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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需要理想主義、需要有人負責的時代，吳敬璉無疑是這個方面的道德楷模。他的缺點是沒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開玩笑，一開玩笑他就急了。
——郭樹清
回望改革開放40年的非凡歷程，有一位經濟學家在每一次轉折關頭“從不缺席”，他就是“老而彌堅”的吳敬璉。
如今，吳敬璉已90歲高壽。他在經濟學家群體中有兩點顯得“很醒目”：
1.他能與時代同步，不斷自我反思和超越；
2.年齡不僅沒有成為他學術研究的限制，反而老而彌堅，日益散發出更為深邃的智慧之光。
吳敬璉的第一次反思
雖然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以無比強大的邏輯論證了“計劃經濟不可行”，但由於國內學術研究的封閉，吳敬璉一度是市場經濟的“反對者”。
在20世紀60年代反右派運動中，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提出了“生產價格論”，堪稱市場經濟思想的萌芽。然而當時的吳敬璉充當了孫冶方的批判者。吳敬璉、陳吉元和周叔蓮合寫了一篇批判文章《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容歪曲》：
滿足社會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惟一動機和直接目的。為勞動者的需要生產，而不是為利潤生產，反映著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區別。
吳敬璉的第一次反思來自人生厄運的意外收穫。
1968年到1972年期間，吳敬璉與“折骨為燭”的中國知識分子尊嚴的象徵顧準在“五七幹校”同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離室”裡朝夕相處。
顧準用他的思想一點點打破了吳敬璉頭腦中“左”的枷鎖，引領他走上思考“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這一宏大歷史命題的思想歷程。1974年冬顧準臨終前，對唯一守護在旁的吳敬璉鄭重地說：
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為了抓住這樣的機會，中國人必須有自己的理論思維。總有一天情況會發生變化。那時，要能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
後來，吳敬璉去看望剛剛出獄的孫冶方，並向其真誠地致歉。1984-1992年，吳敬璉連續五次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吳敬璉的第二次反思
53歲是很多人心中已經迫近退休的年齡，對吳敬璉而言這卻是人生的重要開端：1983年1月到1984年7月通過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吳敬璉到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做訪問研究員。
有時候，一段偶然的經歷，可能對人生產生不可思議的影響。正如鄧小平在法國的“勤工儉學”塑造了他的世界眼光一樣，吳敬璉的這次“學術訪問”帶來了“化學反應”，顛覆了吳敬璉的經濟學世界觀。
來耶魯之前，吳敬璉沒有接受過任何西方經濟學的正規訓練。
在耶魯，吳敬璉不但聽不懂專業的學術研討會，連研究生的基礎課都聽不懂。準備幾句很短的發言，都要在之前讀上幾十個小時的教科書。
“知識飢渴”的吳敬璉硬著頭皮，從本科生的基礎課開始學起，開始了一段極其艱苦的求學生活。經濟學家周叔蓮說：
吳敬璉從耶魯回來，頭髮都白了。
憑藉自己超凡的努力和悟性，這一年半的學習，讓他形成了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看法。吳敬璉回憶說：
在耶魯的這三個學期，使我能夠對近百年國外經濟學的成果進行一次集中的補課。
1984年，吳敬璉從耶魯滿載而歸。半年後，他被調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
投身“頂層設計”
“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過去40年的重要經驗，但並不意味著“盲目”。吳敬璉是最早參與“頂層設計”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頂層設計極為必要：
• 一種說法是，改革跟過去國內革命戰爭一樣，要點是發揮地方和群眾的創造性，叫做“草鞋無樣，邊打邊像”。但問題是，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巨大、複雜且十分精巧的系統，不可能“邊設計邊施工”，必須要有一個框架性的設計，否則各個子系統之間無法互聯對接和協同互動。
• 需要頂層設計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各基層、各單位在設計的時候往往從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慮，如果分頭設計，最終很難形成一個能夠良性互動的體系。
• 有一種疑慮，是擔心這種從上到下的改革設計，是否會抑制從下到上的創新。我想這種疑問應當引起充分注意。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這兩件事應當結合起來進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必須充分傾聽民眾的改革訴求和改革創意。
1986-1987年吳敬璉出任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這不僅給了吳敬璉直接操刀頂層設計的機會，更有趣的是，吳敬璉組建了一個“全明星”研究團隊：周小川、李劍閣、樓繼偉和郭樹清。這些此後在改革開放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官員，與吳敬璉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
80年代末，由吳敬璉主持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改革》的課題（358課題)，使課題組得了一個“協調推進派”的別稱。2010年，以吳敬璉、郭樹清、樓繼偉、劉吉瑞、周小川、李劍閣等為代表的“整體改革理論”榮獲“ 2010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整體改革理論”認為在改革過程中所產生的突出矛盾和風險，與改革不繫統、不配套有關。出路在於推進配套改革，在搞活企業、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統一市場、實現宏觀經濟管理模式轉換等方面相互協調，成為與“企業改革主線論”主張不同的學派。“整體改革論”的意見被“七五”計劃建議所吸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產生了較大影響。
30年後的2018年，“去槓桿”推進過程中遭遇的種種阻力和風險，再次印證了協調推進“整體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次與領導較真”
“愛較真”是吳敬璉性格的突出特點，也是他能在長期的實踐檢驗中“屹立不倒”的法寶。
1984年，中國經濟出現了社會需求過旺、工業發展速度過快、信貸和貨幣投放過多、物價漲幅過高、經濟秩序混亂的苗頭（“四過一亂”），價格雙軌制和“官倒”現象嚴重。
輿論的批評，促使中央高層下決心對價格進行改革，也被稱為“價格闖關”。
1988年5月25日至27日，中央主要領導人召集10多個部委開會商議價格改革事宜。與會者中有兩位經濟學家，一位是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劉國光，一位是時任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的吳敬璉。會上，各部委領導都同意立即進行“物價闖關”。劉國光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民眾的通貨膨脹預期正在形成，立即進行價格改革，勢必引發全面的搶購風潮。主要領導說：
你們這些經濟學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為高速度一定會有高通脹，要求先治理環境，再放開價格。韓國就是先通貨膨脹，後治理，打“時間差”，實踐證明這是成功的經驗。
吳敬璉也認為領導講的不對。於是，兩位學者與領導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辯論，臉紅脖子粗，10多位部長在一旁面面相覷。
最終，領導人堅持他的觀點，認為通脹根本不可能發生，即便發生了，也不可怕。結果，“價格闖關”的決策就這樣敲定了。8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一經發表，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現象。搶購和混亂局面，迫使中央8月27日晚召開緊急會議，宣佈暫停物價改革方案。
“物價闖關”改革失敗。事後看，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讓人沮喪的一個事件，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路徑。
“吳市場”一戰成名
價格闖關失敗後，不僅衝擊了經濟與社會發展，更對改革帶來了巨大沖擊：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非常的敏感，那些針對改革政策和私營經濟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
在這場十分兇險的“歷史漩渦”中，性情溫和的吳敬璉意外走紅。
1988年初，廣東省和廣州市經濟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個研討會，提出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正名，中央讓馬洪組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人員討論，任務落到吳敬璉身上。吳敬璉和他的同事胡季寫出專題報告《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幾點意見》，認為：
“商品經濟”是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形式，而“市場經濟”則是同“命令經濟”或“統制經濟”相對立的概念，而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正是用前者替代後者，因此,可以叫“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報》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為題，發表了吳敬璉和胡季的那篇報告。這是中央黨報上第一次正式出現“市場經濟”這個名詞。
然而，隨著物價闖關的失利，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再次成為“政治正確”。
1989年11月7日，吳敬璉陪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孫尚清去中南海參加會議。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計劃派與市場派展開了第一次針鋒相對的論戰。
鄧力群就看到他說，“吳敬璉，我們好久不見了。”
吳答，“是有一個五年計劃了吧”。
鄧說，“不對，有兩個五年計劃了。”也就是說，兩人有十年沒有謀面了。
第一個發言的是財政部財科所的原所長許毅，他原是華東稅務管理局的辦公廳主任。他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中心意思是，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是經濟改革出了毛病，本來應該計劃取向的，卻搞了市場取向，導致重複建設、通貨膨脹、貪汙和諸侯經濟等等這麼多的問題。
接著就是吳敬璉發言。他同意許毅提出的現象，但是對這些現象的原因分析卻大相徑庭。吳敬璉認為：
• 主要的根源是發展戰略和改革進程出了問題。發展戰略上的問題是急於求成，用各種手段支撐高速度，改革的問題則是不明確到底要把原來體制下的哪些東西改掉，要改成什麼樣的體制，改革的具體道路不清楚。
• 對於那種認為腐敗等現象都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不能同意。雙重體制下的經濟既是貨幣經濟，又有行政管制，權力有價，於是產生大量的尋租行為，這才是目前腐敗蔓延的原因。
• 股份公司只是一種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礎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礎上建立。
他的發言至此，許毅打斷他說：這一點我和你絕對對立。
就在吳敬璉與許毅論戰的同時，全國範圍內正在展開一場針對民營經濟的整頓運動：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萬家。
1990年夏天吳敬璉去英國牛津大學作訪問研究，途經剛剛合併的聯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從莫斯科坐火車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觀，國內及國際局勢的變幻讓他更為深入地思考中國的出路。
1990年7月5日，江澤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十多位經濟學家應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青、袁木、許毅、吳敬璉等。
與去年一樣，許毅還是打頭炮，堅持反對市場化取向的主張。吳敬璉反擊：
你說的那些現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當，應該明確“市場經濟”。
袁木接著吳敬璉的話頭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提醒他，陳雲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也講了“市場經濟”，為什麼這個詞不能用？袁木又說，正式文件裡沒有這個提法，既然正式文件裡沒有就不能用。吳敬璉說，大家都看了鄧小平講話的錄像，既然他都認為可以這麼說，為什麼我們這麼講就大逆不道了？其間，又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的話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經定了，只能討論怎麼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但在會議主持者的容許下，吳敬璉還是堅持講完了自己的意見。
由於爭論太過激烈，八十六歲高齡的薛暮橋情緒十分激動，一度連話也說不清楚了。會後，他給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維不如過去敏捷，臨時邊想邊說，中間又插話頻繁，該說的沒有說清楚，不需要說的卻說了不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對此內心很不平靜”，於是又把自己的觀點詳盡地講述了一遍，認為必須認清形勢，當機立斷地進行市場化改革。
勤政殿座談會開後的四個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報》刊發文章，標題是《中國的改革決不是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其核心觀點直奔吳敬璉而去。
1990年底，吳敬璉的老朋友烏家培給他打來電話，“你知道最近外面給你起了一個什麼綽號嗎？”
吳敬璉茫然地說：“不知道”。
烏說：“計委那邊有人說，目前北京經濟學界有三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有計劃’(指有林)，一個是‘吳市場’，還有一個是‘楊承包’(指楊培新)。”
從這時起，“吳市場”這個綽號不脛而走。日後吳敬璉在接受採訪時多次談及：
‘吳市場’對我完全不是美稱，當時是很厲害的貶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1991年冬天，江澤民主持召開了由中央各部門研究人員參加的11次座談會，以吳敬璉為首的幾位經濟學家捍衛了改革的市場方向。1992年春，借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東風，吳敬璉向黨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命題被正式採納。同年10月，十四大正式宣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郭樹清評價說：
在我們這個需要理想主義、需要有人負責的時代，吳敬璉無疑是這個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點是沒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開玩笑，一開玩笑他就急了。
朱鎔基的伯樂、已故經濟學家馬洪在吳敬璉70歲生日的賀辭中說：
吳敬璉是一個勇敢的戰士。
與朱鎔基結緣
吳敬璉長期關注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多次赴溫州調研。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第一次感受外部風暴的衝擊。
1998年，吳敬璉來溫州調研後，寫了封信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大膽提出應當搞活民營中小企業。朱總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語，一時間全國各地紛紛學習溫州。
“愛較真”的吳敬璉與“敢說敢做”的朱鎔基可謂“諍友”，他如此評價朱鎔基：
朱鎔基有兩個優點：一是他認為對的事一定堅持到底，不對的也會立即改正；二是與人爭論絕不記仇。
1991年，35歲的陳光走馬上任山東諸城市市長。陳對諸城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摸底以後大為震驚：市屬150家企業中，有103家企業明虧或者暗虧，全市市屬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達 80%以上。經過調研，陳光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企業產權關係不明晰，利益關係不直接”。他決定“應該在產權制度上動點真格的”。從1992年4月到1994年7月，諸城市全市28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有272家實現產權改革；其中，90%以上的企業是將企業淨資產賣給了內部職工。
1995年，陳光在諸城推行的產權改革被媒體報道，被冠以“陳賣光”的別稱。外界對諸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質疑，主要是指摘其搞私有化，導致國有資產流失。“陳賣光”，當時幾乎是個罵名。
1996年3月20日，朱鎔基、吳敬璉等由國務院9個部委21人組成的中央聯合調查組再次來到諸城。他們選擇了五家企業進行詳細考察。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聯合調查組與山東省、地、市、局四級幹部開會交流時，朱鎔基在會上做了個簡短總結：採用多種方式搞活小企業，完全同意。
“吳市場”的第三次反思
90年代，中國逐步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框架。
然而，永不停歇的“吳市場”再次開啟了自我反思。2003年吳敬璉說：
在改革初期有一個非常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搞了市場經濟一切都會好起來。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我改變了這種天真的想法。現在各級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使得腐敗幾乎不能遏制。我當時自己也覺得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點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
吳敬璉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2007年吳敬璉出版《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他已經進化到“2.0版本的吳市場”。
與“老同學厲以寧”等人激辯股市
同時生於1930年的吳敬璉和厲以寧都是江蘇人，在南京金陵中學讀高中時，二人都是刻苦用功的“小眼鏡”、聰明絕頂的好學生；在金陵中學的校史館中，吳與厲的照片同懸於一室。高中畢業後，“厲同學”與“吳同學”各奔南北。
同學情緣，並無影響吳敬璉的“愛較真”。
2001年吳敬璉在央視節目中痛陳“股市連規範的賭場還不如”，一語激起千層浪。隨即經濟學界 5 位大拿厲以寧、蕭灼基、董輔礽、吳曉求、韓志國召開發佈會批評吳敬璉，強調：
我國的證券市場像一個新生嬰兒，不能用猛藥來治理……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後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
“愛較真”的吳敬璉毫不退讓，甚至出了一本書《十年紛紜話股市》來系統回應。當時很多投資者股市虧了錢，怪罪吳敬璉，甚至把他家裡的窗戶玻璃都砸壞了。但時間是最好的裁判，時至今日，吳敬璉以“敢說真話”而贏得了廣泛尊重。
“高質量發展”最早的理論推動者
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吳敬璉很早就意識到經濟轉型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21世紀初，蘇南模式紅極一時。吳敬璉組織人員去調研（筆者也參與了這一過程），並在2006年出版《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在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提出了清醒的預見。劉鶴對該書給予了很高評價。
諫言改革
2012年十八大勝利召開，中國進入了新一輪政治週期。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全球範圍內好評如潮。
細心的人們經過對比會發現，這一《決定》吸收了吳敬璉的許多改革設想和建議。不過，吳敬璉從無一字談及個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籲人們正視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將會遇到的阻力和困難。
2013年1月吳敬璉、馬國川出版《重啟改革議程》，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撐。吳敬璉在書中憂慮地指出：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現行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的要求還很遠，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缺乏規則和權力多方干預的“原始”狀態。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 嚴峻的現實表明，只有儘快重啟改革議程，實質性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才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2018年，“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常懷千歲憂”的吳敬璉又推出“潛心三年”的力作《中國經濟改革進程》。
吳老寫道：
• 要解決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其出路在於堅持和深化以市場化和法治化為導向的全面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訴諸於更多的國家干預。
• 儘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已經寫入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但市場經濟取向與迴歸統制經濟模式之爭並不會就此消失，中國的改革開放將繼續呈現出巨大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如果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基於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將舉步維艱，甚至有半途而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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