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朱巖
士兵赫爾曼的命運
庫爾特•阿爾弗雷德•赫爾曼，生於1922年，死於1943年，一生雖短暫，但作為那一代德國人，他的經歷也可謂異乎尋常。1940年他才18歲，就應徵入伍到阿爾卑斯勞工兵團，一年後正式轉入德軍。他申請到醫院幹勤雜工，他無限忠誠地對帝國履行職責，他在寫給雙親的信中說，他將憑藉在戰場上搶救戰友的勇氣去獲得鐵十字勳章。
1942年2月，在經過幾個月的基本訓練後，他所在的醫療單位受命前往東部前線以支援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戰役。這家醫院隸屬南方軍團，當時長驅直入烏克蘭並抵達黑海沿岸。當這支部隊在1942年夏天一分為二時，他很僥倖沒被分到保盧斯元帥麾下（這支部隊在1943年初於斯大林格勒全軍覆滅）,而是加入了向南挺進的那個軍團。1942年8月，這支部隊讓讓第三帝國的旗幟升起在歐洲最高峰厄弗勒斯特峰上面。
但到了1943年，形勢驟變。他所在部隊雖屢經苦戰但難挽敗局，開始步步向國內後撤。到6月時，他已在柏林東部的一家野戰醫院工作了。本來能轉移到後方是件幸事，但兩個月後悲劇還是降臨到他頭上了——他與母親一同死於盟軍的空襲。
然而，這也不過是那個年代德國青年最不足為奇的故事。當時大約有1700萬人在希特勒的軍隊中服役，其中許多與赫爾曼年齡相仿者死於非命，不過這位青年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他的祖父是個純粹的猶太人，這樣他就擁有四分之一的猶太人血統，根據德國1935年紐倫堡法律定義做出的界定，他的稱號是“二等賤民”；而有著二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人則被稱為“頭等賤民”，所以這類人被定義為德意志帝國的敵人，都是被國家體制所不容且應予以消滅的成員。
人們不禁要問，為何希特勒的武裝力量中還大量徵召這類部分或全部屬於令其憎恨的猶太種族的成員入伍？為何這些猶太人又同意甚至甘願成為這個兇殘反猶制度下的士兵？
“變種”動機
眾所周知的是，希特勒軍隊中猶太裔的士兵全是以個人身份加入的，他們散編在正統德國人的隊伍中，其中最著名的個案就是黨衛軍的首領、帝國元帥戈林的得意門生、德軍陸軍元帥埃爾哈德•米爾奇，他就有著二分之一猶太人血統。擔任過總理同時又有著陸軍中將軍銜的赫爾穆特•施密特，其祖父也是猶太人。自1990年開始的一項調查顯示，這些為人所知的法西斯猶太名人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曾寫出《希特勒的猶太士兵們》專著的布賴恩•馬克•裡格斷定，起碼有15萬猶太士兵曾在德國法西斯軍隊中服過兵役。書中說，德軍裡中將甚至上將中，為數不少的人都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
從上世紀30年代起，希特勒和納粹黨的頭面人物們就頒佈了一系列法令，嚴禁猶太人特別是純粹的猶太人服役於軍隊。由於納粹當局的這項歧視政策，在德軍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現象，即許多高素質的兵員被排除在外，而許多被納粹當局認為“純種”但不願從軍的青年卻充斥軍中，這也使決策者們不得不考慮起用猶太士兵。而這些根據“寬大”政策免除一死被徵召入伍等待“戴罪立功”的猶太士兵，他們的命運也只有寄託在戰爭的進程上，即形勢一旦對納粹當局有利，他們就會被一腳踢開。1940年，當德軍戰勝法國後，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官兵被強制退伍就是一例。而到了1943年，德軍在蘇聯和北非戰場吃緊且傷亡減員巨大時，從希特勒往下所有人都放寬了政策。
在此問題上，希特勒完全是憑藉其個人意志行事而毫無原則。希特勒甚至曾專門抽出時間，研究大量應予以提拔重用的猶太候選人的照片及檔案材料，把他們“改造”成雅利安人血統並註冊在案，尤其是容貌上與雅利安人沒有重大差異者更是優先考慮。總之，希特勒的做法看上去自相矛盾，但也被認為有“以毒攻毒”的用處。比如上文提到的米爾奇元帥就有二分之一猶太血統，然而其一晉升到高位，就自然而然具有了雅利安人資格，還可以成為響噹噹的大人物，成為反猶太人的一員。
這些猶太人是出於何種動機欣然接受“變種”呢？在許多研究者看來，多數人是心存僥倖，因為這樣不但能免除厄運還有望得到升遷機會，有些人甚至還想以此“戴罪立功”且能“福廕”後世。因此，他們格外效忠希特勒並將德國視為祖國，“愛國主義”精神格外高漲。裝甲兵少將理查德•波爾查爾德，因作戰英勇曾榮獲騎士十字勳章。戰後他曾這樣解釋：“我正是想以此證明希特勒那套種族主義謬論完全是胡說八道……並以此顯示猶太人戰士也是英勇善戰的。”
對其他一些人來說，也有使其家人免除災難或藉此獨善其身（對他們來說身置前線反而比留在家中更安全）。一位猶太人中校保羅•路德維格•希爾斯奇菲爾德，入伍後就與家人一刀兩斷，最後其“成份”變成了雅利安人，後來他是這樣說的：“能夠服役於軍隊使我徹底得到了拯救….而我的兄弟姐妹及全家人都死在了大屠殺中。”
永無出頭之日
對於絕大多數僅有部分猶太人血統的德軍士兵來說，入伍後他們的命運是，只能待在最低一級職位上，並且永無升遷機會，最多隻能升到下士軍銜，他們的出身背景已被記錄在軍營檔案中。按照納粹德國的體制，非雅利安人血統的人，是絕對不允許向雅利安人發號施令的，除非他們有辦法隱藏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或是有門路通過納粹高層人士獲准將自己“雅利安人化”。
還是讓我們以前面提到的庫爾特•赫爾曼為例，來介紹這些基層猶太士兵的生活吧。他是個書信狂，從1941年10月直到1943年6月的18個月裡，他給雙親和姑姑寫了150封信，雖然從德國的回信已蕩然無存，但從庫爾特的來信中仍可見一斑。
從他應徵入伍後於1941年10月16日從柏林郊外一所軍營中發出的信中，他寫道：“與戰友們在一起我心情很愉快，儘管他們也都知道了‘我的情況’，但他們還像從前那樣好好對待我。”然而大多數時間裡，庫爾特的“情況”仍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他在1942年7月30日於烏克蘭某地寫的一封信中，向他父母說到一件事：他到一個新單位報到時，被要求籤署個“令上司滿意的聲明”，其內容不外是有關其種族、政治態度方面，凡是履新時必須要有這道手續，“這裡只有‘頭兒’，也就是我們的軍士長，還有那個下士組長知道我的身份，他們還向我許諾為此事保密。他是個非常仁義的人，他告訴我在這個單位，至少還有一人也像我這種情況，很可能還有。他不想告訴我這個人是誰。他與我說話保持著一個距離，但顯示出更多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他也不得不告訴我，根據最近新頒佈的一項規定，我不能達到任何可以發號施令的位置，這意味著我最多隻能晉升到代理下士的軍銜，知道這個底細難道沒好處嗎？
然而對他更嚴厲的懲罰還在於——軍中樹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也就是在此地除送死之外永無出頭之日。1942年1月17日、1月23日，庫爾特寫的兩封信中，都要求父母前往柏林的陸軍司令部去徵詢“我的晉升機會”，然而在這些信中沒有任何得到回答的跡象。即使是到了1942年7月，當他得知有猶太人血統的人都無緣晉升時，他仍心存幻想。庫爾特覺得，憑藉你檢查他這一年多的戰場經歷而且從未要求回家的“突出表現”，加之又搶救了許多火線上的戰友，他本應該得到個晉升機會的。1943年3月10日，他在信中寫道：“我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晉升到上等兵，那將是我榮耀的時刻。”可是，他的這一願望最終也未能實現。
很失望很不滿
庫爾特•赫爾曼在1942年12月23日寫的信裡說，儘管他不想讓自己的信被人檢查到，但他又不能保證不會被人檢查。“難道你們一直沒有察覺到檢查人員曾在我的信上做過什麼手腳嗎？”很顯然，他對自己的軍隊生活是有怨言的。信中有這樣的例子，1942年12月13日，在描述高加索前線一場激烈戰鬥時，他寫下了蘇聯軍隊針對其分部的一次奇襲：“依我的眼光來評價的話，這不是我們連長的失誤就是我們營長的失誤。”而在這封幾天之後也就是1942年12月26日的信中，他又說：“我們這位長官發表了一個空洞乏味的演講，其中他竟然把我們的元首抬到了和基督一樣的高度，可笑至極。”
庫爾特信中還敘述了德軍於1942年進軍高加索，以及1943年上半年撤退回國的過程，信中有很多不滿，例如他一再說到軍隊缺少燃油、士氣低下等情況。甚至他還表達了自己不願殺戮的情緒，在一封提到德軍那針對蘇聯平民的“反游擊戰”的信中，他說：“我們已經發現我們所在的這個村子尚未完全歸順，於是長官讓我們開槍射擊，把村中的婦女孩子們驅逐出去，我很討厭這麼做，於是假裝開槍，放的都是空槍。”在1942年9月30日寄往柏林的信中，在得知家鄉有猶太婦女被驅逐後他大發感慨：“真令我難以置信！我感到很悲哀，我一直認為，僅根據帶有猶太人血統這一事實就將她們置於死地是在太殘酷….不應該讓這麼多人走上絕路。”
事實上，在庫爾特後期的信中，他已對“元首”不信任了。1943年2月10日的信中，他坦率地分析了法西斯德國面臨的困境。這是他聽到戈培爾於體育宮講演後寫出的，戈培爾講演的主題是：響應元首號召，要發起一場“整體戰爭”。庫爾特就此評論說：“…..我們過去總是對前程和出路帶有一種盲目樂觀，眼下這場戰爭正走向終結的時刻，也是我們生死攸關的時刻……這場戰爭已經拖得實在太久了!每次軍事行動期間，我們的戰線幾乎都滑稽可笑並不堪一擊。應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對手還未能充分認識到我們到底有多虛弱。如此這般情況下，現在世上活著的人們還怎能向你（希特勒）看齊呢？你非要領著我們走的是條什麼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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