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在需要改變而又緊閉大門的地方開始的，所以需要啟蒙者。我的鄉賢周有光就是其中一位。
在我家書架上，放著幾個碗，在我們家鄉講究這個，老人百歲後，要為他特製“壽碗”，碗上寫著老人的年齡，我家存的碗，從110歲、111歲到112歲，一共三隻，而112歲這隻碗，是他的最後一隻了。
高壽112歲的他，經歷了清代、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時代，不僅經歷了改朝換代的社會動盪，還見證了軍閥混戰、八年抗戰、十年文革和改革開放。他在日本留過學，在美國工作過，遊歷了很多國家見到了無數世界級名人，曾經與愛因斯坦多次交談。有這麼多的閱歷，不斷思考，始終有清醒的頭腦，甚至還有一顆童心，實在可以說是國寶。
記得幾年前，在常州家鄉為他祝壽，他因為年紀大了沒有回去，發了一段視頻過來，他說，我出生在常州，一不小心，一百多年沒回去了！這種話，全世界也沒有幾個人有資格說。
糊里糊塗地活著，活多大也是白活，而周有光不但高壽，而且睿智。
依我看，周有光能夠走得遠，首先是底子打得好。
他出生在一個富裕人家，1906年1月13日他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這條巷子幾乎可以算中國最有名的巷子了，這裡住過宋末抗元名將劉師勇、明代文豪唐荊川、清代書畫家錢維誠、惲鴻儀、湯貽汾，洋務運動先驅盛宣懷、民初譴責小說家李伯元、模範縉紳汪作黼、故宮博物院開創者吳瀛、劇作家吳祖光、語言學家趙元任、革命先驅瞿秋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民族工業開創者劉國鈞等等，群星閃耀。
周有光出生於此，身上自帶光芒。
周有光讀的中學很有名氣，是著名的省常中，但是，他讀書的時候，學校有兩個特點，第一，當時提倡國語，可是沒有人講國語，老師教書都是用方言；第二，當時已經提倡白話文，老師也提倡，可上課學的都是古文，寫文章一定要寫古文，寫白話文在那時是大不敬。但是有一位老師思想很新，經常宣傳白話文，對周有光接觸新的事物有很大的幫助。這對周有光接受新事物而且後來成為中國漢語拼音的奠基人關係非常大。
當然，家境好，注重文化修養也是他得以娶到張允和為妻的重要條件。而和合肥張家聯姻，使得青果巷周家又擴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1953年，周有光和妻子張允和在蘇州
張允和是安徽合肥人，長於蘇州，是著名的“張家四姐妹”（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
張允和的父親是近代教育家張武齡，母親是崑曲研究家陸英。合肥張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門貴族，四姐妹分別嫁給了著名崑曲演員顧傳玠、語言學家周有光、文學家沈從文和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斯。在中國歷史上稱得上是傳奇家庭。
周有光的學校，常州府中學、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都是名校，後來他到日本留學，再到紐約和倫敦工作，良好的教育和開闊的視野，使他的一生豐富多彩。
有朋友這樣給有光先生“斷代”：50歲以前是銀行家，50歲到85歲是語言文字學家，85歲以後到去世，突出地表現為思想家。這最後的27年，正是重合了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大部分時間。這27年，有光先生的思想閃光，起碼是照亮了他身邊的一群人。
當然，這一群人也是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的人。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到《聖經》中的“要有光”這三個字。
有光才能照亮道路。
我們說改革開放，就要說到全球化思維。
有光先生很早就有全球化的思想。雖然“全球化”這個詞是1985年才有的，但是先生早在1985年之前，就已經自稱世界公民，就提倡用世界來看國家。資中筠先生這樣評價周有光：老先生不是一般的有知識，有學問，他是站在時代前沿的，而且是有挑戰性的。
關於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鮮明的表現在他晚年經常為訪者題寫的15個字中：“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他解釋說，魚在水中看不清整個地球，人類要走出大氣層，進入星際空間，才會打開眼界。今天看中國的任何問題，都要從世界這個大視野的角度。光從中國角度是什麼也看不清的。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要跟過去不一樣，主要是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要從世界看國家。過去的世界觀沒有看到整個世界，由於看到了整個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價。
這樣一種全球化的思想，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中，更加顯示其重要。其實，很多癥結恰恰都是出在缺少全球化視野上。
先生在很多場合宣傳從世界看中國的觀點。記得在《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的春節聯誼會上，105歲的他坐在輪椅上發言，聲音高吭，引得整個會場的人都站了起來，大家踮起腳跟、伸長脖子，有的乾脆擠到前面舉起了照相機。那次他發言的內容就是，不僅要愛祖國，更要愛人類，愛地球。他說：“如果只愛自己的國家，不顧人類的整體利益，那就會以鄰為壑，甚至引發戰爭！”
社科院拉美所的學者張森根多年追隨先生，記錄和總結了有光先生的很多閃光思想。他說，周有光先生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思想，也是顛覆了傳統教條，他把社會發展階段的思想概括為：經濟方面，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就是從專制到民主；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再到科學思維。周有光先生說：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個高潮，“五四”提出的口號“德先生”、“賽先生”是完全正確的，之後要抨擊“五四”，這是錯誤的。經過仔細研究，他發現，“五四”時的文章沒有整個否定傳統，對儒學也沒有完全否定，“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也不是“五四”時期提出來的，而是後來提出的。周有光曾調侃說，“德先生”和“賽先生”是一塊兒的，你怎麼能只給“賽先生”發護照，而一直不給“德先生”發護照呢？不可能的。
先生對中國人的“說假話”危機很擔憂，他說“如果一直說假話，中國是沒有希望的”。張森根解釋說，這不是周老原話，但是周老要表達的意思。
周有光的忘年之交、原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秘書何方也曾問他，在講真話與講假話上能不能含糊一點、模糊一點呢？
周有光斬釘截鐵地告訴他，“不能和稀泥，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他認為，學術研究自由非常重要。蔡元培提出來八個字“學術自由，學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個好的北京大學。國外都是這樣子，世界上的好大學，沒有一個不是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假如大學繼續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
新的教育部長上任後，周有光給他寫過一封信，提了兩點建議。第一點，從大學做起，學術自由；第二點，小學生中學生大量的無效勞動要取消。現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覺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書本還是學不好。為什麼呢？大量的無效勞動。新任部長很客氣，打電話過來說“謝謝”。這麼大的問題，不是一封信或者一個“謝謝”可以解決的。
有光的很多觀點是出新的，而且，他並不會大段引用先哲的論述，而是非常自然地用平和的語言說出來。例如他的真理觀。他說，什麼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還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斷被批判被否定當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許批評，那怎麼是真理呢？但是他也說：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意識形態是不許批評的，意識形態是用來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評，所以意識形態不能跟社會科學混起來。
先生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非常大，有這樣一個故事，是張森根先生講的：中國互聯網協會首任理事長鬍啟恆先生在美國和全球互聯網之父溫特.瑟夫博士會面，溫特博士問，平常使用電腦是怎麼將漢字輸入互聯網的？胡院士告訴說，用的是羅馬字母，漢語拼音，主要創始人是一位已經100多歲的老頭，60年前，正是他富有遠見的在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時，堅持主張用羅馬字母，才使得今天漢字輸入如此簡單快捷。溫特博士表示，要去北京看望有光先生，而且儘快。
但是，2017年1月，溫特博士來到北京，原本商定1月14號下午去看望周有光先生，完成自己的心願，不想就在此時傳，來了老人仙逝的噩耗，這次歷史性的會見就成了永久的遺憾。
我們遇到了同樣的遺憾。說好了大家相聚為慶賀先生112歲生日，沒想到就在慶生會前一天先生西行，慶生會變成了追思會。
我在追思會上發了言，主要講的時關於先生的“三真”：真誠、真話、真理。
我認為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真誠，而他的真誠來自於他的愛，他的愛不那麼狹隘。周有光先生講，我們愛中國，不能站在我們自己一個狹隘的國家立場上，要站在全球的立場上，全人類的立場上來愛，這樣才是一種大愛。不是這種大愛，民粹主義就會表現得非常激烈。
第二個是講真話。先生是一個講真話的人，儘管他已經100多歲，儘管他的生活境遇沒那麼好，但是他始終關心國家，關心時政，用真話表達自己的思想。我特別提出來，講真話要有專長，要懂得多，能夠用科學的語言把真話表達出來。而有的人只是喊口號，或者是謾罵，這樣也可能是說真話，但是，是不能流傳很遠的真話。
第三個是真理。有光先生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但是他對真理有自己的看法，最大的特點是夠膽量說出真理來。比如他說，不能批評的真理不是真理，凡是真理，一定是在不斷地批評中，才能證實自己的真理性。有膽量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總結起來，真誠要有廣博的愛，站在世界看中國；真話，要有專長，有水準，才能把真話流傳的遠；真理，就是要堅持能夠經得住批評的真理。
最後要講一個小故事，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在很多人眼裡，一個大學者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但是有光先生不是這樣。這是他的外甥女講的一個故事：外甥女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打成了右派，她一個人在上海，家庭不幸，命運多舛，於是心灰意冷，覺得天塌下來了，真的不想活了。推開四樓的窗戶，看到下面的水泥地，想如果一跳下去肯定就一了百了。但就在那天夜裡，門縫裡塞進了一張條子，她很害怕，不敢開燈，就到窗口藉著月光看，是一封電報是舅舅周有光打來的，上面有八個字：“人無遠見，必尋短路。”正是這這八個字，救了他的外甥女的一命。
作者與周有光先生合影
先生已經走了近兩年了，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時候，我又一次想到他，想到這樣一句話：雖然他影響的只是他身邊的一小群人，但是，他的影響力，將持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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