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革時代官範、官德與官箴
馬勇
就歷史背景而言，我們今天依然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我們今天的成就是這個大變革時代的恩賜，我們今天還存在的問題，也是因為這個大變革時代還沒有走完。在這樣一個被稱為“歷史三峽”的大變革時代，中國社會中堅—士大夫—幹部—階層應該擁有怎樣的官範，信奉怎樣的官德，崇尚什麼樣的官箴，確實值得我們重新思索。
治人與治於人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積累了無以倫比的文明遺產，中國文明的奧秘我們至今或許都沒有完全解讀，但中國文明確實保障了這個國家從黃河流域向四面擴散，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文明共同體。
在中國與西方正面接觸之前，中國文明遇到過來自周邊文明的挑戰，甚至包括來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戰，但中國文明都成功化險為夷、化危為機，開創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導致中國文明華麗轉型，成功構建中國文明新形態，所謂宋明理學，其實已不是中國文明原初形態，不是孔子那時老模樣。但宋明理學確實讓中國文明達到一個全新境界，是中國文明的邏輯結果。
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國文明比較沒有障礙的接受，當然與佛家文明的農業社會基礎密切相關。中印兩大文明說到底都是農業文明的產物，所以印度佛教的進入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結構，沒有導致中國社會轉型。
但隨後而來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樣了。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方文明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是工業化、商業化色彩的文明形態。工業文明與中國的農業文明原本並不存在衝突，中國接納西方文明，不過就是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國並沒有很快用加法完成這個轉變，中國的憂慮是工業文明會用減法替換掉農業文明。幾百年過去了，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憂慮太過了，所以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全新的面貌。
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進入，並不會替換掉中國的農業文明，但一定會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一定會對中國的官僚階層提出不一樣的要求。
在農業文明狀態下，中國的官僚隊伍就是替皇上辦事，就是牧羊。所謂州牧，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用通俗的話說，放羊就要讓羊吃飽、吃好。牧民，就是讓老百姓過得好，安心、滿意，不造反。所以，傳統中國職業官僚階層，就是孔子說的，學而優則仕。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孔子、孟子的說法都不錯，傳統社會的官僚階層皓首窮經期待的就是鯉魚跳龍門，就是金榜題名，這就是仕途的開始。那個時代的官範沒有別的，就是替皇上辦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時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釋什麼是民的時候，就明白地說，民就是眠，就是睡著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參政權、建言權，老百姓只需要吃飽吃好，需要風調雨順。
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就不一樣了。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基本上依靠納稅人支撐國家機器的運轉，老百姓不再滿足於吃飽吃好，老百姓成為納稅人，官僚階層的地位相應地也發生了改變，他們不僅還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職能，而且還要治於人，受到納稅人的監督和監控。今天中國官僚隊伍依然熱衷於治人，而不適應、不樂意治於人，就是因為沒有弄明白時代轉型，沒有弄清現代社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官範。
君子之德風
所謂大變革時代，就是說這個時代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傳統社會，是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時期，因而在這個時代新舊雜陳，舊中有新，新中有舊。
在傳統社會，官僚士大夫階層是社會中心，是社會中堅，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引領者。那個時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設想非常簡單，就是憑藉這些社會中堅道德垂範。
通讀《論語·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為中國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範，為政以德。所謂“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所謂“思無邪”；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所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實都在說中國古典背景下從政要訣，這個要訣非常簡單，就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這是孔子的真誠告誡，也是傳統社會歷代統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階層時刻謹記的聖賢教誨。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就是說，官僚士大夫階層作為社會中堅，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範、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階層言行為標的，為訴求。這是傳統社會牧羊人的基本要求。
傳統社會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階層謹言慎行，率先垂範，這不僅因為那時傳播手段落後，沒有獨立的、專業的狗仔隊，而且還因為那時只是一個又一個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給皇上打工，吃皇糧，他們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當然也就沒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兩千年中國傳統社會，除了聖君，就是賢相，好像兩千年曆史就被聖君賢相包辦似的。兩千年被揭露出來的不堪人物，無論如何沒有辦法與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比。這顯然是不真實的。
現代社會，官僚階層貌似不再為皇上打工了，改為替納稅人盡責了，貌似這些被稱為幹部的新階層可以“混同於一般老百姓”了。這顯然是對現代社會的錯解。現代社會確實釋放了民眾對政治干預的權力，公權力也確實已經或正在被關進籠子裡。但是，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不論古典，還是現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眾人物，都有一個如何示範社會、引領社會的問題。現代社會不會繼續要求幹部、公眾人物無私奉獻，但任何干部、公眾人物，都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藉助於權勢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但不論是幹部，還是實業家，都必須走正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財富一定要經得起媒體檢驗，經得起歷史。
大變革時代的官德還是傳統社會的那些原則，率先垂範，成為引領社會的楷模，道德的楷模。
人生意義
我們這些年官場秩序失範，許多被揭露出來的官僚，用醜態百出、醜態畢露，已經不足以形容他們的醜陋，他們一再測試人類的底線，觸及人類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規範。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為什麼在一個經濟騰飛的中國會遇到這樣的尷尬呢？為什麼一個號稱世界上最先進的政黨會如此藏汙納垢呢？
這當然與抽象意義上的政黨無關，因為任何個人只要違背了政黨的宗旨，他就沒有資格代表這個政黨。黨內出現如此汙濁的事情，是歷史的不幸，是沒有向這些黨政領導者說清楚我們所處的大變革時代，沒有講明白，或者這些黨政領導者沒有弄明白人生的意義。
古典中國人生智慧講究知足常樂，講究適可而止。古典中國的士大夫官僚階層講究立德、立言、立功，講究三不朽。
在傳統的中國，物質是匱乏的，享受大致是適度的，那時候人們普遍相信歷史，以歷史為宗教，對歷史具有一種敬畏心。相信現實世界的生命只是一個短暫的居留過程，一個人的自然生命並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個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進入歷史。而進入歷史，能夠不朽，肯定不是在現實世界為子孫後代積累了多少財富，而是為子孫後代積累了多少陰德，留下多少善念。
由於我們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這方面的宣講，我們幾乎將人生完全還原為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過程，官僚們不知道歷史，不知道榮辱，更沒有想過為子孫後代留下大量不義之財，不是為子孫後代積累了有用的財富，而是留下了無數永久洗刷不盡的罪惡、罪孽、恥辱。多少年後，這些貪腐官員的子孫後代不會感謝他們這些祖先犧牲“小我”，保全貪腐，保全財富，而是以有這樣的先人為恥，為不屑。
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太多了，聖君賢相的子孫後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題目，即便那些從來沒有得到過物質好處，僅僅給子孫後代留下一點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遠被他們的後人感念、追懷，而那些以貪腐，以為子孫後代留財富為訴求的人們今安在？他們的後人為什麼不敢、不願追懷他們呢，為什麼不敢以有這樣的先人為榮呢？這都很值得當今中國的幹部們思考。
有時候，我會為當今中國因貪腐而潛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為他們的子孫後代悲傷，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規範，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義。否則，再過若干年，中國有一個特殊的階級，這個階級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國家通緝而未能歸案的貪官。這個特殊的階級會有什麼樣特殊的心理呢，他們會怎樣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
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歷史中。歷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現世的繁華、奢侈，不過是一片浮雲。
大變革時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並不必完全棄舊圖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訴我們的黨政領導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細微努力建造一個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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