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林出來，沒想到之前送我們過來的那位小麵包司機還真在門口等著呢。看天色尚早，我們決定再去看看周公廟。對於我們的遊覽意向，小麵包司機好像不太認同，但欲言又止，估計是怕丟了生意。孔林到周公廟只有兩公里多一點，小麵包司機收了我們20塊錢，多少都不和他計較了，攜妻帶女出來，就是圖個方便、快捷。
周公廟門前很是寥落，除了幾位曬太陽的老者，沒有一個遊客。售票處找不到人，一位曬太陽的老先生告訴我需要到旁邊的一座小房子裡去找人。小房子裡只有一位工作人員，對我的到來甚至還有些詫異，在抽屜深處翻出一疊門票。門票和“三孔”的門票樣式相同，50塊一位，有點小貴。售票員同時兼檢票員，一人多責，看樣子這個景點真是少有人來。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武王的同父異母弟。其在輔佐成王東征滅掉夥同武庚叛亂的奄國之後，受封於奄國故土，也就是“少昊之墟”。因周公需要留在成王身邊輔佐，周公長子伯禽代父就封，建立魯國，都城即設在今天的曲阜。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周公的知名度要遠遠遜於孔子。說起周公，人們首先會想到“周公解夢”，想到算命先生。而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周公是具有非常崇高地位的。西漢初年大思想家賈誼如此評價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春秋以來，直至唐高祖一朝，周公一直被奉為聖人，地位在孔子之上。唐玄宗時期，周公的地位突然被孔子所取代。究其原因，恐怕和周公功高蓋主、並曾一度代成王稱王有關，因為自負的李隆基不可能喜歡這樣一位雄才大略、功德均在君主之上的輔政者。
曲阜周公廟位於魯國故城遺址內，其前身為魯國太廟。太廟本為天子規制，但因周公輔佐周王功勳卓著，成王在周公去世後，特許其子伯禽在魯國設立太廟、“郊祭文王”、並祀周公，“奏天子禮樂”。此為曲阜周公廟之始。由於沒有直接的文獻記錄，魯國太廟建立的時間只能依靠各種旁證來推斷，一般認為在魯公十四年（約前十一世紀末），距今有3000多年的歷史。漢、唐兩代均有帝王到周公廟親祭。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追封周公為“元聖文憲王”，並在魯國太廟舊址上重建周公廟。清順治年間，曲阜世職知縣孔胤淳曾主次周公廟擴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對周公廟進行大規模增建，使周公廟達到歷史上鼎盛時期。
曲阜周公廟整個建築群大致呈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共有三進院落。大門為一座四柱三間三樓木質坊門，始建年代不詳，現存建築系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建。坊額“欞星門”三個金漆大字，古樸、敦厚，很有歷史感，當為他年舊作。但頭腦裡突然覺得這三個字似曾相識，找出孔廟“欞星門”的照片仔細對照，發現此“欞星門”與彼“欞星門”為同版，應屬互相借用，而孔廟“欞星門”的書寫者可是乾隆皇帝。
和大門旁曬太陽的老者們搭話的時候，就注意到大門前偏東立有一通碑身已經摺斷但又修復的“輦路”碑。輦路碑和下馬碑相類似，也是提醒官員人等至此下馬落轎，以示對尊者的恭敬。門前廣場上與“曲阜魯國故城”標誌碑並排，有一通黑色大理石碑，走進一看，發現上面鐫刻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魯國之圖”。這幅圖對城郭、殿宇、山川、河流的描繪非常詳細，圖注清晰，是一份非常寶貴的魯國曆史地理圖。
在第一進院落的東西兩端，各有一座建於明嘉靖三年（1524年）的四柱三間沖天式石牌坊，東坊額為“經天緯地”，西坊額為“制禮作樂”。前者是說周公有治理天下的經世之才，後者是說周公有制定禮法的曠古之功。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周公之所以更被推崇，應該和他既有前無古人的思想貢獻，又有成功的治國安邦實踐有關。相較於周公，孔子一生基本為“述而不作”，以古人的思想精華為我所用；坐而論道，很少有機會去進行政治實踐。周公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而孔子更像一位出色的大學教授。
走過一段林廕庇日的青磚甬道，即來到了第二道門“成德門”。
“成德門”建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面闊三間，懸山頂，明間闢門。
東西次間內各立有一通明碑，東面這通碑上記載了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曲阜縣為周公廟始置祭田祭器的情況；西面這通碑是明嘉靖年間整修周公廟的記事碑。
第二進院落中最顯眼的建築是康熙御碑亭。
“御製祭周公廟文”碑
相比孔廟中御碑亭的比肩接踵，周公廟中的這座一枝獨秀的御碑亭顯得格外珍貴，就像一個不招人待見的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禮物。御碑亭為方形重簷歇山頂，內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滿漢兩種文字的“御製祭周公廟文”碑。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到曲阜祭孔時，曾經派人到周公廟祭祀，並賜周公的後人東野沛然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關於“東野”姓的來歷，史書上有這樣的記載：魯公（伯禽）有三子，長子襲，次子熙，三子魚。魯公賜三子魚東野田一成以自養，故以東野為姓。前269年，魯滅於楚，魯國公族500餘人被殺，唯有東野二十一世孫東野質攜子得脫。因此後世周公之後皆為東野之姓。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東巡至魯，曾經到周公廟拈香，並賜銅質供器5件。
御碑亭側後，是周公廟的第三道門“達孝門”。“達孝門”和“成德門”同年建造，面闊三間，懸山頂，明間闢門。
西次間立有一通殘缺不全的碑石，從碑陰僅存字跡可以知道這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魯國故城”標誌碑。碑陽新刻文字為：“萬惡四人幫，十年逞兇狂。少昊頭顱碎，魯城被拆光。三孔大殿毀，周廟受遭殃。賊罪臭千載，歷史誅鉅奸。首兇陳伯達，作倀譚厚蘭。留此殘碑在，鐵證永相傳。”
碑文裡提到的陳伯達，大名鼎鼎，曾經名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文革”中的顯赫人物。譚厚蘭則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在她45年的短暫人生中，讓曲阜以“三孔”為代表的文物古蹟慘遭塗炭是她最大的惡行。其實，作為一場“革命”的馬前卒，譚厚蘭不應該受到太多的指責，因為沒有譚厚蘭，還會有“李厚蘭”、“王厚蘭”，悲劇仍然會發生。
“達孝門”內牆壁上嵌有三塊詩碑，一塊為鄧直卿的《謁周公廟》詩：“篤篚弧忠貫古今，監殷二叔自商參。流言西土閔王室，問罪東山豈聖心。顯赫風雷昭帝鑑，恢宏禮樂被人深。古城東北祠前路，白日青天世所欽。”
另外兩塊，一為“曲阜城東古廟涼，數株老檜儼成行。春秋俎豆仍平藻，歲祠蒸嘗侑樂章。一代經營贊文武，百年製作邁虞唐。姬周錫土酬功德，千載令人仰不忘。”一為“魯國周公廟，荒岡積雨深。乾坤經世業，文武憲天心。尚憶封唐叔，尤憐撻伯禽。靈光隔秋草，佇望欲沾襟。”均已感覺到周公受到的冷落，慨嘆之情躍然紙上。
三碑石都刻於明嘉靖年間，分別為楷、行、草體，書、刻皆佳，是難得的明碑佳品。
過“達孝門”，即進入了周公廟的最後一進院落。庭院內，沿甬道兩側排列著十數通古碑。
在這些古碑中，最有名的當數“金人銘”碑。
相傳，伯禽就封魯國時，周公恐其有失，親書銘文於老管家金人的背上，並叮囑老管家要經常背對伯禽，以免伯禽忘記自己的訓誡。這篇寫在老管家金人背上的銘文就是後人所說的“金人銘”。據學者考證，《金人銘》即為《黃帝銘》六篇之一，通篇意旨即少言慎言，韜光養晦，與孔子的“敏於事而訥於言”不謀而合。現存的這通“金人銘”碑刻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其中還記載了孔子“金人銘背”典故的來歷。
有資料介紹說，周公廟裡還有一通碑非常有名，那就是宋真宗的“御製文憲王贊”碑。但仔細查看路邊的這十幾通有的已經漫漶不清的古碑，終未發現，有可能是視而不見，對面相逢不相識。在網上搜索“御製文憲王贊”碑的有關情況，發現好多貼文、百科都把文宣王的“宣”字錯弄成“寬”字，估計是以訛傳訛。
“元聖殿”是周公廟的主殿，面闊五間，單簷歇山頂，頂覆綠色琉璃瓦。
殿內正中神龕上塑有頭戴旒冕、身著袞服、手執鎮圭、紅顏白鬚的周公坐像。
梁枋上的匾額“明德勤施”雕龍金匾和兩側抱柱上的對聯“官禮功成宗國馨香傳永世；圖書象演尼山繞緒本先型”均為乾隆帝親題。但匾額和對聯的製作顯然不太認真，襯底油漆剝落嚴重，讓人對其質量不敢恭維。院內兩廡奉祀歷代魯公，可惜並未開放。
在我們一家三口遊覽周公廟的一個多小時裡，整個景區只有我們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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