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三部曲”，是茅盾創作《子夜》時，試圖大規模描寫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各方面生活圓景的一部分內容。後因種種原因，《子夜》主要只寫了城市生活，茅盾就用所收集的關於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生活的材料，創作了“農村三部曲”。它的背景與《子夜》的背景是一致的。三篇小說中寫得最生動、深刻的是第一部《春蠶》。
《春蠶》選取了一個獨特而新穎的角度：豐收成災，從豐收成災的角度來透視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生活的本質，通過老通寶一家春蠶豐收反而增加了債務甚至破產的事實，反映30年代廣大農民的悲慘遭遇，說明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農民想靠自己辛勤勞動來改變生活困境是不可能的。同時也透過“豐收成災”這一奇特的現象，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
作者選取這樣一個角度，使作品對生活的開掘有了顯然的優勢。“豐收成災”這一現象，它既典型而又奇特。典型是指這一現象具有普遍性，在30年代的中國農村並不是個別現象，如葉紫的《豐收》，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反映的也是這種“豐收成災”的事實，可見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奇特”，是指作者寫的是“豐收” ，揭示的確是悲劇，豐收成災，這就使作品有了一種強烈的震撼力，使人從這太平世界的“奇聞”之中看到了一個社會不可救藥的腐朽性。豐收尚且“成災”，那“歉收”呢？就可想而知了。作品所包容的否定性主題也就得到了突現，也得到了廓大。
同時，這一角度也是作者對生活的一個獨特的發現。它極大地強化了這篇描寫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生活小說的歷史價值。《春蠶》中塑造了兩個對立的形象：一個是老通寶，是舊中國老一代農民的典型，滿蘊著沉重與苦難，讓人同情也讓人悲哀； 一個是多多頭，是舊世界中新一代農民的典型，充滿了活力，給人以希望和歡樂。兩個形象各有特點，但塑造得鮮明而有深度的人物是老通寶，這個形象的命運，不僅直接關係主題，揭示了作者寫作此書的主要意圖，而且這個形象本身也具有深廣的內涵。這種深廣內涵就在於這一形象的“雙重悲劇”性格。
一方面，老通寶載著沉重的生活枷鎖，在一個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艱難環境中生活；另一方面，小有產者落後的生活方式和佔統治地位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和影響，又使他產生了一些保守、陳腐的觀念。一方面，他明顯的感到了世界的“變”，另一方面，他對這種“變”的意識又模糊不清，他憤懣於家道的破落，他權衡一切的法規又是他“發家”的舊帳，是向陳老爺看齊的經驗，還有數不盡說不清的媚神的迷信。他被黑暗勢力逼得幾乎走投無路，又堅決反對兒子多多頭“造反”的舉動，寧可被黑暗勢力壓迫致死，也要循規蹈矩走所謂的“正路”。他就這樣負載著生活與精神的雙重重負，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茅盾在老通寶的形象身上，通過他性格上的“雙重悲劇”，深刻的概括了30年代舊式農民的許多特徵，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傳統思想對老一代農民的束縛，將魯迅小說所深刻揭示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題，在30年代給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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