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5 月，希特勒的副元首魯道夫·赫斯突然飛往英國，妄圖說服英國人與納粹德國講和。德國媒體對此事進行報道之後，一個笑談便在柏林的小酒館和酒吧裡流行開來。赫斯被帶到丘吉爾面前，丘吉爾問：“你就是那個瘋子？”“不，”赫斯回答，“我只是他的副元首！”在戰爭的後期以及此後的一段時間裡，許多德國人都認為希特勒精神錯亂。他們這麼說，也是想避免為希特勒的行為負責。他們聲稱，如果在1932 年，即德國人把數以百萬計的選票投給希特勒的時候，他們預先知道10 年後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肯定不會把票投給希特勒。600 萬名猶太人慘遭殺害，蘇聯與其他國家的無數士兵和平民喪生，德國城市被摧毀。他們熟悉的德國被永遠毀掉了，但他們認為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錯，錯誤是元首的，這是元首一個人的錯。
其實希特勒精神錯亂的想法只是人們的各種猜測之一，通過這些猜測，人們試圖在當時和以後解釋納粹領導人的行為。比如有人聲稱希特勒之所以反猶，是因為他有猶太血統，哪怕這與所有家譜證據相悖。還有人說，那是因為一個猶太醫生在希特勒母親快要死的時候蓄意加速了她的死亡，併為此服務多收了他家的錢（事實上，這位醫生的治療按照當時的標準是常規的，而且他幾乎沒有收取任何費用）。也有人說希特勒反猶是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從一個猶太妓女那裡染上了梅毒（奇怪的是，在希特勒的體檢報告中，並沒有發現這種疾病的症狀）。按照精神分析學家沃爾特·C.蘭格（Walter C. Langer）的看法，希特勒是一個性施虐和受虐狂，他將其性變態投射到世界的舞臺上，蘭格在戰爭期間曾向美國特勤局報告過“阿道夫·希特勒的頭腦”問題。據一位心理歷史學家所言，希特勒強烈的毀滅慾望起源於他母親在他還是嬰兒時給他的母乳餵養（沒有將他交給奶媽餵養），這是一種“乳嘴亂倫”行為，使他“無法適應任何正常的性愛關係”。但奇怪的是，母乳餵養似乎並沒有對歷史上其他幾十億有過同樣經歷的嬰兒產生過這種效果。
德國後來展開了試圖分析希特勒人格的研究，據此研究，希特勒患有“狂躁型精神分裂症”。還有一種更不可信的說法，就是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在西線遭到了毒氣攻擊，患上了暫時性的“癔症性失明”，接下來，據說他接受了催眠術的治療，但他再也沒有從催眠中醒來。這兩種論斷都沒有任何證據支持。許多此類揣測的問題在於，它們使用的證據都是無法證實的，它們只是以傳聞為基礎，這些傳聞在戰爭期間的歐洲和美國的酒吧裡傳播開來並被反覆講述，而且毫無疑問，還被酒吧常客們添枝加葉，比如普奇·漢夫施滕格爾（Putzi Hanfstaengl），他的逸事為蘭格的精神分析報告提供了大量的依據。
當然，還有希特勒的生殖器這件小事。與戰爭期間英國軍隊哼唱的流行小曲《布基上校》相呼應的，是戰後檢查元首遺體的蘇聯法醫的筆記，筆記宣稱“左側睪丸找不到了”，然而，希特勒屍體的其餘部分也大都找不到了，因為他在柏林地堡自殺之後，屍體已經被他的勤務兵徹底燒燬了。不管怎麼說，醫生在他生前為他檢查身體時，發現他一切正常，這也就說明了一位據說在“一戰”期間為希特勒看過病的醫生的報告是虛假的，該報告通過幾箇中間人傳遞，隨後被劇作家羅爾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接受了。
該報告指出，當希特勒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陰莖被一隻公山羊咬掉了。［“這隻山羊一定瞄得很準，”亨裡克·埃伯爾（HenrikEberle）和漢斯— 約阿希姆· 諾伊曼（Hans-Joachim Neumann）在2013 年出版的《希特勒有病嗎？》（Was Hitler Ill?）一書中評論說，“而希特勒對其陰莖被咬掉卻沒有生理反射。”］《布基上校》的歌詞說“ 可憐的老戈培爾根本沒有睪丸”，實際上戈培爾有6 個孩子（戰爭快結束時，他和妻子在自殺之前將這6 個孩子都殺害了），這表明，說得客氣一點，歌詞並不是基於對所有可獲得證據的清醒評估而作的。
其他人，包括德國曆史學家羅塔·馬赫坦（Lothar Machtan），都認為希特勒是同性戀，據說這就解釋了為何1934 年他在“長刀之夜”謀殺瞭如恩斯特·羅姆這樣的已知的同性戀者，據說還有其他知道希特勒性傾向或真正與他發生過性關係的人［馬赫坦列出的希特勒可能的性夥伴名單中，包括了希特勒的司機尤利烏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和埃米爾·莫里斯（Emil Maurice），他的朋友普奇·漢夫施滕格爾，甚至約瑟夫·戈培爾和魯道夫·赫斯，但奇怪的是，在1934 年6 月30 日至7 月1 日的大屠殺中，這些人都沒有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如何準確地用同性戀或否認同性戀的意願來解釋大屠殺的行為，馬赫坦對此不願談論，而他的金牌證人——希特勒在“一戰”期間前線的一個戰友，後來被判犯有多樁偽造罪和性侵婦女罪，而他所說的希特勒的故事也改了好幾次。
事實上，儘管希特勒很小心地對公眾隱瞞他與女人的關係，努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自我犧牲、全身心奉獻給德國人民的人，但眾所周知，他曾與多名女子發生過性關係。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與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愛娃·布勞恩（Eva Braun）保持著傳統的異性戀伴侶關係。愛娃健壯而充滿活力，對希特勒的性能力構成了挑戰，希特勒試圖在醫生西奧·莫雷爾（Theo Morell）的幫助下迎接挑戰。在希特勒與愛娃共度良宵之前，西奧·莫雷爾會為他注射睪丸激素和其他激素製劑，比如前列腺激素等（毫無疑問，這就相當於現在的“偉哥”）。《希特勒有病嗎？》的作者分別為一位歷史學家和一位醫生，他們在書中“希特勒的藥箱”一章中列出了多達82種藥物和其他注射或口服制劑，包括鎮靜劑、鎮痛劑、興奮劑、瀉藥、止痛藥，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當然，並非所有這些藥物都是在同一時間或長期大劑量使用的。
希特勒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因為患上各種小病而使用過這些藥品。比較嚴重的是，他在“一戰”服役期間，左大腿被一塊飛來的彈片擦傷，這在以後給他帶來了一些麻煩；另外在1918年10月14日，希特勒受到芥子氣的攻擊，出現了暫時性的失明。希特勒總是在演講，在上臺之前的競選活動中更是如此，這使他的聲帶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導致他聲音嘶啞。1932年4月，他接受醫生建議，由著名男高音保羅·德弗裡恩特（Paul Devrient）對他進行發音訓練，他的嗓音才不再嘶啞。說來奇怪，在“二戰”期間，西歐兩個主要參戰國的首腦—希特勒和喬治六世—由於相反的原因，都從語言治療師那裡得到了幫助—德國元首是說話太多，英國國王是因說話困難而說得太少。
1935 年，希特勒的聲音又嘶啞了，他擔心自己患了喉癌，因而對自己的死亡問題感到更加焦慮，他也因此在隨後的4 年中加快了對外侵略的步伐。關於此事的報告通過瑪莎·多德（Martha Dodd）傳給了斯大林。瑪莎·多德是美國駐德國大使的女兒，因而可以獲得在柏林社交圈迅速流傳的八卦消息，她還是蘇聯間諜，經常向莫斯科發送情報。然而，實際上希特勒嗓子嘶啞是聲帶息肉所致，專家給他做了外科手術，切除了息肉，而且顯微鏡下顯示息肉是良性的。1944 年11 月，息肉再生—也許希特勒在令人絕望的戰爭後期階段大喊大叫得太多了—又再次被切除，沒有留下不良後果。1941 年8 月，希特勒患了痢疾，噁心嘔吐，昏睡了兩個星期，一時喪失了做決定的能力，但這絲毫不影響戰爭的進程，因為他在當月月底就恢復了對軍隊的指揮，併發出了決定性的指令，從進攻莫斯科的軍隊中調出相當大一部分兵力去入侵烏克蘭。更普遍的說法是，他長期患有腸易激綜合徵。有人認為這是他從1930 年開始就嚴格按照素食食譜進食的原因。作者提供了1944 年12 月25 日希特勒聖誕大餐的菜單，食物少得可憐，只有麥片、多維茶、麵條湯、油炸菜花、酥皮點心和土豆泥。不過雖然他的飲食單調，但不太可能造成嚴重的消化問題，腸易激綜合徵通常由壓力造成，希特勒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特別是在戰爭期間。
埃伯爾和諾伊曼討論了希特勒患有高血壓和冠狀動脈硬化的可能性，並複製了一系列心電圖測試的結果。在這方面，壓力似乎也是主要因素，作者得出的結論是，一些傳記作者誇大了希特勒病情的嚴重性，他的病是沒有生命危險的。比較嚴重的是，1941年，人們開始注意到希特勒左手和左腿在震顫，他走路時往往拖著腿走。雖然這符合帕金森病的特徵，但直到戰爭的最後階段，希特勒似乎都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當時他無論是講話還是思維都依然非常清晰。關於希特勒屍體的說法，最嚴重的錯誤是關於其牙齒的。他在1933年有了一個新牙醫胡戈·布拉施克（Hugo Blaschke），此時他的牙齒已經嚴重齲壞，並已被拙劣地修補過，他的口臭肯定很嚴重。布拉施克不斷地為他治療牙齒，還在1944年的秋天給他拔了兩顆牙。此時，希特勒的嘴裡塞滿了牙冠和牙橋，其中一些很可能是用集中營內的猶太人受害者口中取出的金子製成的—布拉施克在他個人的實驗室裡藏匿了50千克黃金，用於他的牙科工作，鑑於黃金如此之多，這些黃金也很可能被用於其他目的。
1944年7月20日，上校馮·施陶芬貝格暗殺希特勒的計劃悲劇性地失敗了，但他設置的炸彈無疑對希特勒的身體造成了傷害。爆炸震破了他的耳膜，使彈片射入了他的身體，還燒焦了他的頭髮，灼傷了他的皮膚，但這些都沒有阻止他迅速做出反應，對策劃者及其支持者和親屬立刻採取野蠻的暴力行動。奇怪的是，正如他事後所說，他的震顫“在這次襲擊之後幾乎完全消失了—倒不是我要推薦這種治療方法”。但後來他的左手又開始震顫，他總體的健康狀況再也沒有完全恢復。1945年初，就像軍備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在後來的報告中所說的，“他四肢顫抖，走路時駝著背、拖著腿，甚至他的聲音也開始發顫，失去了往日的專橫和強勢，他說話結結巴巴、單調沉悶，已經喪失了感染力”。
希特勒從來就不是一個特別健康的人。他很少運動，當他從上薩爾茨堡山（Obersalzberg）的家中出來，在拜恩阿爾卑斯山間散步的時候，總是朝山下走，在山下有一輛車待命，等他到達山腳的時候再把他送回來。納粹政權痴迷於通過日常的體操訓練來培養鍛煉出一個健康的雅利安種族，工人、教師、軍人，甚至小學生都被迫參加日常體操訓練，這與希特勒的運動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納粹精英對其他德國人的外表或行為有一定的要求，而他們自己卻不喜歡與這些要求保持一致。有個流行的笑話說“真正的雅利安人要像希特勒那樣金髮碧眼，像戈培爾那樣機敏，像戈林那樣苗條”。然而，戈林是個十足的癮君子，戈培爾是個先天性畸形足患者，希特勒不像他們，他的健康狀況不比當時的許多中年德國人差。事實上，他既不喝酒，也不抽菸，自然比許多人都健康，儘管他厭惡體育鍛煉。
埃伯爾和諾伊曼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澄清了幾十年來有關希特勒健康狀況的所有多餘的猜測。對“希特勒有病嗎？”這個問題，他們給出了響亮的否定回答。也就是說，希特勒的身體狀況並不比大多數人在一生中某些時期的身體更糟。他當然沒有精神失常，至少在已知的醫學或精神病學的意義上說，他不是精神病患者。他的行動和信仰是否理性則是另一問題：非理性與瘋狂並不是一碼事。作者仔細研究了希特勒在戰爭期間所做的各種看似非理性的決策，發現這些決定並沒有受到任何他當時可能患有的疾病的影響。數百萬德國人和希特勒持有同樣的信念和野心，而戰後他們當中很多人描繪出來的畫面—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誘騙了一個容易上當受騙的民族—從來都沒有多少說服力。
本文選自《歷史與記憶中的第三帝國》，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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