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张俊祥、李萍倩、王澜西、石慧、白扬、柯灵、桑孤。后排左起：张水华、谢铁骊、石梅音、张
1956年我国社进入高潮，文学上的多面手柯灵根据文化部要创作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电影剧本的建议，写成了《不夜城》。柯灵相当满意自己的这部作品，文化部也很看重，将它推荐为优秀剧作。柯灵是上海的名作家，上海电影局顺理成章地将之列为重点影片投产。当时新组建的电影公司经理袁文殊向江南电影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导演汤晓丹交代任务时明确表示：“这是夏衍喜欢的本子，写得很好。拍摄这部戏的目的是打入国际影坛，宣传我们改造民族资本家政策的胜利。”剧中男主角张伯韩，是一位“红色资本家”。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提倡工业救国，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其中的艰险可想而知。全国解放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主动接受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为了更好地理解角色，摄制组还阅读了荣氏家族发财致富以及爱国举动的资料。
柯灵编剧的《不夜城》
但是到了1957年，形势有了意料之外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起了剧烈变化。除了少数几个领导外，多数人认为《不夜城》所表现的内容与大时代的变化存在着矛盾，因此要求根据社会变革的实际进行再加工再修改。于是，江南电影厂领导来了个全厂大动员，希望大家出谋划策。
那时候，大家对什么事都很认真，把剧本和当时的政策以及报纸刊登的材料一对照，发现两者有着不小的距离，纷纷发表意见，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一时间使得摄制组难以招架，只好请编剧重新来过。柯灵虽然不言不语，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他只是趁机丰富了一些细节，大的结构仍如其旧。本子改过，柯灵告诉汤晓丹：“我的这个本子，是领导出题目，我做文章。”汤晓丹微笑不语，他明白柯灵暗指自己不会屈服于上面的压力。
在柯灵等的坚持下，《不夜城》还是开始了拍摄，在复旦大学的摄制现场曾引来不少学生的围观。可开机不久，就响起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场锣鼓。蹒跚起步的《不夜城》率先遭遇了批判的声浪，被戴上了“美化资本家”的帽子。眼看着难以继续拍摄，汤晓丹不得已，还是想请柯灵到摄制组来商讨办法，最好拿出个修改方案。柯灵不急不躁，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任凭别人说什幺，他自有主张，就是不肯改。僵持之中，上海电影局下令停止拍摄，研究剧本修改问题。经过一个月的修改，新稿总算印发下来，但柯灵死活不同意。后来，还是按照柯灵的本子完成了拍摄。影片还未公映批评声又起，说《不夜城》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电影厂副厂长王力对此种呼声难以理解，于是悄悄对汤晓丹说：“影片还未放，就有了说法，我看还是把全片放一遍，起码要让厂子里的同志心里有个数，然后放入片库保存一段时期，看情况再说。”得到《不夜城》放映消息的人士纷至沓来，多数人抱着亲眼看一看它如何“反动”的想法。据说，在江南厂放映样片时，潮涌而至的人们居然挤碎了放映厅的玻璃窗。
柯灵编剧的《夜店》
看过之后，那些自以为“最革命者”继续口诛笔伐，影片中出现的“丹凤朝阳”这道名菜尤其激起了“革命者”的愤慨，声讨这是宣传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就这样，《不夜城》在反右派高潮中被打入冷宫。5年之后，北京才发了一个有关《不夜城》的文件。那是国家电影局徐庄就《不夜城》写了报告，陈荒煤在上面批示道：“小修改发行。”接到批示后，经过折腾后的上海电影局及电影厂并没有进行相关安排，一直拖到1964年夏天，又变成了另一个调子：“照原样完成，供批判。”实际上，拷贝完成后仍然存进了片库，并未发行。当时，《不夜城》的作曲王云阶完成曲子后，可能是鉴于严酷的形势，迟迟不肯拿出来，结果只能是草草合成了事。到了这年的12月，《不夜城》同《林家铺子》《红日》《聂耳》等八部影片一起上了江青的黑名单，想发行已是不可能了。江青向陆定一、周扬指出：这些影片有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低级趣味等等问题，都应当批判。陆定一、周扬等请示了刘少奇之后，其他影片被挂起，《不夜城》和《林家铺子》开始受到批判。在批判的声浪中，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曾经邀请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民主人士开了座谈会,认为对《不夜城》批判过头了,建议修改后可以放映。这样的建议不仅不会通过，而且在后来更因为《不夜城》受到牵连。在围攻电影《不夜城》时，巴金受命写过一篇批判文章，他坚持不点名，可仍然心下难安。在文章发表前的一个晚上，他亲自跑到柯灵家里告知此事，因此招来“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在文革中，《不夜城》还与刘少奇所谓的“剥削有功论”挂上了钩，遭到更猛烈的批判。那些曾为《不夜城》说过话的宣传、文化、统战部门的领导,都因此吃了流弹。《不夜城》直接间接有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同事朋友,一律被揪排着队陪斗,甚至祸延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那当然是斗争会上“天然合理”的配角。
柯灵上海故居
那么，文革一开始，柯灵这位就遭遇了劫难。江青点名批判说：《不夜城》、《桃花扇》……这一组影片的主要问题是歌颂谁，赞扬什么，暴露谁，反对什么？这组电影暴露了不应暴露的东西，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东西。纸醉金迷，红男绿女，大写坏人坏事，搞多角恋爱。大谈什幺天理、国法、人性……把解放后的上海写成特务的天下。
柯灵在《回看血泪相和流》一文中写道：“1966年，夏季酷热，一出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题的荒诞剧出台了。历史脱了轨，中国发了疯，饱经沧桑的上海又一次猛烈震荡。一群新的主宰者突然出现，带着‘红卫兵’臂章，洪水一样淹没了大街小巷、万户千家，随心所欲地抄家造反，打砸抢……这场冲击波，最初涉及的是文艺界。文学艺术一向被称为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现在作家以自己的厄运报道了暴风雨的来临。王西彦、孔罗荪、吴强、魏金枝纷纷落网，叶以群被迫堕楼，‘黑老K巴金"、’的特大号大字报开始张贴出来，几乎从上海作家协会大厅的屋顶垂到地面。大毒草《不夜城》刚受过全国性批判，我自然也没有幸免的理由。，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即刻到作协开会。当时在协会，当家的是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我一到，蒙他单独接见，脸部表情丰富，告诫我说：‘外面形势对你很不利，现在上面给你一个机会，一个环境，让你去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说到这里，如响斯应，门一开，蓦地进来两位武装公安人员，我还来不及领会组长语言的全部含义，就被架上汽车带走了。……
柯灵夫妇
我背着囚犯的十字架，面壁三年，在兽笼式的铁栏后面度过六十华诞，茫茫千日愁如海。还连累了我的妻子（陈）国容（作家、翻译家），陪着我在外面加倍地受罪，几乎赔上了生命。”柯灵失踪了，他的妻子四处打听却无从知道他去了哪里，只得长年累月地到处去看大字报，希望从中得到一点线索，竟至精神有些失常。
柯灵系狱期间，时不时要被押出去接受各种类型的批斗，并被拍成纪录像片，题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柯灵又被押到作家协会。大会接近尾声时，台上的主持者宣布：柯灵被监禁是受黑市委保护，现在要把他放在革命群众中交代问题。柯灵被押回看守所后，在“无罪释放”的证书上签了字。柯灵想起自己被捕那天，一位公安干部曾经说这样的话：“你犯了那幺多罪，还号称进步作家!这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们为什幺不动你呢?那是因为黑线保护你，明白吗?”两相对照，柯灵自觉哭笑不得：说关就关，说放就放，随心所欲，理直气壮，可原因又完全一样，受黑线保护。
柯灵被释放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就在上海人民广场接受了十万群众的大批斗。他的妻子陈国容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一起接受“洗礼”。柯灵在人海嘈杂声中，口占一首打油诗：
此真人间不夜城，
广场电炬烛天明。
卅年一觉银坛梦，
赢得千秋唾骂名。
晚年柯灵
因为《不夜城》柯灵坐监三年、下乡（即在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学习）三年、靠边站三年（剥夺生活权利，停发工资）、“假解放”三年，总共加起来有十二年的时间！何等漫长残酷的十二年！它恰恰是一个本命轮回！一个人能有几个十二年？一个作家又能有几个创造性的十二年？所幸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夜城》在八十年代曾公开上映，并远赴剧中主角张伯韩曾经留学的英国进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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