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在武德五年的十月十六日，正式讓李世民兼領十二衛大將軍，而到了武德六年的二月，就“廢參旗等十二軍”。（《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唐紀》六）不久，又將李世民調往幷州“以備突厥”。直到這一年的十月才將他召回。而李建成早在此前，已回到長安。因此，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兄弟間的矛盾鬥爭，日益尖銳，並終於進入公開化，主要是自武德七年以後。
大約是建成、元吉見一段時間的“構陷”世民，收效不大，便想採用非常手段，置世民於死地。於是，在武德七年至武德九年，不足二年的時間裡，二人策劃了不下四次對李世民的謀害。這二年對李世民說來，可謂危機四伏。第一次謀殺。《舊唐書·李元吉傳》說：“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官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為黨助。由是高祖（李淵）頗疏太宗（世民）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共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新唐書·李元吉傳》的敘述更為詳細生動，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並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官掖，厚賂中書令封徳彝，使為遊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
元吉記室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箋裝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古疑事洩，鳩殺之。自是人英敢言。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這裡所記，顯然是本於前者，併兼取《太宗實錄》等內容，而這二者又為司馬光所採用，寫入《資治通鑑》。但其大同中的“小異”不可忽略。其一，司馬光將元吉的欲行刺殺放在建成“擅募”勇壯之前，在時間順序上不及《舊唐書》合理。依情理而言，李建成、李元吉必然是見光靠讒毀等“文”的手段，不能打倒秦王，然後才會有武力解決的計劃。有了這個計劃，オ會大量招募勇士以備用，然後才會實施刺殺陰謀，這個時間順序正可反映鬥爭的日益激烈，反之則顯得突兀。
據說李建成“擅募”的長安惡少及“四方驍勇”達2000多人，以“東宮衛士”的名號分別屯守在東宮的左、右長林門因而也稱“長林兵”，同時李元吉也大量招募壯土，藏匿罪人，待遇優厚，以備使用，這些都可以看成是暗殺前的準備工作。其二，此次謀殺，李元吉是主謀，而且看上去他比李建成還要按捺不住。誠然，兄弟之中要數李元吉最為紈衿而魯莽，但這絕不是他急不可待的惟一理由，而且也不會如他所說的“為兄計耳”那麼單純。要知道李元吉在平定王世充以後地位就已升至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司空、齊王了，並加賜袞之服，前後部鼓吹樂2部、班劍20人、黃金2000斤，並和李世民一樣，準“各聽三爐鑄錢以自給”。後來他的地位仍有上升。
因此，這位一慣放縱的齊王，內心對秦王自是不服氣，並有與之爭高低之心。《舊傳》記元吉厚賂封倫為黨助，終於使李淵疏遠李世民而加愛元吉，正是元吉與世民爭寵之心的準確記錄。但《新傳》改為“疏秦王受太子”，恰好將元吉的用心給掩蓋了，實是未能理解《舊傳》作者的這層深意。也就是說，李元吉絕不會只為建成而冒險刺殺秦王的，何況當時建成態度尚未明朗。他這樣做是為了自己：因為就陣營而言，建成的利益和元吉的利益是休慼相關的，建成敗，則元吉也敗：建成勝，則元吉也勝；而就元吉個人而言，建成一且成功，做了皇帝，則世民便是元吉的最大對手了。所以元吉不能不及早下手。
另外，我們還應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李建成許諾元吉“正位以後，以汝為太弟”。雖然這話明白說出來是在武德七年前後，（《舊唐書》卷六十四《李元吉傳》）但作為李元吉和李建成結成同盟的重要條件，其意思必然是兩個人早就心照不宣的。儘管李元吉還不知道何時能坐上皇帝，僅“太弟”的地位，誘惑力也就足夠了。據說元吉的護軍薛寶曾上符策，稱“元吉”合成“唐”字，元吉大喜，並說“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舊唐書》卷六十四《李元傳》）此事若為事實，則說明李元吉早就懷有更大的野心，也在著皇帝的寶座。他和建成的聯盟，不過是暫時的利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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