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凯南也许是战后对国际事务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以“×先生”为笔名写的文章《苏联行为的起源》和他在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中提出的“遏制苏联”的战略思想，实际上是整个西方世界在冷战时期的策略灵魂。当时及以后一些人不管是因为愚蠢或出于哗众取宠的需要提出的比凯南更极端的政策，很快都会被人们所唾弃。而只有凯南在苏东集团解体后，被人们奉为了以冷战创造这个新世界的奠基人。
但在当时，1951年的6月，凯南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坐在冷板凳上写他日后要获普利策奖的《苏联退出战争》。
从苏联回到国务院的凯南，是个特殊人物。作为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他是美国对苏联问题的首席权威，同时还是国务卿艾奇逊的老朋友。但是他感到自己并不受重视，活像一个“宫廷中的弄臣，人们只期待他活跃讨论气氛，他有讲出惊人之语的特权，被认为是老盯着反应迟钝同事的知识分子牛虻，但直到最后要作出负责任的决策时，他得不到人们对他的充分、认真的看待”。站在50年后的今天，从时间隧道回首望去，凯南有些预言竟像巫师般的准确。1947年２月，他预言，北京不会唯莫斯科之命是从，“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将突然发现，他们以为攥在自己手里的这一动荡、微妙的东方运动，实际上已经悄悄从他们手指缝漏走，留下的只是礼仪性的中国式鞠躬和出于礼貌的咯咯笑声”。凯南劝说艾奇逊减少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他说不论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如何“可悲”，也不会是一场大灾难。
中国由于缺乏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成为一个强国。但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断不可因此而把凯南视为美中友好协会的成员，他在台湾问题上的方案是：美国出兵把蒋介石军队赶出台湾，代之以成立美国的保护国—一个独立于大陆之外的政权。他说：“要像西奥多·罗斯福可能做到的那样，具有决心、速度、无情和自信。” 他还提出，不要对越南采取行动。“我们自己正走到这一步，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站到法国一边，在这场斗争中，法国人和我们都不会取胜，我们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成功”。凯南的文件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他认为拼拼凑凑和修修补补会破坏文件的实质内容和“内在价值”，他希望他的文件“或者是纯凯南思想，或者什么也不写”。
艾奇逊不喜欢读凯南的报告，认为太冗长，太文学化，常是看一遍以后明明知道它不符合自己胃口却找不出它的毛病，只好请国务院官员把凯南的文章用官方的逻辑重新整理后，才知道凯南文件的毛病是太理想化，缺少操作性。凯南反对美国研制“超级炸弹”，他甚至提出美国应该发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至于艾奇逊厉声地对他说：“如果这是你的观点，那么你就应该向国务院提出辞呈，到外面去宣传你的教友会教徒的信条。”1949年９月，凯南被告知，政策规划研究室的备忘录不再直接送国务卿，而是送助理国务卿。凯南十分清楚这一变化的含义。９月下旬，凯南告诉国务卿，他想尽早辞去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职务，从1950年６月起，他将无限期地告假，不再到国务院办公。
凯南离开国务院不久的一个周末，朝鲜爆发了战争。作为美国苏联问题的首席权威，凯南是在星期六傍晚到华盛顿看到报纸大标题时，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从宾夕法尼亚的农场赶到华盛顿时，艾奇逊邀请他参加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晚餐会。但后来艾奇逊的秘书尴尬地通知凯南说，出了一个差错，他的名字被从客人名单上删掉了。凯南明白自己被排挤出局了。实际上他早就知道他在决策圈子里不受欢迎。特别是他反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并不准确的“遏制”思想用模仿来的“海明威句式”撰写指导冷战的第68号文件时，他就被决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圈子所排斥了。
在布莱尔大厦作战会议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苏联下一步将会在什么地方采取行动？但是没有找到答案。能够提供最佳估计的凯南不在这里。但是凯南还是在朝鲜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坚决进行干预，但他认为，应该大大限制美国的作战目标：美国只应努力恢复朝鲜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现状。战争应该仅限于三八线以南。8月底，当凯南知道国务院正在起草要求越过三八线的文件，依据是估计中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不大时，他按捺不住给艾奇逊写信，称苏联人不会容忍美国人离他们的边界太近，“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防苏联作出极端反应”。他甚至建议，美国通过使中国进入联合国，来稳定中国共产党。凯南写道，像现在这样，“我们与中国敌对政权的关系肯定只会促使北京和莫斯科加强而不是削弱他们之间的团结”。
凯南认为，应该由联合国接纳北京以换取恢复原来的南北朝鲜边境。苏联人希望把中国置于孤立的从属地位，事实上不想让毛泽东的政府进入联合国。凯南认为美国现在不接纳中国的社会气氛是由于“中国院外集团（亲蒋介石的）及其在国会中的朋友顽固而不负责任的干预”造成的。他还提醒政府不要给麦克阿瑟过多的决策权。像往常一样，决策者们没有听取凯南的意见。像往常一样，他对劳而无功的感觉越来越不能忍受。8月底，凯南全家收拾行李，告别国务院，又一次开始无限期地休假。他离开华盛顿，前往普林斯顿，在罗伯特·奥本海默高级研究所研究和编写历史。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使美国遭受军事惨败，在华盛顿弥漫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凯南特意从宾夕法尼亚的农场跑到艾奇逊家做客，并给他留下一封信：“亲爱的国务卿：在国际生活中，像在私人生活中一样，最重要的不是实际上一个人碰到什么事情，而是他如何对待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几乎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态度来对待我们国家命运遭受的这一不容置疑的大失败和大灾难。如果我们坦率、体面地接受这一失败和灾难，学习从中吸取教训，以加倍的努力、坚定的行动来补偿这一失败和灾难—如有必要，沿着珍珠港道路，一切从头开始—我们就不必丧失我们的自信，不必失去我们的盟友，也不必失去我们最终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力量。”艾奇逊深受感动，他把这封信高声朗读给聚集在他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听。远离华盛顿政坛的凯南像一个孤独的智者，不断地看到自己不幸的预言准确地实现，然后他再从隐居处跑出来挽救危局。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研究朝鲜战争的局势，会议认为，美国无法在朝鲜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仅凭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朝鲜问题。杜鲁门于5月17日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朝鲜政策的备忘录，决定寻求缔结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艾奇逊和他身边的外交官像一群“寻找和平线索的猎狗”，到处去找能够和红色中国或者莫斯科建立沟通关系的秘密渠道，在巴黎、瑞典、香港及联合国的几处试探失败后，这时的他终于又一次想起了凯南。由于凯南当过驻苏联大使，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私交不错，于是被艾奇逊选中去寻找一条和平线索。
再见到凯南，马立克有几分紧张，在自己家里居然把一盘水果沙拉打翻在身上，但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很快就平静下来。经过短暂的寒暄，凯南从美苏关系引向主题，他说：“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是最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的行动和政策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会是苏联的希望。”对马立克的反驳,凯南不予理会。他继续说：“我说的是现在的危险趋势应该得到制止。我看制止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是双方的司令官进行停火和停战谈判，我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于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马立克同意向莫斯科转达美国的想法。
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曾经对作为外交官的×先生提出的“遏制”思想进行批评，“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认为互相角逐的不友好的强国无法实现和平，那就是放弃外交职能。”
老李普曼说得不错，作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最早派出的和平使者的凯南，比提出“遏制”思想的凯南，更像一个外交官。
摘自《割裂世纪的战争》作者：王湘穗，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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