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的论证，长沙的城池建设始于战国时期。经汉至明代，逐渐扩大、发展与完善。明朝初年，长沙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整，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延续至有清一代。这里所说的长沙城是指长沙府城，因此次修整意义重大，且包括长沙县在内，故值得一叙。
明嘉庆《长沙府志》：“旧志云，自汉至元，城仍旧址。元以前，筑以土墁，覆以甓。”到明朝初年，“守御指挥丘广乃垒址以石，寻以上至女墙之颠以甓，城用完固。”也就是说，明初对长沙城城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提质改造，建筑材料由土变成了石，建筑技术由夯筑改为砌筑，以前的泥土结构城墙因此而变成了砖石结构的城墙，城基全部是整块的条石，寻（即八尺）以上，即石基以上直达女墙的顶部均用特大青砖砌成，长沙城更加完善坚固起来。
庞大的长沙城池提质改造工程始于明洪武五年（1377），主持者是当时的长沙守御指挥使丘广。笔者将依据文献材料，并结合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在此对明代长沙城池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记载，修整后的长沙城墙，“趾之广三丈，颠仅四之一，高二丈四尺，周围度计二千六百三十九丈五尺，里计一十四奇二百二十八步，女墙四千六百七十九堞，堞崇三尺。”即从基脚到顶部有2丈4尺高，周长为2639丈5尺（折合为8798米），有雉堞4679座，每堞高3尺。另，城墙上还设有六七座更楼。
城外绕以护城河，府志称“濠自南门之右，深一丈五尺，广十丈；西下之德润，深一丈，广三丈；延四百八十丈之驿步，延一百六十二丈之潮宗；延二百八十丈五尺，深一丈，广六丈之通货；延一百丈五尺，深一丈三尺之湘春；延二百四十五丈，深一丈，俱广八丈二尺之新开；延五十九丈五尺，濠为池，二段各深一丈一尺，广二十四丈之小吴；延四百九十八丈，深一丈九尺，广二十一丈之浏阳；延二百二十七丈之南门；延四百三十八丈，深二丈，广十五丈。”据此记载可知，当时的长沙城四周都是有护城河的，过去所谓“除西为湘江外，其它三方的护城河，深宽各为1丈9尺”的说法，现在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修缮后的长沙城共开设城门九座。府志称：“东三门，曰新开，曰小吴，曰浏阳；南一门，曰南门，俗云王道门；西四门，曰德润，曰驿步，曰潮宗，曰通货；北一门，曰湘春门。”据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今城门明初因其旧址修筑，有门九，曰浏阳，曰小吴，曰驿步，曰德润，曰朝宗，曰通货，曰正南，曰湘春，曰新开。城周四十里有奇。”由此也说明，至清初时，长沙九门仍与明时一致，只是南门改称“正南”。所以，明朝时长沙九城门十分清楚，即浏阳门、小吴门为东二门；德润门（后又叫小西门）、驿步门（后又大西门）、潮宗门（后又叫潮宗门、草潮门）、通货门（后闭）为西四门；湘春门（又称北门）、新开门（后闭）为北二门；南仅一门，即正南门（一名碧湘门，后改黄道门）。其中，有五门在当时的长沙县境之内，即东边开的小吴门，西边开的潮宗门、通货门，北边开的湘春门、新开门。清陈运溶《湘城访古》考证各门的具体位置后，认为德润门在今坡子街，驿步门在今五一大道与湘江大道的交会地段，朝宗门在今潮宗街口，通货门在今通泰街道口，湘春门在今北正街至建湘路的出口处，小吴门在今中山路与建湘路的交会处，正南门在今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的南端。城内有东正街、浏正街、南正街、北正街、西正街等正街通向各城门。府志还有一个补充说明，九座城门上“各有楼”，至嘉靖修志时，“废者四。潮宗、通货以不戒于火，小吴、浏阳以久未葺，见存者皆五间，三级而二阶也。”
府志又载，长沙城里过去有钟、彭两楼，但只保留了长沙府治后右侧的钟楼，长沙府治后左侧的鼓楼，“近以形胜不宜而撤之”。另据有关记载，城外则有属于长沙县的湘水桥、北关桥、流水桥、清泰桥、乔口镇桥、小吴门桥、湘春桥、司马桥、落棚桥等；属于善化县的王道桥、简家桥、灵官桥、广济桥、西湖桥、内湘桥、沙湖桥、永泰桥、大椿桥、张公桥等四乡相连。这些桥中为明代新建的有清泰桥、司马桥、落棚桥、西湖桥、广济桥、大椿桥、王道桥。据《湘城访古录》载：王道桥在南门外，俗名金鸡桥，为明万历年间知府吴道行建；西湖桥在善化县西，旧为石砌。嘉靖年间易以木，万历年间兵备道李天植复砌以石。
长沙城池的大规模修整，在当时应属巨大工程，要是在今天也是必须得列入省级重点工程，可以推测其耗资肯定是十分巨大的，这在长沙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所以要进行大规模的修整，最直接的原因，当是元末明初的土筑城墙历经战争破坏，加以年久失修，毁坏不堪。修筑得如此“完固”，主要原因应是热兵器的出现和技术条件的改进。元末明初之际，新出现了用铜或铁铸成的大炮，称为“火铳”，这时已开始大量生产和装备军队。这种大炮与过去的冷兵器相比，其在战争中的威力无比，并且射程远，因而对城池的防御保卫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明初长沙城池的整修改造，明显有着提升军事防御的目的，是应对当时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
明崇祯时长沙知府堵胤锡在《星沙守城议》一文中云：
大抵通郡形势，负山面江，有险足恃，上策以战为守，守南山而敌人不敢逾险，守捞刀河而敌人不敢越渡，守江洲而敌人不敢舣岸。樵采不竭，闤阓不坏，气度力余，居中四应，十万之敌不能攻也，屹然百二之雄矣！其次以守为守，南守岗，东守坡，北守濠，西守岸，资高下山泽之势以为屏蔽，可进可退，立于无畏，养锐蓄力，伺隙而动，官民一心，财用不匮，一可当十，足支数岁，称坚城焉！
从上面文字也可以看出，长沙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上明初大规模的城池修整，将土筑墙改为砖石墙，长沙城确实成了一座具有极强防御功能的“坚城”。 清朝太平军多次猛攻长沙而始终未能克城，长沙城池军事防御的坚固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作为府城的明代长沙城，是当时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黄朴华先生，经过研究后，给出了三点结论。第一，明长沙城东南部有外扩，其东线移至浏城桥→凤凰台→天心阁一线，将此线的高亢地势纳入城内，控制制高点。城墙依山脊而建，以增强居高临下的军事攻防能力。加固城墙，拓宽护城河。为防炮火，改造城墙，用花岗岩条石垒砌墙基，墙体上部砌砖，并修建宽阔的护城河。因此明代整修长沙城，除城市发展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军事防御的需要。第二，城墙范围，东至建湘路，南临城南路，西抵江滨，北到湘春路。第三，就其规模格局而言，南北长2900米。东面，不仅将护城河拓宽，还将长沙城东南部外扩，天心阁、凤凰台、浏城桥等一线的高冈地势纳入城池范围内。这样，长沙城的平面格局呈现东南部向外鼓凸的现象。
又据黄纲正等著《湘城沧桑之变》一书介绍，长沙北临洞庭，素有“水乡”之称，境内河汊溪流密布，高耸的城墙外面则有宽宽的护城河环绕。古人为了克服“川泽之阻”，或独舍资财，或邀众募捐，或衙署拨资，“大江则造舟乱流以渡，断涧则伐木凿石架阁以通。”自古以来，士民把修桥铺路视为“行善积德”，世代相传，尤以明清境内道路成网，建桥更有所发展。据清同治《长沙府志》载，长沙县有清泰桥、学仕桥、范林桥、万古桥等253座；宁乡、浏阳、善化亦各有大小不等的桥梁数百座。这些桥梁在造型结构上有的是木架独木桥，有的是石礅独木桥或石礅条石（一搭或多搭）桥，有的是砖瓮单孔桥或多孔麻石拱桥，虽然大多造型古朴，结构简单，却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古代长沙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沿着长沙古城墙外东、南、北三向护城河修建的各类木质、石质的小桥，虽然今日早已踪迹全无，但却留下了不少形形色色带桥的街巷名称，向人们展现着古代长沙城市建设特有的风貌，为古城长沙增添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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