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宗朝，相較於一般歸降的平民，曾擔任過明朝官員的漢官大多可在投靠之初便享有較為豐厚的待遇。無論是天聰五年大淩河之役後投降的張弘謨、祖可法等人，抑或是崇德七年錦州之役後的祖大壽、洪承疇等人，在投靠之初得到的賜宴、封賞，往往不絕如縷。這與其父努爾哈赤的做法間有著顯著的不同。對於漢人，努爾哈赤始終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特別是那些曾在明朝任官者，努爾哈赤傾向於給予他們較低的職位，再以他們立下的功績進行升遷。而終天命朝，沒有任何漢人擔任要職。
相對於此，皇太極的做法體現了自他繼位以來不同於努爾哈赤、較為優養漢人的施政方向，這普遍被認為是有意識地對漢人進行安撫，以免種族衝突更加激化。但皇太極對漢人的政策卻絕非一成不變的。順應著時勢的轉變以及臣下的建言，皇太極對歸降漢人的恩養政策有著數次的調整。這些調整後的政策反應了皇太極與大臣們的看法異同，而非純為他個人意志的體現。在綜合、協調了不同勢力的立場與利益後所產生的政策，決定了來降漢人們的命運。
第一則能讓我們窺見皇太極對來降、俘獲漢人意向的事件，發生在天聰元年五月十一日。這天，有兩千多人來到了距民國錦州城一里之遙的金軍大營，這些人並不屬於錦州城內三萬的馬、步卒，也非同日城破逃竄的大淩河城軍隊，而是錦州城附近各個堡、臺中的守軍及住民。他們來此向金軍請求投降，使得皇太極即位後第一次面對明朝降人的問題。對皇太極而言，“是否該接受他們”成為一個必須做出的抉擇。
可能影響皇太極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戰略目標。這次出征的目的是要摧毀修築中的錦州、大淩河、小淩河三城。 然而這兩千餘名降人的出現，卻是有礙他完成這一目標之事。一旦有降人在軍中，則勢必得分出兵是看管或押解，對於此時的金軍而言，無疑是個負擔。其次是金國國內滿漢不和的背景。皇太極自登基以來，便致力於調解努爾哈赤晚年所留下的困境。努爾哈赤對漢人採取的高壓統治，令他們時有逃跑、甚至毒殺滿人的行動。
皇太極雖然甫登基便提升漢人地位與待遇，但雙方的敵視卻非一時三刻可解。此時貿然接受這群外來的漢人，並非明智之舉。因此皇太極選擇了“縱赴山海關，聽其所往”，另外“又縱四百人，令赴錦州。”甚至當那四百人被錦州城拒之於門外、再次來歸降時，他又再次趕走他們，“令俱赴山海關”，顯然對接納這群漢人興致不高。雖然兩個月前，皇太極才剛處死上奏建議他“應將漢人速行放還，否則亦當歸其紳士”的生員嶽起鸞，還義正辭嚴地教訓嶽起鸞：“俘獲士民天之所與，豈可復還敵國耶？”但此時的舉動卻清楚表示：雖然天聰元年時的皇太極不認為應該歸還已經成為金國一員──無論是奴隸抑或民人──的漢人，但卻也未有積極吸納這些搖擺於金、明兩國之間漢人的念頭。
第二次大批獲得民國降人、俘虜的機會，出現在天聰三年十月至天聰四年正月，皇太極再次揮兵伐明的這段時間。在天聰初年，金國主要獲得降人的機會，便是征討明國以吸納那些城破前後“勢窮投降”者，這次也不例外。但這次與天聰初年兩千人來降的事件不同，除了投降的成員中多了較為高階的文臣武將外，更重要的是皇太極對這些人態度的轉變。不同於前次輕易地縱去來降者，皇太極這次對降人問題有了明確地規範。在發兵前，他便對領兵的八固山額真宣諭：
拒戰者，不得不誅；若歸降者，雖雞豚勿得亰擾。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勿淫人婦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廬舍祠孫、勿毀器皿、勿伐果木。如違仙殺降、淫婦女者，斬；毀廬舍祠孫、伐果木、掠衣服、及離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
皇太極認為，即便原本是敵人，既然已經來降，便應將其視為自己國家的一部分，“明之土地人民，天已與我，是其民即我民也”，自然不可以對其侵擾。他更清楚表明之所以會有這種規範，是因為這些人所遭受的待遇將成為一種樣板，“此四處降民，為漢人未降者所屬目，豈可令其失望？”“以我之人民，而我顧加以侵暴，則已服之國將非我有，他國人民亦無復有來歸者矣。”
在天聰四年二月的一份給民國百姓的佈告中，他甚至提出了“若官員率眾歸順，則子孫世襲，與國同休；如軍民投朕，子子孫孫免差”的優渥待遇， 顯示自身對投降漢人的寬待。這種積極招納漢民，甚至增加漢民來降誘因的施政方向，與天聰元年輕易放走來歸漢人的作法截然不同。
閱讀更多 歷史真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