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节，为了能让哭闹着要吃肉的四岁儿子在过年时吃上一点肉，刘永行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里竟然赚了300元，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的工资。这让刘永行第一次尝到了“下海”的滋味。
1982年，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讨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这四兄弟做出了一个决定：集体辞去公职干个体。他们典当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家当，一起凑了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
当时，四兄弟都是大学生出身，专业各有所长，干起养殖业虽然遭到了周围人不少的非议，但却像“高射炮打蚊子”。在技术方面，他们用电子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摸索出一条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
中国农民开始认识到刘永行的模式很有效，于是，许多人来要求帮忙。刘氏兄弟发现了一条致富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来名播四海的“希望牌”饲料的创意正是来自最初的“鹌鹑粪发现”。这个品牌最终把进入中国的所有洋饲料都打败了。
但就在“饲料热”“全民养殖”的风潮席卷当地时，刘永行和兄弟们却提前预测到，“饲料业已经进入到了艰苦抗战时期，利润率正呈逐年下降趋势，腾挪的空间愈来愈窄。欧美、韩国等饲料行业平均利润只有1%，东方希望集团虽接近5%，但长远地看，要以利润增长率来填补今后几年国民收入呈刚性上涨留下的空间，非常艰难。”
1995年，在刘永行的主导下，刘氏四兄弟用一个晚上时间和平“分家”。此后，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集团，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集团，刘永美建立华西希望集团，刘永好成立新希望集团。日后，又属排行老二的刘永行和排行老四的刘永好名气最大。
分家之后，刘永行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又等了近十年。在这期间，他考察过汽车、钢铁、造纸、轮胎、石油、电解铝等几乎所有的大型工业项目，模拟了二三十种企业的死亡情况。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刘永行于2002年正式进军重化工领域，最终选择了电解铝。
刘永行进入铝电业是和山东茌平信发铝电集团合资，这是一家国有企业。合资后新成立“山东信发东方希望铝业集团”，东方希望控股，占51%的股份，信发占49%。在中国，企业家习惯于大而化之，目标很大很高远，但数学系出身的刘永行只关心各种小数据。从设计环节开始，他就一分一厘的去抠，把“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从原点开始落实。多大面积库房能装多少料?一吨赤泥能耗多少电?怎么节约一吨水、一度电?怎么减少一个劳动力消耗?这些生产中的细节问题，他在筹建阶段就已经反复推算过。
在刘永行投身重工业之初，就有不少人质疑过，辛苦积攒的殷实家底，为何要投到成本最高、赚钱最慢的行业里。但刘永行回应，“没有不好的行业，只有不好的企业。无论在哪个行业，只要你能做到第一，就一定能生存下来。”事实上，刘永行有大把的机会做点“轻松”的事。前些年，投资股市和房地产在民营企业家中兴起，东方希望零散地参投了民生银行、光明乳业、光大银行等企业，也做过几个房地产项目，赚了不少钱，但很快被刘永行叫停。他说，不管什么年代，都要有人做实业。重化工业让他心里更踏实。而对于这些投资，刘永行表示，“等有困难的时候，马上可以变现，当重工业有风险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卖掉。”
2003年开始，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调控。2004年5月，已悄然动工的包头电解铝项目和三门峡氧化铝项目被紧急叫停，已投入20个亿自有资金的两个“巨无霸”被迫停工足足半年之久，银行也将贷款资金全部收回。为了包头、三门峡两个项目迟迟拿不到的“准生证”，刘永行在环保局和发改委两边来回奔跑，苦苦寻求出路。此时，幸好他手中有储备了10年的20亿资金，并同时从饲料厂向重工业“输血”，最终才“逃过一劫”。
正是由于刘永行的“保守”和“谨小慎微”，他在过去35年里将1000元做到如今的年产值近700亿。难怪史玉柱曾说，“刘永行最多只犯过小错误，但从没有摔倒过，日积月累，造就了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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