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

即使是像王伟忠这样做出过《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红遍两岸的节目的制作人，在62岁回望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仍然对有些事情感到遗憾。

他的故乡在北京，但讲话已经融入了明显的台湾腔：“我跟你讲这样子，我其实最适合做什么呢，我如果小时候有一个人跟着我拍我的所谓的真人秀的话，他会发现这个小孩最适合做喜剧导演，做类喜剧、悲喜剧的有感情的导演。”

王伟忠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天分。他很皮，但只要他的妈妈把一个破黑板和两根粉笔给他，他就会在这个破黑板上面画画，编故事。“然后画得还有模有样，”王伟忠这样评价自己画下来的东西，“还有分镜，还有远景近景，可以画一下午。”

愿望就此萌发。高考来临，这个台湾南部的小孩终于准备将愿望付诸实践，他跟妈妈透露了他的想法，说自己想当画家，不然就当导演。但王伟忠没有得到妈妈的支持，她对他说：“你疯了吗？我们养得起你吗？”

自然，王伟忠没有读成导演系，但这并没能阻止这个日后会依赖创作谋生的台湾南部小孩进行创作，相反，家境的不富裕正是他的创作动力。作为一代北京到台湾的移民，王伟忠家里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子。“千金难买少年贫嘛。”王伟忠说。

“小时候又穷，穷你就会想创作，想让自己有出息，想办法想侍亲孝亲，想孝敬父母，你就会努力嘛。而千金难买少年贫，你就创作嘛。”贫乏环境之中滋长的“想有出息”的念头，被王伟忠形容为“在阴霾之中找阳光”、“在乱草丛里面去找一些鲜花”，它天然就是一种力量。

▲王伟忠是《康熙来了》的制作人

最后，王伟忠考到了中国文化大学，去读“马上可以赚钱”的新闻系。他说，做节目就跟那句话一样，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因为学新闻，所以他对社会层次的变化“有兴趣”。30多年前，有一种叫“新闻综艺”的节目形式，他用小品等方式将很多社会状态综艺化，借此表达他对社会的嘲讽。这样的小品，他“做了很多”。

后来，他又做娱乐综艺节目，原因仍然离不开钱。那时候最流行的综艺节目，让王伟忠能以最快的速度赚到钱去养家，因为要养家，他必须向现实低头。“我觉得每一个人基本上，就是你表达事情跟你的成长有关系吧，跟所学有关系吧，跟你老天给你的天分有关系吧。”

认为自己适合做悲喜剧，就是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以我现在来看，我做喜剧我有天分，因为我是个快乐家庭长大的。（适合做）悲喜剧是因为我在眷村长大，我看了太多悲剧的东西。”王伟忠说。

也因为在眷村长大，王伟忠很喜欢“人情世故的东西”，做的节目“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一些感情、有趣”。他在台湾做了很多情景喜剧，也做了悲喜剧类型的舞台剧。但他还是有遗憾，没能做到他“最喜欢做的悲喜剧的电影导演”，没能把这种电影导演变成自己的专业。

“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因势利导。很多东西，你到人生最后你还是遗憾，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到。没办法，这就是人生，所以很OK的。”

也许是为了让这种遗憾变得轻盈一些，王伟忠又说：“可是可能，你问一个人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那个事情也变成你的事业，你觉得这种人很快乐，可是他没有后路可退，他没有别的兴趣了。那也蛮悲惨的。”

这个一心想进电影圈的年轻人，后来终究进入了台湾电视界，做出很多创作之后，他，变成了“台湾娱乐教父”。

娱乐

1975年，台湾联考放榜，王伟忠考上中国文化大学。考上大学，对于他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讲，意义重大。“基本上人生就看到一些曙光，因为那个很难考，录取率10%，有时候10%都不到。”王伟忠说。

但是他差一点就去不了中国文化大学，王伟忠的妈妈希望他重考，因为中国文化大学是私立大学，他们家读不起。爸爸的想法和妈妈不同，因为王伟忠“能考上大学已经不错了”。 最终，王伟忠拿着爸爸给的两万台币，离开了台湾嘉义眷村，去了“非常想要去”的台北。

大二，“因缘际会”，王伟忠进入台湾电视公司实习。当时的电视节目都是给长官看的，像王伟忠这样不太起眼的“小鬼”，没太多人在意。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太引人注目，让王伟忠可以毫无包袱，勤快地“不求目的”，只求表现。当时，他的老师是台湾有名的制作人江吉雄，老师累了，王伟忠就拼命多做事， 得到了很多空间去发挥自己的创意。

1979 年，台湾电视制播分离，25、26岁，王伟忠就加入第一家制作公司，先做《综艺100》，后来做《连环泡》。《连环泡》于1986年3月24日在中华电视公司开播，1994年4月14日停播，总共做了几百个单元，王伟忠他们“没有老师教，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在眷村长大，王伟忠练就了“嘴巴很甜、很会做人”的风格。“华视的长官又看我是军人小孩，大家都喜欢我。”他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他的新闻专业背景，也在《连环泡》得到发挥。《连环泡》是一个综艺节目，但他们却在节目中用黑色幽默短剧的方式讽刺社会现象。

但王伟忠带来的变化不止于此，用他的话来说，“我一个人把台湾电视改变的。”他从眷村走出来，身上还带着平民精神，这也在他找艺人的方法上得到沿袭。为《连环泡》寻找主持人的时候，王会专门找一些和他一样“讲人话”的人。“我找艺人甚至会去康乐队、小剧场找。胡瓜、方芳、澎恰恰都是这样找来的。”他曾对《外滩画报》说。

《连环泡》之后，王伟忠的工作越做越多，除了做制作人，他还做配音、主持人、导演、演员、舞台剧，做这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养家”。而在这一堆堆的事情中，有王伟忠在1996年开始担任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2004年，他开始担任《康熙来了》制作人。他还制作了首播时间为2007年的《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发掘了林宥嘉、杨宗纬、徐佳莹等歌手。

▲吴宗宪、杨丞琳、阿雅都曾担任《我猜》的主持人

不过，这些节目的视野都是向外的，这几十年来，王伟忠还做了不少跟眷村有关的纪录片、话剧和电视剧。

眷村

“我觉得人走过必留下痕迹嘛。”王伟忠又一次在我们的采访中提到这句话。这一次，他说的是眷村对他的影响。

1949年，国共内战后，各省军民、政府人员被迫转往台湾定居。到1950年，台湾的人口增加了150多万新住民，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些人口带来的居住问题，开始兴建房舍或安排宿舍，并将新住民以军种、职业、特性等，分别群聚于一定范围。这些房舍或宿舍，即为如今所知的“眷村”。

到台湾去的时候，王伟忠的妈妈才16岁，王伟忠曾对《外滩画报》说，“多年轻啊。她根本是来玩的，什么都不懂，没想到一住四十几年。”他的一个邻居，有10年里每天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卷铺盖，觉得自己随时可以回大陆。“到真正买房的那天，他大哭：‘再也回不去了。’”王伟忠说。

眷村也有阶级之分，分军、公、教、警。而军人之中，又分海陆空军，空军之中分开飞机的和开发电机的，王伟忠的爸爸是开发电机的空军，所以王伟忠家住的是军人里面最底层的眷村。在眷村，他们过得没有比台湾本省人苦，因为他们有粮票，军队不会让他们饿死。

眷村的生活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王伟忠的性格。他在台湾嘉义住的那个眷村有200来户，像胡同一样，大巷子接小巷子。最早是有一排房子，中间有路，后来才开始搭竹篱笆院子，互相隔开。这些眷村乱搭乱建，“家里长了一颗树、冒出一根电线杆的很正常。”

▲王伟忠是话剧《宝岛一村》的编导 (编剧/导演)

眷村这种大家彼此保持着一些距离、实则又很亲密的生活，让王伟忠觉得“团体生活还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我喜欢那种氛围，我喜欢人情世故的氛围。我很在乎人，而且我还是喜欢那种大家庭，或者大院子。”王伟忠说。

这样的生活也对王伟忠的性格产生了影响。“类似（眷村）这样出来的小孩，到社会有时候不太习惯。不太习惯就是，到今天我还会这样。我老婆常讲说你过度热情，过度热情有时候会过度伤心，中调一点比较好，在现在社会来讲。可是没办法，改不了了。”这种成长环境也让王伟忠“对人对事还是比较像家人”，“喜欢的人就是干什么事我都可以接受。”

就像很多创作者那样，眷村开始慢慢成为王伟忠的“养料”。关于眷村的书，他写过《伟忠姐姐的眷村菜》、《我住宝岛一村》；他也拍下了纪录片《想我们的眷村妈妈》和《伟忠妈妈的眷村》；话剧《宝岛一村》是和赖声川一起合作的；还拍了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

▲《光阴的故事》剧照

王伟忠说，他对眷村“有莫大的使命和感情”。他也对《外滩画报》说过他做关于眷村的电视剧和话剧的原因：“我是眷村第二代，我父母来台湾时，族谱丢了。我想记录下从父亲这一代开始，我们在台湾是怎么回事，以后给我的孩子看。”

“另外，台湾所有眷村都要被拆。你不去讲它，随着岁月流逝，它就不见了。眷村是台湾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大人的难民营，小孩的游乐园。我想排出来给大家看看，勾起大家共同的回忆。”

排着排着，王伟忠像眷村一样有了年纪，逐渐活到了60开外。

初老

长期在名利场打滚，让王伟忠的“危机中年”过早地到来。大概在3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会很麻烦。

“因为我一直在做事，在这个名利圈子里面，（所以危机）来得比较早，身心都会产生一些变化。身体的变化就是说你会overload，会逞强嘛，跟你的身体你会overuse，就跟你的肌肉一样会过度使用，身心会过度使用。那心理方面呢，就是说对名利、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重。”

不过，这个危机并没有扰乱王伟忠的生活，他“把危机当做很正常”。不到20岁就进这个圈子，伺候了很多大牌，他能看到为名利而受苦的明星。“明星红就很辛苦，不红也辛苦啊，红与不红之间最辛苦啊。”王伟忠说。

再就是，这个行业他待得足够久，久到大牌们一个个都去世了。不管明星们生前如何，人走了，娱乐圈的“风还是这样吹，树还是这样摇，不会因为谁而改变”。“你看多了之后，你对这种东西（就会）比较淡然。所以危机是很正常的。”

▲王伟忠在《中国达人秀》第五季担任梦想观察员

但精神上坚韧，不代表他还能保持很好的体能。年轻的时候，王伟忠有体力，做一些影视作品时很较真，能“盯”到拍东西的直觉，那时他“会不原谅自己也不原谅别人”，同时也会做出好东西。如今却不是，他已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这个行业还真的是有黄金时期。”王伟忠说，“看到年轻人这样子我会很乐，他有过不了的关，（我）给他讲点人生，帮助他一下。有时候人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些大导演或者是年轻的一些冲得很厉害的时候，需要监制给他一些帮助。演员也是一样，过不了关的时候，或者是艺人或者主持方面，一定要帮他一点忙。”

尽自己的能力“帮年轻人想做的东西”，是如今王伟忠最想做的两件事之一。他开着公司，仍然做影视方面的事情，而观影人群的年轻化，也让王伟忠觉得“公司到了一个阶段，年轻人做得好就让他们做”。

王伟忠自己也仍然保持着表达欲，他跟上了潮流，做了一个自媒体。自媒体是一个与电视截然不同的媒介，能让王伟忠知道自己的观众是怎样的，还能和他们互动。因为不习惯自己去“拥抱群众”，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布偶，让这个糟老头ㄦ替他说话。會用这样的形象代表自己，也跟他上了年纪有关。

“糟老头儿文化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nnd，这事怎么可以这样子’，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年轻一代都不顺眼，可是他其实又有点关心。他跟不上时代，但是他很想抱怨，这（种）老头儿很好笑的嘛。这就是我们到年纪，心里不服气的一种表达，但是很快乐很爽嘛。”王伟忠说。

在大陆，他也像诸多名人那样，开了个人属性强烈的音频节目。在他和蜻蜓 FM合作推出的节目《男人囧事 — 都是我朋友的事》中，讲述了一些都市熟龄男女的情爱故事，很多都是他身边朋友的真实故事。

但“危机中年”这件事，他还没有搞定，“危机中年”也变成了“危机老年”。他只有选择慢慢调整。“很正常，没什么了不起。

既然一个人的变老是停不住的，王伟忠还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生活哲学。“我觉得有8个字最好，我常跟年轻人或者跟自己说，人只要身心健康、里表一致是最好的了。”

因为，一个人只要身心健康，就什么都来得及。里表一致，也就过得最轻松。

参考资料：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我是纯粹的眷村人.《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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