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凱南也許是戰後對國際事務影響最大的一個人。他以“×先生”為筆名寫的文章《蘇聯行為的起源》和他在莫斯科發回的長電報中提出的“遏制蘇聯”的戰略思想，實際上是整個西方世界在冷戰時期的策略靈魂。當時及以後一些人不管是因為愚蠢或出於譁眾取寵的需要提出的比凱南更極端的政策，很快都會被人們所唾棄。而只有凱南在蘇東集團解體後，被人們奉為了以冷戰創造這個新世界的奠基人。
但在當時，1951年的6月，凱南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坐在冷板凳上寫他日後要獲普利策獎的《蘇聯退出戰爭》。
從蘇聯回到國務院的凱南，是個特殊人物。作為國務院政策規劃研究室主任，他是美國對蘇聯問題的首席權威，同時還是國務卿艾奇遜的老朋友。但是他感到自己並不受重視，活像一個“宮廷中的弄臣，人們只期待他活躍討論氣氛，他有講出驚人之語的特權，被認為是老盯著反應遲鈍同事的知識分子牛虻，但直到最後要作出負責任的決策時，他得不到人們對他的充分、認真的看待”。站在50年後的今天，從時間隧道回首望去，凱南有些預言竟像巫師般的準確。1947年２月，他預言，北京不會唯莫斯科之命是從，“克里姆林宮的人們將突然發現，他們以為攥在自己手裡的這一動盪、微妙的東方運動，實際上已經悄悄從他們手指縫漏走，留下的只是禮儀性的中國式鞠躬和出於禮貌的咯咯笑聲”。凱南勸說艾奇遜減少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他說不論蔣介石政權的崩潰如何“可悲”，也不會是一場大災難。
中國由於缺乏資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成為一個強國。但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都斷不可因此而把凱南視為美中友好協會的成員，他在臺灣問題上的方案是：美國出兵把蔣介石軍隊趕出臺灣，代之以成立美國的保護國—一個獨立於大陸之外的政權。他說：“要像西奧多·羅斯福可能做到的那樣，具有決心、速度、無情和自信。” 他還提出，不要對越南採取行動。“我們自己正走到這一步，在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中站到法國一邊，在這場鬥爭中，法國人和我們都不會取勝，我們聯合起來也不可能成功”。凱南的文件從來都是直言不諱，他認為拼拼湊湊和修修補補會破壞文件的實質內容和“內在價值”，他希望他的文件“或者是純凱南思想，或者什麼也不寫”。
艾奇遜不喜歡讀凱南的報告，認為太冗長，太文學化，常是看一遍以後明明知道它不符合自己胃口卻找不出它的毛病，只好請國務院官員把凱南的文章用官方的邏輯重新整理後，才知道凱南文件的毛病是太理想化，缺少操作性。凱南反對美國研製“超級炸彈”，他甚至提出美國應該發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至於艾奇遜厲聲地對他說：“如果這是你的觀點，那麼你就應該向國務院提出辭呈，到外面去宣傳你的教友會教徒的信條。”1949年９月，凱南被告知，政策規劃研究室的備忘錄不再直接送國務卿，而是送助理國務卿。凱南十分清楚這一變化的含義。９月下旬，凱南告訴國務卿，他想盡早辭去政策規劃研究室主任職務，從1950年６月起，他將無限期地告假，不再到國務院辦公。
凱南離開國務院不久的一個週末，朝鮮爆發了戰爭。作為美國蘇聯問題的首席權威，凱南是在星期六傍晚到華盛頓看到報紙大標題時，才知道已經發生的事情。他從賓夕法尼亞的農場趕到華盛頓時，艾奇遜邀請他參加在布萊爾大廈舉行的晚餐會。但後來艾奇遜的秘書尷尬地通知凱南說，出了一個差錯，他的名字被從客人名單上刪掉了。凱南明白自己被排擠出局了。實際上他早就知道他在決策圈子裡不受歡迎。特別是他反對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並不準確的“遏制”思想用模仿來的“海明威句式”撰寫指導冷戰的第68號文件時，他就被決定國家安全政策的圈子所排斥了。
在布萊爾大廈作戰會議上，人們最關心的問題是蘇聯下一步將會在什麼地方採取行動？但是沒有找到答案。能夠提供最佳估計的凱南不在這裡。但是凱南還是在朝鮮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主張堅決進行干預，但他認為，應該大大限制美國的作戰目標：美國只應努力恢復朝鮮北方和南方之間的現狀。戰爭應該僅限於三八線以南。8月底，當凱南知道國務院正在起草要求越過三八線的文件，依據是估計中國進行干預的可能性不大時，他按捺不住給艾奇遜寫信，稱蘇聯人不會容忍美國人離他們的邊界太近，“我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以防蘇聯作出極端反應”。他甚至建議，美國通過使中國進入聯合國，來穩定中國共產黨。凱南寫道，像現在這樣，“我們與中國敵對政權的關係肯定只會促使北京和莫斯科加強而不是削弱他們之間的團結”。
凱南認為，應該由聯合國接納北京以換取恢復原來的南北朝鮮邊境。蘇聯人希望把中國置於孤立的從屬地位，事實上不想讓毛澤東的政府進入聯合國。凱南認為美國現在不接納中國的社會氣氛是由於“中國院外集團（親蔣介石的）及其在國會中的朋友頑固而不負責任的干預”造成的。他還提醒政府不要給麥克阿瑟過多的決策權。像往常一樣，決策者們沒有聽取凱南的意見。像往常一樣，他對勞而無功的感覺越來越不能忍受。8月底，凱南全家收拾行李，告別國務院，又一次開始無限期地休假。他離開華盛頓，前往普林斯頓，在羅伯特·奧本海默高級研究所研究和編寫歷史。
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後使美國遭受軍事慘敗，在華盛頓瀰漫一片愁雲慘霧的時候，凱南特意從賓夕法尼亞的農場跑到艾奇遜家做客，並給他留下一封信：“親愛的國務卿：在國際生活中，像在私人生活中一樣，最重要的不是實際上一個人碰到什麼事情，而是他如何對待所發生的事情。因此，幾乎一切都取決於我們以什麼態度來對待我們國家命運遭受的這一不容置疑的大失敗和大災難。如果我們坦率、體面地接受這一失敗和災難，學習從中吸取教訓，以加倍的努力、堅定的行動來補償這一失敗和災難—如有必要，沿著珍珠港道路，一切從頭開始—我們就不必喪失我們的自信，不必失去我們的盟友，也不必失去我們最終與蘇聯人討價還價的力量。”艾奇遜深受感動，他把這封信高聲朗讀給聚集在他辦公室裡的工作人員聽。遠離華盛頓政壇的凱南像一個孤獨的智者，不斷地看到自己不幸的預言準確地實現，然後他再從隱居處跑出來挽救危局。
1951年5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研究朝鮮戰爭的局勢，會議認為，美國無法在朝鮮贏得一場決定性的勝利，僅憑軍事手段不可能解決朝鮮問題。杜魯門於5月17日批准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朝鮮政策的備忘錄，決定尋求締結停戰協定，結束朝鮮戰爭。艾奇遜和他身邊的外交官像一群“尋找和平線索的獵狗”，到處去找能夠和紅色中國或者莫斯科建立溝通關係的秘密渠道，在巴黎、瑞典、香港及聯合國的幾處試探失敗後，這時的他終於又一次想起了凱南。由於凱南當過駐蘇聯大使，和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私交不錯，於是被艾奇遜選中去尋找一條和平線索。
再見到凱南，馬立克有幾分緊張，在自己家裡居然把一盤水果沙拉打翻在身上，但這位老資格的外交官很快就平靜下來。經過短暫的寒暄，凱南從美蘇關係引向主題，他說：“我們兩國在朝鮮問題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場可能是最危險的衝突。這肯定不是美國的行動和政策的目的。當然，我們也很難相信這會是蘇聯的希望。”對馬立克的反駁,凱南不予理會。他繼續說：“我說的是現在的危險趨勢應該得到制止。我看制止這種趨勢的唯一辦法是雙方的司令官進行停火和停戰談判，我們很想知道莫斯科對於這一形勢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麼建議的話，那將是什麼樣的建議。”馬立克同意向莫斯科轉達美國的想法。
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專欄作家李普曼曾經對作為外交官的×先生提出的“遏制”思想進行批評，“對於一個外交家來說，認為互相角逐的不友好的強國無法實現和平，那就是放棄外交職能。”
老李普曼說得不錯，作為美國在朝鮮問題上最早派出的和平使者的凱南，比提出“遏制”思想的凱南，更像一個外交官。
摘自《割裂世紀的戰爭》作者：王湘穗，喬良
更多精彩內容關注文明的衝突
閱讀更多 文明和衝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