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创作《子夜》时，试图大规模描写三十年代中国社会从城市到农村各方面生活圆景的一部分内容。后因种种原因，《子夜》主要只写了城市生活，茅盾就用所收集的关于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材料，创作了“农村三部曲”。它的背景与《子夜》的背景是一致的。三篇小说中写得最生动、深刻的是第一部《春蚕》。
《春蚕》选取了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角度：丰收成灾，从丰收成灾的角度来透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本质，通过老通宝一家春蚕丰收反而增加了债务甚至破产的事实，反映30年代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农民想靠自己辛勤劳动来改变生活困境是不可能的。同时也透过“丰收成灾”这一奇特的现象，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
作者选取这样一个角度，使作品对生活的开掘有了显然的优势。“丰收成灾”这一现象，它既典型而又奇特。典型是指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在30年代的中国农村并不是个别现象，如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反映的也是这种“丰收成灾”的事实，可见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奇特”，是指作者写的是“丰收” ，揭示的确是悲剧，丰收成灾，这就使作品有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力，使人从这太平世界的“奇闻”之中看到了一个社会不可救药的腐朽性。丰收尚且“成灾”，那“歉收”呢？就可想而知了。作品所包容的否定性主题也就得到了突现，也得到了廓大。
同时，这一角度也是作者对生活的一个独特的发现。它极大地强化了这篇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小说的历史价值。《春蚕》中塑造了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老通宝，是旧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满蕴着沉重与苦难，让人同情也让人悲哀； 一个是多多头，是旧世界中新一代农民的典型，充满了活力，给人以希望和欢乐。两个形象各有特点，但塑造得鲜明而有深度的人物是老通宝，这个形象的命运，不仅直接关系主题，揭示了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意图，而且这个形象本身也具有深广的内涵。这种深广内涵就在于这一形象的“双重悲剧”性格。
一方面，老通宝载着沉重的生活枷锁，在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艰难环境中生活；另一方面，小有产者落后的生活方式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又使他产生了一些保守、陈腐的观念。一方面，他明显的感到了世界的“变”，另一方面，他对这种“变”的意识又模糊不清，他愤懑于家道的破落，他权衡一切的法规又是他“发家”的旧帐，是向陈老爷看齐的经验，还有数不尽说不清的媚神的迷信。他被黑暗势力逼得几乎走投无路，又坚决反对儿子多多头“造反”的举动，宁可被黑暗势力压迫致死，也要循规蹈矩走所谓的“正路”。他就这样负载着生活与精神的双重重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茅盾在老通宝的形象身上，通过他性格上的“双重悲剧”，深刻的概括了30年代旧式农民的许多特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传统思想对老一代农民的束缚，将鲁迅小说所深刻揭示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题，在30年代给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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