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布努艾尔（1900-1983）是西班牙国宝级电影导演，被誉为“超现实主义电影之父”。从1928年创作拍摄第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杰作《一条安达鲁狗》到1977年拍摄最后一部影片《欲望的隐晦目的》，他导演的影片有多部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荣誉。
小编摘选出他的回忆录《我的最后叹息》中的片段，他谈论了几乎所有的个人喜好，书、电影、音乐，以及生活态度，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电影背后的导演其人。
在超现实主义活跃的时代，我们之中有个积习，那就是最终要把事物判断为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美与丑。
有些书是必须读的，而另一些书则不能过目；有些事情必须去做，而另一些事则不能去干。这些古老的玩意儿使我受到启发，我顺其自然地写出这一章，就像所有偶然发生的那样，其中有我憎恶的，也有我喜欢的。 我奉劝诸位不妨在某一天也试一试。
我曾经酷爱法布尔写的《昆虫记》。 由于偏爱观察及对生物的无限眷恋使我觉得这本书是无与伦比的，远远超过了《圣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说，我只携带这本书到一个荒岛上去。 但今天我改变了主意：我什么书也不带。
我喜欢萨德。 当我第一次在巴黎看到他的著作时，只有 25 岁。他的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达尔文的著作更深刻。
萨德（Sade,1740—1814）：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朱斯蒂娜》等
《索多玛的 120 天》首次在柏林出版时印数很少。 一天，我在罗兰·杜瓦尔的家里看到了其中的一本，当时我和罗伯特·特斯诺斯在一起。这本书已残破不堪。 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其他人早已拜读过这本难以寻觅的书，杜瓦尔把书借给了我。
在这之前，我对萨德一无所知。 看完该书后，我惊愕之极。
在马德里，在大学中，基本上没有人向我隐瞒世界文学的大师巨作，从卡蒙斯到但丁，从荷马到塞万提斯。 可是，我怎能忽略这本杰出著作的存在，它竟以权威方式，不顾文化、各自方的观点来分析社会。它对我的震动很大。 大学骗了我。 我认为，其他的“大师之作”在一瞬之间便失去了他们的全部价值及重要性。 我想，若是重新阅读《神曲》，我会觉得这是一本世界上最缺乏诗意，甚至比《圣经》更缺乏诗意的书。那又该怎么评价《卢西塔尼亚之歌》和《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呢？
我对自己说：在做其他所有的事情之前，他们应该让我看萨德的书！然而他们却让我读了那么多无用的书！
当时我想竭尽全力找到萨德的其他著作，但他的书是被严禁的。 只在 18 世纪出版过极为少量的版本。波拿巴特大街一家书店的店员 — 布勒东和艾吕雅曾带我去过该店 — 在登记要买《朱斯蒂娜贞节之厄运》一书的名单上写上了我的名字。 但他未能给我找到这本书。 相反的是，我手中倒有《索多玛的 120 天》的手抄本，我差点把这个手抄本买下来，最后是诺埃里斯子爵得到了它，那是厚厚的一大捆。
几个朋友借给了我喜欢的《闺房的哲学》，及《神甫和临终人的对话》《朱斯蒂娜贞节之厄运》《朱丽叶恶行之鸿运》。 我特别欣赏后一本书中所写的朱丽叶和教皇在一起，教皇承认他的无神论的那段故事。此外，我有个孙女也叫朱丽叶，这个名字是由我的儿子让·路易斯挑选的。
布勒东有一本《朱斯蒂娜贞节之厄运》，雷内·克勒维尔也有一本。 当克勒维尔自杀后，第一个赶到他家的是达利，随后是布勒东。团体的其他人员也接踵而至。 克勒维尔的一位女朋友在几小时后乘飞机从伦敦赶来。 是她在人死之后的混乱中发现《朱斯蒂娜贞节之厄运》一书不翼而飞。 定是有人把书偷走了。是达利干的吗？这不可能。 怀疑布勒东吗？也未免太荒谬。 再说，他已有这本书了。 定是熟悉他的图书室的克勒维尔家中的一员偷了这本书。 但行窃者却依然逍遥法外。
我还被萨德的遗嘱深深触动。 在遗嘱中，他要求把他的骨灰随便撒在任何地方，他要求人类忘却他的作品甚至他的名字。我也愿意提出和他同样的请求。 我认为，所有的纪念仪式，所有为伟大人物矗立的塑像都是虚伪的，也是有害的。 这些有什么用？我只看到了虚无缥缈的尊严，还是都忘了吧。
尽管今天我对萨德的兴趣已时过境迁 — 可是对一切事物的热情却依然浮现 — 但我不能忘却这场文化上的革命。无疑，他对我的影响是深的。我确实在《黄金时代》中引用过萨德的话，莫里斯·海涅写了一篇反对我的文章，强调“神圣的侯爵” 会对此深感不快。实际上，萨德全面彻底地向所有的教派发起了进攻，而我只是抨击了基督教。对此，我的答复是，我的目的不是尊重一位已故作家的思想，而是拍一部影片。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品为《追忆似水年华》
我十分敬重瓦格纳，从我的第一部影片（《一条安达鲁狗》）到最后一部（《欲望的隐晦目的》），在数部影片中我都采用了他的乐曲。我相当熟悉他的音乐。
我喜欢早睡早起，也喜欢比正常吃饭时间提早吃饭。 我这一点是完全有悖于西班牙人的习惯。
我喜爱北方、寒冷和雨。 这方面我是个地道的西班牙人。 我出生在一个干旱的地区，无法想象雾气萦绕、湿润的、广阔的森林特有的美。我已讲到，童年之时我到西班牙最北部的圣塞巴斯蒂安度假。 当看到蕨类植物及树干上的苔藓时，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喜欢自己不甚了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俄国。7 岁时，写了一个只有几页纸长的故事，那是关于经过茫茫雪原横穿西伯利亚的故事。
我喜欢落雨的声音。 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之一。现在我非得带上助听器才能听到它，但它的响声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雨可以滋润大地使国家富强。
我确实酷爱严寒。 整个青年时代，我在最寒冷的冬季，也不穿大衣，只穿一件衬衫和一件外衣到外面散步。 我感到寒冷袭人，可我硬挺着，因为这种寒冷使我乐不可支。我的朋友们称我为“那个不穿大衣的”。 有一天，他们给我拍了一张我一丝不挂地站在雪地里的照片。
巴黎的一个冬季，塞纳河已开始结冰，我在奥尔塞火车站等候从马德里乘车前来的胡安·维森斯。 寒风刺骨，我只得从站台的一端跑到另一端来防寒。就是这样我还是未能逃脱肺炎的厄运。只为了尽快康复，我买了御寒的服装，这是我一生中最初穿的御寒服。
1930 年代，我和贝宾·贝略以及另一个朋友、炮兵上尉路易斯·萨里纳斯经常在冬季去瓜达拉马山。 说真的，我们不是去进行雪上运动，而只是隐居在我们的栖身之所。 我们围着熊熊的篝火，当然手边有几瓶酒。我们用围巾捂住鼻子，而且捂得严严实实，并不时地到外面站几分钟去呼吸新鲜空气，就像费尔南多·雷依在《特丽斯塔娜》里穿戴的那样。
当然，登山运动员对我们的行为会嗤之以鼻的。
我不喜欢热带国家，这是有了上述爱好之后产生的必然结果。我生活在墨西哥纯属偶然。 我不喜欢荒漠、沙土和阿拉伯的文化，也不喜欢印度，更不喜欢日本。在这一点上看，我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实际上，我只钟情于希腊罗马文化，因为我在它的怀中长大。
我酷爱18世纪、19世纪那些由英国、法国旅行者们撰写的在西班牙旅行的故事。由于我们生活在西班牙，我喜爱流浪汉小说，特别是《瞎子领路人》、克维多的《扒手》及《吉尔·布拉斯》。 后一部小说是由法国人勒萨热写的，但在 18 世纪就由伊斯拉神父准确地翻译过来，使其成为西班牙作品。 我个人认为，该书如实地表现了西班牙。 我先后阅读了这本书达十二遍。
在世界上众多的盲人之中有一个人我不太喜欢，他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毋庸置疑，他是位优秀的作家，但是世界上到处都有作家。此外，尽管他是位优秀的作家，我也没必要非要尊重他。 更何况他还缺少其他的品德。
六十年前，我曾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有过两三次接触，我感到他相当的傲慢并且自以为是。在他所有的声明中，我都发现了他那一本正经和好自我表现的痕迹 。我不喜欢他讲话中的拿腔拿调，也不喜欢他对西班牙的蔑视。像许多瞎子一样，他能说会道。他在答记者问时，总是重复对获得诺贝尔奖的愿望，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梦想得到它。
与他这种态度截然相反的是让·保罗·萨特，当瑞典科学院授予他奖的时候，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和奖金。我从报纸上得知他的这种举动之后，立即给萨特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我的祝贺。我深受感动。
当然，如果我重新与博尔赫斯见面时，也许我会彻底抛弃我原来对他的看法。
我讨厌卖弄学识和晦涩语句。 有时，当我看到《电影手册》上的一些文章时会笑得流出眼泪。 在墨西哥，我被任命为“电影培训中心”的名誉主席。这是一所高等的电影学校。一天，我应邀去参观那里的设备，他们向我介绍了四五位教师，其中有一位是穿戴很得体的年轻人，他因害羞而脸红。 我问他教授什么，他回答我：“克隆影像症状符号。”我真想宰了他。
令人不知所云地卖弄学识是典型的巴黎现象，它给不发达的国家造成了可悲的毒害。 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殖民的现象。
我讨厌该死的斯坦贝克，特别是因为他在巴黎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该文中他严肃地说，他看见一个法国男孩儿手里拿着长棒面包走过凡尔赛宫时，用长棒面包向卫兵行持枪礼。斯坦贝克说，他看到此景“深受感动”。 这篇文章让我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如此地少廉寡耻！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小说家，著有《愤怒的葡萄》等，196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若没有美国的大炮，斯坦贝克就什么都不是。 我把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放在同一个位置上。 如果他们出生在巴拉圭或是土耳其，又有谁会去读他们的作品呢？是一个国家的实力造就了这些伟大的作家。人们经常把小说家加尔多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但是，在西班牙之外，又有谁知道他呢？
我喜欢罗马和哥特式的艺术，特别喜欢塞哥维亚的大教堂、托莱多的大教堂以及礼拜堂，它们是具有活力的天地。
法国的大教堂只具有建筑形式上的美，是冷气调。 我认为西班牙表现的组画是无与伦比的，几乎是由无数的曲线绘成的画面，想象会迷失在巴洛克风格纤细、曲折的线条之中。
我喜欢修道院，我对埃尔·保拉尔修道院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 在我所有熟知并深深眷恋的地方中，它是我来得最多的地方。
我讨厌报纸的摄影师。 一天，我在离埃尔·保拉尔不远的公路上散步时，确实有两个摄影师“袭击”了我。 他们转到我身边，尽管我想一个人待着，但他们还是不停地给我拍照。我太老了，无法教训他们。 我后悔没带武器。
我喜欢准确遵守时间。 说实话，这也成为我的癖好。 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记得自己曾迟到过，甚至连一次也没有。 若是我到早了，我就在门前散步，然后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敲门。
我对蜘蛛是爱憎相兼的。 这种怪癖是我和弟弟、妹妹们共有的。 蜘蛛吸引我们，同时又令我们厌恶。 当家人相聚时，我们竟能用全部的时间去谈论蜘蛛。蜘蛛被描绘成谨小慎微和令人恐怖的。
我酷爱酒吧，嗜好烈性酒和烟。 我已用了整整一个章节谈论了我生活中这个最基本的方面。
我惧怕人多。 超过六个人的聚会，我就称之为人多。 至于大规模的人群聚集 — 使我想起威吉拍摄的表现星期日康尼岛海滩的著名照片— 会令我感到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恐惧。
我对各类小工具爱不释手，如：钳子、剪子、放大镜、螺丝刀等。 它们像我的牙刷一样，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我到各处去。我仔细地把它们装在一个抽屉里，它们对我很有用。
我喜爱工人，尊敬他们，羡慕他们的技能。
我喜欢库布里克执导的影片《光荣之路》，费里尼的《罗马》，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马尔科·费雷利的《狼吞虎咽》，该片为享乐主义树碑立传，反映了偏爱食肉的悲剧。我还喜欢雅克·贝盖尔的《红手古比》、雷内·克莱尔的《禁止的游戏》。 我特别喜欢（我已谈过）弗立茨·朗格、勃斯特·基登和马尔斯兄弟早期拍摄的影片。 我还钟情于哈斯根据波托斯基的小说拍摄的《在萨拉戈萨找到的手稿》，这部影片我看了三遍，这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 我委托阿拉特里斯特用《沙漠中的西蒙》的拷贝为墨西哥交换了该影片。
我非常喜欢雷诺阿从影初期直到战争期间拍摄的影片，当然还有伯格曼的《假面》。 在费里尼执导的影片中，我喜欢《大路》《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的生活》。遗憾的是，我没看过他拍摄的《浪荡儿》。 但另一方面，我在看他的《卡萨诺瓦》时，只看了一半就离开了。
我厌恶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影片中一个房间里面是被严刑拷打的牧师，在隔壁房间里德国军官喝着香槟，膝上坐着一个女人，我觉得这种幼稚的对比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方式。
我爱好含蓄的表现手段，爱宁静的图书馆，喜欢那些消失在远处的台阶，爱隐蔽巧妙的保险柜（我家里就有一个，但我不能说出它放在哪里）。
我喜欢蛇，对老鼠更有偏爱。 除了这几年外，我一生都和老鼠相伴。 我全力驯养它们，通常要剪掉它们的一段尾巴（老鼠的尾巴难看）。老鼠是一种使人着迷的、乖巧的动物。在墨西哥我养了四十多只老鼠，后来我拿到山上把它们都放了。
我害怕进行活体解剖。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必须让青蛙受难，要用刮脸刀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它心脏的功能。这是一次（说真的，这么做毫无价值）令我这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至今我都难以原谅自己。我热心地赞成我的一个外甥停止了对活体解剖学的研究，他是一位正在迈向获得诺贝尔奖之路的美国神经科医生。
在某些情况下，应该让科学见鬼去吧。
内容选自
《我的最后叹息：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回忆录》
译者: 傅郁辰，孙海清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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