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近代以来，河南人天生思想落后，未必尽然。
民初前后，同盟会、国民党已经在省城开封之外，开展基层的革命宣传工作。即便是淮阳周口镇（今周口市），这样因为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而凋敝的河运商埠，革命党的宣传也波及进来。辛亥革命前二年，街头每晚都有小孩顶个圆瓦片，大家唱歌谣：“头顶小馍盘（新军的军帽），身穿一裹圆（新军的军大衣），宣统坐天下，不过二三年。”
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清末这一群体已经被视为革命的渊薮
1911年7月，穿洋装的学生甚至到私塾里跟小孩们公开宣讲：“现在要革命了，天上要挂五色旗，不信你们端盆水到外面看。”然后就拿把照脸的小镜子，用水玩七色光的游戏，忽悠大家。这位后来还牺牲在二次革命，也是个有理想有行动的硬角色。
其实国共都有过幼年，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向农民宣传革命，也有富家出身的同志直接拿现大洋说话，你拿我一块钱，听我讲一段革命。但蜕变为土豪劣绅同路人的国民党，很快就教会了我党如何搞有疗效的宣传。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宣传工作也是党的生命线，宣传工作做得如何？体现了这个党的生机活力，还有水平格局。
1927年前后，革命的大潮席卷全国。一时间革命成为时髦，谁不言“革命”就如同不看《时间简史》，你便不能装作有腔调的文青。同时革命也让那一代中国青年看到了古老民族涅槃重生的曙光，选择革命道路，既是一国一民族的出路，也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需要。
我手头没有河南党组织大革命前后发展人数的记录，却有上海、广东的资料。
全副武装的上海工人纠察队，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22年后的解放
大革命鼎沸即“四·一二”前夕的上海党组织创造过一个“奇迹”：20天左右的时间里，党员数量由四千猛增到八千。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只有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约60%，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只有20%，甚至四分之一的党员，分不清党和工会的区别在哪儿？
作为大革命根据地的广东，1927年4月有党员9027人，经过“七·一五”的摧残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不减反增，到1928年8月飙升到6.4万人，遥居全国之最，甚至超过了一年前即大革命鼎盛时期全国党员人数的总和。但是好景不长，革命的高潮退却，胜利遥不可及，于是1929年底就跌到了1万人，到1933年尚不足2000人了。
河南人民是慢捻儿，这在很大程度跟冯玉祥和武汉国民政府有关。作为吴佩孚集团长期控制的地区，北伐军进入河南相对较晚，这俩家又跟蒋介石集团有矛盾，所以河南的革命形势也便有了自己的特色。
河南党组织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张之朴。他的一生，可谓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变的绝佳样板。
巩义市夹津口镇之朴中学内的张之朴烈士纪念馆，张家一门忠烈
南阳汉画馆的创始人、解放后河南省博物馆首任馆长孙文青先生，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同志，被从开封的省委派到豫西，协助豫西军委书记张之朴，准备组织各路地方势力发动起义，迎接冯玉祥入豫。
关于张之朴，孙文青最初听到的说法相当惊悚。
“张在前几年曾掳过陇海铁路比国工程师的肉票，绰号‘掳洋人’，由于豫人方音读‘掳’为lǎo，人们便讹称他为‘老洋人’。他曾在豫西绿林中结拜十大弟兄，为盟长，人都称他为‘之朴哥’。他与河南辛亥革命党人张伯英（钫）等有联系。他的结盟弟兄，除了张庆仍以‘老洋人’名义在豫西活动外，其他多为镇嵩军所收编。他在豫西地方武装中颇有号召力量。”
实际上，张之朴因为出身靖国军，跟张钫、于右任等人的确有联系，而且私交深厚，跟陕军的胡景翼更是好基友，甚至后来被冯玉祥杀掉的郭坚，也是张之朴的铁哥们。因为作战骁勇，在胡景翼督豫时代，张还做过河南省警备司令。
除官面上的交情，张之朴作为偃师人，跟樊钟秀一起到陕西打过陈树蕃和刘镇华，跟豫西、豫南的绿林都有过命的交情，所以迎接冯军入豫，姜明玉、李振亚都走张之朴的线路。而“老洋人”则是张庆的绰号，因其长相而得名，1924年，张庆就死于内讧，谈不上活动了。
张之朴烈士和小平同志共同的党团介绍人汪泽楷
1925年，豫陕区委委员汪泽楷介绍张之朴入党，在《自传》中张自称是因为“胡景翼死了，革命遭受到重大损失。我悲哀到了极点，要算我生平受到的最大的打击。”张之朴在极端悲恸中，决心参加我党，继续革命，以完成胡景翼的遗志。顺便说下胡景翼，李大钊对其评价极高，说“胡景翼是个正直的人，有政治远见，有革命事业心。如果把他培养起来，对我们党的事业是很有利的，他是同我党合作很可靠的人。”可惜胡景翼身体不好，去世的早，接班的是岳维峻，在河南搞得很臭。豫陕矛盾，在陕人就是他造成的，在豫人则是刘镇华。
得此一员悍将，河南党组织兴奋异常，称张之朴为“北方的叶挺”，很重视他的军事工作经验，入党后不久就被任命为豫西和河南的军委书记。张也不负众望，先是策动樊钟秀堵住武胜关吴佩孚军的退路，又指挥任应歧部击败吴的干将田维勤。接着发动豫西各路武装，会攻洛阳张治公（镇嵩军出身，此时投靠奉军），赶走孝义（今属巩义）的吴佩孚，使冯玉祥以不过三千人的疲惫之师，由陕西不费一枪一弹直至郑州。
这样的威信，当时国共两党在河南的干部，亲切称呼“之朴哥”的不在少数。
冯玉祥当时是很革命的，他的部队自然成了河南的革命核心。1927年初，一位南阳邓州的15岁少年魏明经，在春节中投考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以优异成绩通过有河南省南阳府和湖北省襄阳府500名学生，在南阳淅川县荆紫关举行的入学考试，然后开始受训。这所学校的教学内容，今天看来红得厉害，不但纪念马克思诞辰，政治部的璧报干脆叫《红军》，这是呼唤要在中国组成强大的工农红军的节奏啊！顺便说当时这所学校的政治负责人是邓同志。
冯玉祥，在中国革命史上实在一言难尽
大革命失败前后，我党在豫西的兵运底子是相当不错的。各方势力、官私两面，冯军、陕军、豫军和镇嵩军，甚至土匪和民团、枪会都要给军委书记张之朴面子，洛阳城里的公安局长和下面两个分局中的一个分局长也是我党同志。但当时我们的政策却是自己不搞武装，一定要哭着喊着替冯玉祥做一桌菜，死乞白赖请人家进来大吃一顿，才觉得开心幸福。
1927年的5月，南边的形势非常严峻，上海、广州的国民党都已经对我党大开杀戒，冯玉祥的部队进入河南，对我党的态度也逐渐发生改变，韩复榘在我党配合下刚占领洛阳，就翻脸无情，开始捕杀我们的同志。连国民党左派的党部也被冯军破坏多处，亲近我党的国民党左派也被他们杀害多人。这就是历史的教训，统战统战，并不是要丧失独立性，别说陈独秀了，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包括军委书记张之朴，党史上盛赞如何反击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好同志，也一样犯右倾投降主义的毛病。觉得可以与虎谋皮，觉得冯玉祥这个新军阀和其他新军阀还是不一样的，期望值很高。结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冯玉祥是搞了礼送出境，那是对他威胁不大的，你敢动他的军队试试？那可是他的心头肉，你动了，他一样砍你脑壳，绝不含糊！
原先一直不太懂“礼送出境”是怎么个搞法？《河南文史资料》里，当时在河南省府宣传处的某人回忆1928年冬的一件事。他去见省府代主席薛笃弼，被卫兵拦住说：“您要不是熟人，也不敢跟您说，代主席正在讯问三个CP，千万别对外人说，不然我们得挨批！”
1927年6月徐州会议，“革命”的冯玉祥跟反革命的蒋介石拜把子，加入反赤大合唱
在里面陪同薛主席审讯的科员后来说：“忙了大半夜，清早警察局在马道街中西旅社查获三名CP，都是学生，两男一女。代主席打电话请示冯老总，叫好好招待，再给百元路费，让专人保护送上火车，安全离开后才允许回家睡觉。”
别小看这一百块，冯玉祥系统可不比蒋介石有江浙财团用现大洋和洋票子背书，每月给士兵发一两块钱的菜金都很困难，能给三名学生党员一百块的路费，是相当大方了！马鸿逵礼送政治处长刘志丹出境，让财务处长看看存账，咬咬牙也是一百块。
不过您千万别以为河南就是世外桃源，宣传革命被抓的后果，一定是礼送出境。1928年河南省委两次被严重破坏，主要领导一勺烩，次年一度被取消，1930年才恢复。
冯玉祥翻脸后，张之朴转入地下，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嵩山圣水村以开发煤矿为掩护，深入煤矿工人和山区农民，组织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直到抗战胜利，他都一直是我党在豫西坚持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他们全家也都是党员。可惜这样的好同志，在抗战胜利后没多久，1945年10月5日牺牲在嵩山。
大革命失败最常见的街景，我们的同志被随意枪杀
张之朴烈士之外，大革命失败后，河南的地下党组织，也有努力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想通过兵运和匪运，抓住武装，为起义和根据地做准备。 解放初做过洛阳专员的张剑石，1929年转为正式党员后，利用自己豫西宜阳人和时任县立第四高小校长的身份，工作做得挺扎实。然而铁路工人出身的洛阳中心县委书记万守三找张谈话，说为了赶快组织暴动，现决定你不要教书，要专门调出做党的工作，想办法抓到武装。
我常说为啥我党强于国民党？就在于组织的力量和党员的自律，哪怕不认同这种暴动的急脾气政策，哪怕原先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党让我做全新的工作，也绝不能有抵触和畏难情绪，党叫干啥我干啥，还要干好，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张剑石接受任务后，二话不说辞去校长的职务，找到在镇嵩军做事的关系，介绍到冯玉祥部队孙良诚的第二路军，在孙部的27军（文史资料错写为37军）做政治处长。27军军长是宜阳人贾济川，豫西著名的蹚将，镇嵩军元老，他的部队里基本都是豫西老乡。张剑石家是宜阳的大户，本人又是好学生，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蹚将们看来是很靠谱的文胆，所以政治工作干脆都交给这位老乡，一来他们不识字，二来啥政治，他们也不懂，更懒得管。
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学生和工人，等待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但我们的同志，当时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张剑石的政治部里，云集了一批河南党组织的同志，大家开会商量怎样在杂牌军里开展党的工作？想到的处法，只有以政治处的名义，多印一些标语，什么“打倒土豪劣绅”、“提倡平民教育”、“反对军阀混战”等。说实话不痛不痒，针对性不强，然而标语印就之后，只有少量在几个群众基础好的村子贴过，因为怕出事，最后不了了之。
耶诞之后那天，就是我们的“圣诞节”。有时候想想，要是没有二十八画生同志，没有不断的整党整风，我们党要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调调儿发展下去，其实未必比国民党着调多少。如果说蒋记国民党还有霸气匪气，我们党当时却是书生气太多，不接地气，还不如人家能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在冯军中的杂牌军里做政治工作，对于没有什么军队经验，更没有政治经验的张剑石来说，自然困难很大。说实话别说是这位刚从团转党，出学校门进学校门，从学生到教员的知识分子迷茫了。在1929年，我们党对于如何做好军队政治工作，不管是做好红军还是白军的，其实都没有太多章法。别的不说，这年12月底的古田会议上，二十八画生同志可能心里有点想法了，可其他人呢？反正此时在河南的张剑石，心里没什么谱。
于是只能跟着走，顺便见证了下豫西匪患的严重性。镇嵩军改冯军的27军，名义上叫“军”，实际上人枪很少，所以着急收编各路土匪，伊阳的两支土匪武装，跟穿上官衣的老伙计们已经谈好条件。土匪杆子往伊阳县城集结，队伍行列里，有穿女人衣服的，有的马背上驮着几岁的小孩，有的驮着老太太。原来这些都是土匪们抓来的“肉票”，正待他们家人来送款赎回。
何孔德的油画《古田会议》
河南的官军收编土匪武装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旦收编命令下来，就得把肉票抓紧出手，否则等上峰来点验时看到，就要处理相关责任人了。
当时的伊阳县，现在叫汝阳县，杜康酒的发源地，听起来很好的名头，可27军进入县城，却发现一片荒凉景象，原来此城新近为土匪攻破过，所以断垣残壁，十室九空。
此时中原大战在即，蒋介石收编的徐源泉和王金钰的部队正在迅速开来，他们原先分别是张宗昌和孙传芳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毕竟底子要比镇嵩军出身的27军强太多了。从军部到政治处，所有人的观点惊人的一致，打不过，咱们得逃！
政治处里我党的同志们就散了，张剑石觉得此路不通，我可以试试其他路，于是他想到了伊阳民团团长王凌云。中间还出点小插曲，豫西道路不宁，政治处的同志路过龙门渡口，差点没因为几匹驴子，被另一支土匪改编的杂牌武装给干掉。幸亏碰上张的表哥，作为地方实力派，有人有枪，对方才不敢造次。
电影《白鹿原》里的镇嵩军形象，张剑石要做兵运工作的革命对象
张剑石到王凌云的部队已经是中原大战之后了，王的民团被张钫收编，许多被打花的冯玉祥旧部和失去羁绊的土匪武装，都渴望找到新的娘家。张想到有个豫西老乡孙耀光的杆子，1927年曾有交往，表示想走“正路”。于是去联络，结果人家三两句话就给打发了。心灰意冷的几位知识分子同志，一合计，王部也非久留之地，有人远赴江西找红军，有人回老家继续播火，有人去郑汴洛找找新机遇。反正大家在王凌云这里就待了一个多月，今天看来撞大运的成分很大。不想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能有成绩才是活见鬼呢！
其实冯玉祥系统的兵运工作，不是不可做，关键是要做扎实，做长期和深入潜伏的努力。
冯玉祥嫡系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该军的组织遭到了严重摧残，除过去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外，均遭“清洗”。即使潜伏下来的极少数党员，也都失去了组织关系。随着中原大战后，冯军被蒋介石收编，风声越来越紧，不少人选择了离开我党，即便不撕破脸，也自此告别革命，奔自己的前程去了。
比如前面那位15岁的革命少年魏明经，虽然后来也曾参加共青团，做过北京西城区团委书记，但主要兴趣却转移到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成为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1944年6月，他的是十万字的硕士论文《朱子哲学新估》，通过了中国第一次硕士学位考试，被授予哲学与哲学史硕士。
15岁的革命少年魏明经最终选择了学术之路
有人走，也有人坚守。魏明经在军政学校的同学、山东人刘振亚，仅大前者一岁，在老家结过婚，却为了革命，舍妻离子，苦苦找党。1928年在军政学校入党的刘振亚，大革命失败后，跟党失去了联系。经过多方努力在开封，与河南军委接上了关系。但1931年春，二十六路军被驱向江西“围剿”我红军时，关系又断了。
部队开到江西宜黄，刘振亚遇到军校同学、另一位党员，陕西人袁血卒，才知道大家竟然都在二十六路军25师73旅。只是刘在旅部做上尉参谋，袁则改了名字，打进了本旅2团3营，补了个上士的缺。刘振亚说到了江西，死活找不到当地党组织接关系，你拿着我的积蓄做路费，回开封找党汇报情况，请示办法吧？
袁血卒二话不说，去了开封，接上关系后，又去上海找中央。带回来中央的精神和两名同志，这样在二十六路军中，便有了四名党员。分散在总部机关、27师79旅和25师的73、74旅，组成特别支部，下辖士兵和官长两个支部，开展兵运工作。
刘振亚，发动宁都起义第一人，却病逝在长征途中，没有出现在这张照片中
不到一年时间，刘振亚他们发展壮大， 1931年12月24日，宁都起义爆发，除25师师部稍有抵抗，师长李松昆逃跑并带走城外一个团外，整个二十六路军，全军一个总部、两个师部、六个旅部、十一个团部、四个独立营、一个总部直属队，共计一万七千余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红五军团。
刘振亚病逝在长征路上，袁血卒留守赣南苏区，部队被打垮，突围后仍去上海找党。在上海被人力车夫出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最终在抗战开始后回到革命队伍，迎来了解放。
介绍张之朴入党的汪泽楷，还曾经在法国介绍某人入团，这人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政学校的党委负责人，那位姓邓的同志。大革命失败前后，他调到江西当省委书记，曾给二十八画生同志写信，建议秋收暴动部队“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但后来他却一度参加托派组织，离开了革命队伍。
解放后，殊途同归的黄埔师生，我为老学长侯镜如画了个框
1928年河南省委的严重破坏，还改变了一位党员的命运，他就是我的河大老前辈，时任河南军委书记的侯镜如。侯蹲了14个月的监狱，出狱后坚决找党，却不料在上海正赶上顾顺章叛变，与党失去联系，从此脱党，进入国民党军队系统，最后做到中将衔的兵团司令，又率部起义。时至今日，河南大学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侯镜如奖学金”。
本想多写几位革命者的不同道路，可惜如今耐心读长文的朋友太少了，这篇又一不留神又六千字出头了，更多的好故事，只能下回再说了。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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