814）：法國作家，主要作品有《朱斯蒂娜》等
《索多瑪的 120 天》首次在柏林出版時印數很少。 一天，我在羅蘭·杜瓦爾的家裡看到了其中的一本，當時我和羅伯特·特斯諾斯在一起。這本書已殘破不堪。 馬塞爾·普魯斯特和其他人早已拜讀過這本難以尋覓的書，杜瓦爾把書借給了我。
在這之前，我對薩德一無所知。 看完該書後，我驚愕之極。
在馬德里，在大學中，基本上沒有人向我隱瞞世界文學的大師鉅作，從卡蒙斯到但丁，從荷馬到塞萬提斯。 可是，我怎能忽略這本傑出著作的存在，它竟以權威方式，不顧文化、各自方的觀點來分析社會。它對我的震動很大。 大學騙了我。 我認為，其他的“大師之作”在一瞬之間便失去了他們的全部價值及重要性。 我想，若是重新閱讀《神曲》，我會覺得這是一本世界上最缺乏詩意，甚至比《聖經》更缺乏詩意的書。那又該怎麼評價《盧西塔尼亞之歌》和《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呢？
我對自己說：在做其他所有的事情之前，他們應該讓我看薩德的書！然而他們卻讓我讀了那麼多無用的書！
當時我想竭盡全力找到薩德的其他著作，但他的書是被嚴禁的。 只在 18 世紀出版過極為少量的版本。波拿巴特大街一家書店的店員 — 布勒東和艾呂雅曾帶我去過該店 — 在登記要買《朱斯蒂娜貞節之厄運》一書的名單上寫上了我的名字。 但他未能給我找到這本書。 相反的是，我手中倒有《索多瑪的 120 天》的手抄本，我差點把這個手抄本買下來，最後是諾埃里斯子爵得到了它，那是厚厚的一大捆。
幾個朋友借給了我喜歡的《閨房的哲學》，及《神甫和臨終人的對話》《朱斯蒂娜貞節之厄運》《朱麗葉惡行之鴻運》。 我特別欣賞後一本書中所寫的朱麗葉和教皇在一起，教皇承認他的無神論的那段故事。此外，我有個孫女也叫朱麗葉，這個名字是由我的兒子讓·路易斯挑選的。
布勒東有一本《朱斯蒂娜貞節之厄運》，雷內·克勒維爾也有一本。 當克勒維爾自殺後，第一個趕到他家的是達利，隨後是布勒東。團體的其他人員也接踵而至。 克勒維爾的一位女朋友在幾小時後乘飛機從倫敦趕來。 是她在人死之後的混亂中發現《朱斯蒂娜貞節之厄運》一書不翼而飛。 定是有人把書偷走了。是達利乾的嗎？這不可能。 懷疑布勒東嗎？也未免太荒謬。 再說，他已有這本書了。 定是熟悉他的圖書室的克勒維爾家中的一員偷了這本書。 但行竊者卻依然逍遙法外。
我還被薩德的遺囑深深觸動。 在遺囑中，他要求把他的骨灰隨便撒在任何地方，他要求人類忘卻他的作品甚至他的名字。我也願意提出和他同樣的請求。 我認為，所有的紀念儀式，所有為偉大人物矗立的塑像都是虛偽的，也是有害的。 這些有什麼用？我只看到了虛無縹緲的尊嚴，還是都忘了吧。
儘管今天我對薩德的興趣已時過境遷 — 可是對一切事物的熱情卻依然浮現 — 但我不能忘卻這場文化上的革命。無疑，他對我的影響是深的。我確實在《黃金時代》中引用過薩德的話，莫里斯·海涅寫了一篇反對我的文章，強調“神聖的侯爵” 會對此深感不快。實際上，薩德全面徹底地向所有的教派發起了進攻，而我只是抨擊了基督教。對此，我的答覆是，我的目的不是尊重一位已故作家的思想，而是拍一部影片。
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法國作家，代表作品為《追憶似水年華》
我十分敬重瓦格納，從我的第一部影片（《一條安達魯狗》）到最後一部（《慾望的隱晦目的》），在數部影片中我都採用了他的樂曲。我相當熟悉他的音樂。
我喜歡早睡早起，也喜歡比正常吃飯時間提早吃飯。 我這一點是完全有悖於西班牙人的習慣。
我喜愛北方、寒冷和雨。 這方面我是個地道的西班牙人。 我出生在一個乾旱的地區，無法想象霧氣縈繞、溼潤的、廣闊的森林特有的美。我已講到，童年之時我到西班牙最北部的聖塞巴斯蒂安度假。 當看到蕨類植物及樹幹上的苔蘚時，我感到無比的激動。我喜歡自己不甚瞭解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俄國。7 歲時，寫了一個只有幾頁紙長的故事，那是關於經過茫茫雪原橫穿西伯利亞的故事。
我喜歡落雨的聲音。 我認為它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之一。現在我非得帶上助聽器才能聽到它，但它的響聲與以往大不相同了。
雨可以滋潤大地使國家富強。
我確實酷愛嚴寒。 整個青年時代，我在最寒冷的冬季，也不穿大衣，只穿一件襯衫和一件外衣到外面散步。 我感到寒冷襲人，可我硬挺著，因為這種寒冷使我樂不可支。我的朋友們稱我為“那個不穿大衣的”。 有一天，他們給我拍了一張我一絲不掛地站在雪地裡的照片。
巴黎的一個冬季，塞納河已開始結冰，我在奧爾塞火車站等候從馬德里乘車前來的胡安·維森斯。 寒風刺骨，我只得從站臺的一端跑到另一端來防寒。就是這樣我還是未能逃脫肺炎的厄運。只為了儘快康復，我買了禦寒的服裝，這是我一生中最初穿的禦寒服。
1930 年代，我和貝賓·貝略以及另一個朋友、炮兵上尉路易斯·薩里納斯經常在冬季去瓜達拉馬山。 說真的，我們不是去進行雪上運動，而只是隱居在我們的棲身之所。 我們圍著熊熊的篝火，當然手邊有幾瓶酒。我們用圍巾捂住鼻子，而且捂得嚴嚴實實，並不時地到外面站幾分鐘去呼吸新鮮空氣，就像費爾南多·雷依在《特麗斯塔娜》裡穿戴的那樣。
當然，登山運動員對我們的行為會嗤之以鼻的。
我不喜歡熱帶國家，這是有了上述愛好之後產生的必然結果。我生活在墨西哥純屬偶然。 我不喜歡荒漠、沙土和阿拉伯的文化，也不喜歡印度，更不喜歡日本。在這一點上看，我不像是這個時代的人。 實際上，我只鍾情於希臘羅馬文化，因為我在它的懷中長大。
我酷愛18世紀、19世紀那些由英國、法國旅行者們撰寫的在西班牙旅行的故事。由於我們生活在西班牙，我喜愛流浪漢小說，特別是《瞎子領路人》、克維多的《扒手》及《吉爾·布拉斯》。 後一部小說是由法國人勒薩熱寫的，但在 18 世紀就由伊斯拉神父準確地翻譯過來，使其成為西班牙作品。 我個人認為，該書如實地表現了西班牙。 我先後閱讀了這本書達十二遍。
在世界上眾多的盲人之中有一個人我不太喜歡，他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毋庸置疑，他是位優秀的作家，但是世界上到處都有作家。此外，儘管他是位優秀的作家，我也沒必要非要尊重他。 更何況他還缺少其他的品德。
六十年前，我曾與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有過兩三次接觸，我感到他相當的傲慢並且自以為是。在他所有的聲明中，我都發現了他那一本正經和好自我表現的痕跡 。我不喜歡他講話中的拿腔拿調，也不喜歡他對西班牙的蔑視。像許多瞎子一樣，他能說會道。他在答記者問時，總是重複對獲得諾貝爾獎的願望，這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夢想得到它。
與他這種態度截然相反的是讓·保羅·薩特，當瑞典科學院授予他獎的時候，他拒絕接受這一榮譽和獎金。我從報紙上得知他的這種舉動之後，立即給薩特發了一封電報，表示我的祝賀。我深受感動。
當然，如果我重新與博爾赫斯見面時，也許我會徹底拋棄我原來對他的看法。
我討厭賣弄學識和晦澀語句。 有時，當我看到《電影手冊》上的一些文章時會笑得流出眼淚。 在墨西哥，我被任命為“電影培訓中心”的名譽主席。這是一所高等的電影學校。一天，我應邀去參觀那裡的設備，他們向我介紹了四五位教師，其中有一位是穿戴很得體的年輕人，他因害羞而臉紅。 我問他教授什麼，他回答我：“克隆影像症狀符號。”我真想宰了他。
令人不知所云地賣弄學識是典型的巴黎現象，它給不發達的國家造成了可悲的毒害。 這顯然是徹頭徹尾的文化殖民的現象。
我討厭該死的斯坦貝克，特別是因為他在巴黎發表了一篇文章。 在該文中他嚴肅地說，他看見一個法國男孩兒手裡拿著長棒麵包走過凡爾賽宮時，用長棒麵包向衛兵行持槍禮。斯坦貝克說，他看到此景“深受感動”。 這篇文章讓我火冒三丈，他怎麼能如此地少廉寡恥！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國小說家，著有《憤怒的葡萄》等，1962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若沒有美國的大炮，斯坦貝克就什麼都不是。 我把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放在同一個位置上。 如果他們出生在巴拉圭或是土耳其，又有誰會去讀他們的作品呢？是一個國家的實力造就了這些偉大的作家。人們經常把小說家加爾多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但是，在西班牙之外，又有誰知道他呢？
我喜歡羅馬和哥特式的藝術，特別喜歡塞哥維亞的大教堂、托萊多的大教堂以及禮拜堂，它們是具有活力的天地。
法國的大教堂只具有建築形式上的美，是冷氣調。 我認為西班牙表現的組畫是無與倫比的，幾乎是由無數的曲線繪成的畫面，想象會迷失在巴洛克風格纖細、曲折的線條之中。
我喜歡修道院，我對埃爾·保拉爾修道院有一種獨特的親切感。 在我所有熟知並深深眷戀的地方中，它是我來得最多的地方。
我討厭報紙的攝影師。 一天，我在離埃爾·保拉爾不遠的公路上散步時，確實有兩個攝影師“襲擊”了我。 他們轉到我身邊，儘管我想一個人待著，但他們還是不停地給我拍照。我太老了，無法教訓他們。 我後悔沒帶武器。
我喜歡準確遵守時間。 說實話，這也成為我的癖好。 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記得自己曾遲到過，甚至連一次也沒有。 若是我到早了，我就在門前散步，然後按約定的時間準時敲門。
我對蜘蛛是愛憎相兼的。 這種怪癖是我和弟弟、妹妹們共有的。 蜘蛛吸引我們，同時又令我們厭惡。 當家人相聚時，我們竟能用全部的時間去談論蜘蛛。蜘蛛被描繪成謹小慎微和令人恐怖的。
我酷愛酒吧，嗜好烈性酒和煙。 我已用了整整一個章節談論了我生活中這個最基本的方面。
我懼怕人多。 超過六個人的聚會，我就稱之為人多。 至於大規模的人群聚集 — 使我想起威吉拍攝的表現星期日康尼島海灘的著名照片— 會令我感到一種具有神秘色彩的恐懼。
我對各類小工具愛不釋手，如：鉗子、剪子、放大鏡、螺絲刀等。 它們像我的牙刷一樣，形影不離地跟隨著我到各處去。我仔細地把它們裝在一個抽屜裡，它們對我很有用。
我喜愛工人，尊敬他們，羨慕他們的技能。
我喜歡庫布里克執導的影片《光榮之路》，費里尼的《羅馬》，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馬爾科·費雷利的《狼吞虎嚥》，該片為享樂主義樹碑立傳，反映了偏愛食肉的悲劇。我還喜歡雅克·貝蓋爾的《紅手古比》、雷內·克萊爾的《禁止的遊戲》。 我特別喜歡（我已談過）弗立茨·朗格、勃斯特·基登和馬爾斯兄弟早期拍攝的影片。 我還鍾情於哈斯根據波託斯基的小說拍攝的《在薩拉戈薩找到的手稿》，這部影片我看了三遍，這對我來說是破天荒的。 我委託阿拉特里斯特用《沙漠中的西蒙》的拷貝為墨西哥交換了該影片。
我非常喜歡雷諾阿從影初期直到戰爭期間拍攝的影片，當然還有伯格曼的《假面》。 在費里尼執導的影片中，我喜歡《大路》《卡比利亞之夜》《甜蜜的生活》。遺憾的是，我沒看過他拍攝的《浪蕩兒》。 但另一方面，我在看他的《卡薩諾瓦》時，只看了一半就離開了。
我厭惡羅西里尼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 影片中一個房間裡面是被嚴刑拷打的牧師，在隔壁房間裡德國軍官喝著香檳，膝上坐著一個女人，我覺得這種幼稚的對比是一種令人生厭的方式。
我愛好含蓄的表現手段，愛寧靜的圖書館，喜歡那些消失在遠處的臺階，愛隱蔽巧妙的保險櫃（我家裡就有一個，但我不能說出它放在哪裡）。
我喜歡蛇，對老鼠更有偏愛。 除了這幾年外，我一生都和老鼠相伴。 我全力馴養它們，通常要剪掉它們的一段尾巴（老鼠的尾巴難看）。老鼠是一種使人著迷的、乖巧的動物。在墨西哥我養了四十多隻老鼠，後來我拿到山上把它們都放了。
我害怕進行活體解剖。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有一天我必須讓青蛙受難，要用刮臉刀進行活體解剖，以觀察它心臟的功能。這是一次（說真的，這麼做毫無價值）令我這一生都難以忘懷的經歷，至今我都難以原諒自己。我熱心地贊成我的一個外甥停止了對活體解剖學的研究，他是一位正在邁向獲得諾貝爾獎之路的美國神經科醫生。
在某些情況下，應該讓科學見鬼去吧。
內容選自
《我的最後嘆息：電影大師布努埃爾回憶錄》
譯者: 傅鬱辰，孫海清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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