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 不等於 “波斯”

“伊朗” 不等于 “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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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作者在德黑蘭大學訪問學習時發現,該校人文學院既有“波斯語言文學系”,也有“伊朗語言文學系”;北京大學東語系張鴻年先生出版了《波斯文學史》(北京,崑崙出版社,2003年),而伊朗駐中國大使館前文化參贊阿里·穆罕默德·薩貝基主編的同類著作卻名為《伊朗當代文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葉奕良先生翻譯出版了伊朗歷史學家阿寶斯·艾克巴爾·奧希梯揚尼的名著《伊朗通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而在西方,也有學者將“伊朗史”稱為“波斯史”,例如,1815年馬爾科姆(J.Malcolm)在倫敦出版了《波斯史》(TheHistvryofPersia),1951年塞克斯(P.sykes)在倫敦出版了《波斯史》(AHistoryofPersia)。顯而易見,“伊朗”與“波斯”的概念和範疇是不一樣的。

本文旨在初步探討兩者的區別和聯繫,並對這兩個概念重疊和交叉的內涵加以梳理。

“伊朗” 不等于 “波斯”

從詞源上看,“伊朗”(Irail)來源於“雅利安”(Aryan),而“波斯”(Persia)來源於地名“法爾斯”(Ffirs)。根據伊朗的神話傳說和古籍,伊朗人源於雅利安人,伊朗語族阿維斯陀語稱伊朗人為阿伊利亞人(Airiya),古波斯語稱伊朗人為阿利亞人(Ariya)。隨著語言的變化,帕提亞時期的巴列維語稱伊朗人為雅利安人(Aryan)。到薩珊王朝(也作薩桑王朝,公元224—651年)時期巴列維語便將“伊朗”簡化為“Ir”或“Er”,當用它來表示民族群體時需要加上詞綴“an”,於是就變成了“Iran”或“Eran”。伊朗本土稱為“伊朗沙赫爾”(Iranshahr)。“伊朗”這一名稱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了。這就是今天“伊朗”的來源。

“伊朗” 不等于 “波斯”

公元前4000年代,以黑海北部為中心,在西起中歐、東到中亞北部的歐亞大草原上(印歐語系部落的發祥地,一說為中歐東部遼闊的森林地帶和多瑙河流域),生活著屬於印歐語系的印歐人部落共同體,他們大多數是遊牧部落,少數是定居的農耕部落。公元前3000年代,印歐人進入青銅時代,其部落共同體逐漸發生分化。約公元前3000年代末,大概是由於人口增加和氣候乾旱的壓力,印歐人開始向四面八方遷徙,其中進入中亞、西亞和南亞廣大地區的印歐人被稱為“印度一伊朗人”,他們自稱“雅利安人”(意為“高貴的人”,其本義為“農夫”,後引申為“貴族”,表明雅利安人起初以農為本、以農為貴)。雅利安人的遷徙具有時間長、範圍廣、影響大、分批、以和平方式為主的特點。根據種族、語言和考古三方面的分析,雅利安人於公元前2000年代初就進入了中亞南部的廣大地區,使這裡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形成了具有雅利安特色的文化,並以此為基地,又一次次地向外遷徙,歷時千年以上。其中南遷的雅利安人進入印度,稱為南雅利安人,即講吠陀梵語的印度雅利安人;其他雅利安人都屬於伊朗雅利安語的不同分支,即伊朗語族。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在《納克希·魯斯坦姆銘文》中自稱為“阿利亞人”(Ariya)。

據伊朗神話傳說,伊朗人(即雅利安人)的發源地是“Airyanemvaejo”(阿維斯陀語,在巴列維語中為“Eranvij”),那是一個屬於高山嚴寒地帶、一年中只有兩個月夏天而有十個月冬天的地方。這個伊朗人的家園究竟在什麼地方,至今眾說紛紜。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是高加索,一說是中亞。因為伊朗部落可能是從歐洲大草原經過高加索地區進入伊朗,或者是先進入中亞,然後再由當地進入伊朗高原,或者是同時從高加索和河中地區進入伊朗。在伊斯蘭征服前的伊朗薩珊王朝,自稱為古波斯帝國的繼承者,其開國之君為阿達希爾(公元224—240年在位),其子沙普爾一世(公元240~270年在位)在“查爾杜士特的克爾白”的刻石銘文中稱阿達希爾為“伊朗之王”,自稱為“伊朗與非伊朗之王”。可見,“伊朗”這一概念有時也指“波斯”。

“伊朗” 不等于 “波斯”

波斯”一詞來源於拉丁語,由伊朗西南波斯灣岸邊的法爾斯之名轉化而成。根據1996年伊朗人口普查資料,法爾斯省的面積為121825平方公里,全省人口為3817036人,省會設拉子的人口為1053025人。顯然,歷史上的法爾斯大於今天的法爾斯省。由於中古波斯語中“F”與“P”兩音通假,“Fars”自然也可以讀成“Pars”,寫法幾乎一樣。伊朗人所稱的“波斯人”(Farsi)專指法爾斯地區的人。居魯士一世(公元前640一前600年)創建古波斯帝國之後,這個帝國就被希臘人稱為“Persia”,這就是“波斯”的來歷。波斯人從此就不是“Farsi”或“Parsi”了,而是“Persian”。

波斯帝國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其疆域西北達巴爾幹半島的多瑙河,西南到非洲的尼羅河,東北自錫爾河以南,東南至印度河流域,面積約為500萬平方公里。國王大流士一世曾下令開鑿從紅海至尼羅河之間的運河,目的是把印度洋與地中海連接起來。當年選定的該運河位於紅海頂端的工程點,至今仍留有五塊紅色花崗岩,岩石上刻著:“我是波斯人,我從波斯出發,奪取了埃及。我下令開鑿此河,以便從埃及境內的皮拉衛河(尼羅河)通向波斯這邊的海洋。此河依我之命令開通之後,船隻即可由埃及直達波斯。”由此可見,“波斯”是地區和民族的名稱。因為波斯人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帝國,古希臘人稱之為“波斯帝國”。張鴻年先生在《波斯文學史》中稱伊朗薩珊王朝為波斯帝國,筆者認為應該稱之為新波斯帝國,以區別於阿契美尼德王朝時的波斯帝國。中國古代歷史典籍也稱之為波斯,例如,在《周書》中就有《波斯傳》。總之,從那時開始,古代外國人稱伊朗為波斯。)

“伊朗” 不等于 “波斯”

由此可以看出,“伊朗”和“波斯”的來源截然不同,最初的指向也完全是兩回事。“伊朗”從來不是指波斯人創建的帝國,伊朗歷史上歷代王朝各有其名,它們是米底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薩珊王朝、伊爾汗王朝、帖木兒王朝、薩法維王朝、愷力口王朝、巴列維王朝等。

在民族學上,“伊朗人”並不專指或等同於“波斯人”,而是指包括波斯人在內的中亞、西亞地區的古代民族,因此民族學中出現了東伊朗人、西伊朗人、中亞伊朗人、南伊朗人、北伊朗人五個不同概念和範疇。其中,西伊朗人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的祖先;中亞伊朗人的語言為粟特語、花剌子模語和阿維斯陀語;使用阿維斯陀語的伊朗人後來沿著伊朗、阿富汗邊界南遷,可稱之為南伊朗人,他們對瑣羅亞斯德教(中國人通常稱其為拜火教、祆教)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早先仍留在黑海和裡海以北的雅利安人也屬伊朗語族,被稱為北伊朗人,主要有西徐亞人和塞人,西梅里亞人和馬薩革泰人都與他們有關;約公元前1000年中期,進人中國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可以稱為東伊朗人,他們的語言屬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的和田塞語、焉耆語和龜茲語。雖然波斯人也自稱是雅利安人,但其體貌和民俗習慣與東部伊朗族人差別很大,波斯人的很多文化特徵也明顯有別於東部伊朗人的特點,因為位置毗鄰和交往頻繁,波斯人身受來自阿拉伯半島和兩河流域的閃米特人(也稱塞姆人)文化影響,更接近於閃米特人的文化特徵。因此,波斯人在文化上兼有伊朗人和閃米特人的特色。

從語言上講,東、西伊朗語族存在重大差別。波斯語從古波斯語開始至今,其元音音素只有a、e、o、aa、i、u六個,僅有幾個複合元音,如au或ou等,實際的發音部位只有三個。古波斯(公元前550~前331年)語屬於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伊朗語支的西南方言。波斯語中的元音特徵卻與閃一含語系的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完全一致。波斯語與閃一含語系關係密切,波斯人與閃米特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地理位置上的比鄰而居和相互征服與掠奪使彼此間的語言、文化交往成為可能。早在波斯帝國時期,波斯人就在巴比倫人楔形文字的基礎上創造了古波斯楔形文字,並進一步把楔形文字符號簡化為36個字母(3個元音、33個輔音),後來又增加了幾個表意符號。因此,古波斯文實際上是一種不徹底的字母文字。現存最早的古波斯文是公元前7世紀的阿里阿拉姆涅斯金版銘文,最長的銘文則是記錄大流士一世赫赫戰功的貝希斯敦銘文。古波斯文的使用範圍很窄,僅在宮廷中用於發佈國王的詔令和記載匡l家大事。阿拉米語是波斯帝國的國際語言,埃及語、阿卡德語、希臘語、古希伯來語和埃蘭語同時也是帝國中央和行省交往時使用的語言。公元前330年,隨著波斯帝國的滅亡,古波斯文也隨之被棄用。古波斯語的楔形文字只在伊朗西部有所發現,在埃及、伊朗中部和東部都沒有發現楔形文字的遺蹟。而東部伊朗語言,如阿維斯陀語,其元音音素十分豐富,與梵語、吐火羅語甚至於漢藏語系語言的元音相近。東、西伊朗語族語言的這一差別一直使古典語言學家們感到困惑。在東部流行的阿維斯陀語是書寫瑣羅亞斯德教古經《阿維斯陀》(也稱《東方聖書》或《波斯古經》)的語言,因而得名,這種語言近似印度梵語。這也足以證明伊朗與古代印度在文化上有共同的淵源。

在安息王朝時期(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上述兩種語言都已衰落,代之以伊朗中古波斯(公元前250~公元651年)語,即巴列維語。安息王朝時期的巴列維語被稱為北巴列維語,該語有25個字母,同一個字母發不同的音。薩珊王朝時期的巴列維語被稱為南巴列維語。巴列維語文獻在伊朗各地甚至在中國境內都有發現。而近代波斯語為達裡波斯語,該語言有32個字母,其中有28個字母為阿拉伯語字母,另外4個字母也是在4個阿拉伯字母的基礎上改革而來的。達裡波斯語在字母、語法和詞彙上與阿拉伯語有著深厚而廣泛的聯繫。關於達裡波斯語的起源在學術界有兩種說法:西部說和東部說。西部說主張該語言起源於伊朗西部法爾斯地區,東部說主張它起源於東方霍拉桑地區。“達裡”意為“宮廷的”。一般認為阿拉伯人入侵後,伊朗薩珊王朝末代國王耶茲德卡爾德三世逃至霍拉桑,在霍拉桑的宮廷即使用這種語言,因而稱為達裡波斯語。基於上述情況,可以認為達裡波斯語的故鄉是西部法爾斯地區,但其文學創作則興起於東部霍拉桑地區。達裡波斯語是伊朗、塔吉克斯坦的通用語,也是阿富汗的兩種通用語之一。在歷史上,達裡波斯語曾通行於中亞、西亞和印度北方等廣大地區。達裡波斯語文學是一種高度發達的東方文學,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波斯文明的集中體現。

“伊朗” 不等于 “波斯”

我們還可從《列王紀》一書來認識“伊朗”這個概念。這是一部關於伊朗民族的英雄史詩,由菲爾多西(公元940~1020年)寫就。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反映了主要的歷史事實,但它並不是史書。其主要內容是伊朗自開天闢地以來至阿拉伯人入侵伊朗高原時期的神話傳說、英雄傳奇和歷史故事,主要故事發生在伊朗東部,對伊朗西部的高度文明如埃蘭、米底亞、亞述等沒有提及,但對薩珊王朝卻有記載。薩珊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後裔,他隱瞞身份,為伊斯泰赫王帕佩克牧羊。帕佩克曾得一夢,因而得知薩珊之子日後將君臨世界,於是將女兒許配給薩珊,生子阿達希爾。菲爾多西在《列王紀》中塑造的一系列婦女形象身上反映出作者的泛伊朗民族主義情緒。他筆下愛情故事中的女性幾乎都是外族人。她們一旦與伊朗人結合後,就一心一意地忠於丈夫,實際上也就是忠於伊朗,全力維護伊朗利益。作者在《列王紀》中寫道:“我只能為伊朗人而空自流淚,見薩珊王朝的境遇如煎五內。多麼可惜,輝煌的王冠和王位,多麼可惜,往日的尊榮與高貴。今後我們將敗在阿拉伯人手中,日月流逝給我們帶來的只有哭痛。”顯而易見,《列王紀》反映的是伊朗民族的神話和歷史,主要是“東伊朗人’’的神話和歷史。但“伊朗”的概念包括了“東伊朗”和“西伊朗”。可見,“伊朗”這一稱謂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多變的內涵。

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1934年8月2日在興登堡總統去世之後自稱為元首。他在德國鼓吹“雅利安人種優越論”。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館外交官深受這一論調的影響,就向伊朗外交部建議,既然伊朗被認為是雅利安人的搖籃和最初的家園,那麼國名應從“波斯”改為“伊朗”。禮薩·汗國王(1921—1941年掌握伊朗的實際政權,1925年建立巴列維王朝)接受這一建議,在1934年的年終向國際社會宣佈,從1935年1月開始國家的正式名稱由“波斯”改稱“伊朗”。國名改動不僅把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了,而且也顯示了所謂的民族“優越感”和“自豪感”。這充分體現了伊朗民族主義者們的內心夢想和感情。從此,“伊朗”成為現代國際社會一個主權國家的名稱,“伊朗”也成為一個國族概念。

因此,嚴格地講,“伊朗”與“波斯”是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範疇。歷史上沒有“伊朗帝國”,只有“波斯帝國”。從語言學上講,沒有“伊朗語”,只有“波斯語”;沒有“波斯語族”,只有“伊朗語族”,伊朗語族還分為“東伊朗語族”和“西伊朗語族”。就人種學和文化人類學而言,“伊朗人”在歷史上指操伊朗語族語言的各民族,在當代民族國家層面上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所有公民;“波斯人”在歷史上指波斯帝國的創建者和主體的統治民族,也指佔今日伊朗總人口60%的第一大民族。伊朗的第二大民族是阿塞拜疆人,佔該國總人口的25%;第三大民族是庫爾德人,佔該國總人口的9%;第四大民族是阿拉伯人,佔該國總人口的3%;第五大民族是俾路支人,佔該國總人口的2%。在當今國際社會中,“伊朗人”是國族(nation),它更多地是一個社會政治範疇;而“波斯人”是族群(ethnicgroup),它主要是一個文化範疇。既然國族和族群是一種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那麼“伊朗人”就包含了“波斯人”,今天的“伊朗人”相當於“中國人”,而“波斯人”相當於中國的“漢族人”。從國際關係上講,在當代世界上只有“伊朗”這個主權國家,歷史上外國人稱這個國家為“波斯國”。從歷史和文化上講,波斯歷史主要指伊朗古代史,伊朗歷史則指伊朗從古代至當代的歷史;波斯文化既指歷史上的伊朗文化也指現實中的伊朗文化,伊朗文化則指伊朗從古代到當代的所有文化。從地理學上講,伊朗高原包括今日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而波斯灣是指伊朗高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阿拉伯半島之間面積達24萬平方公里的水域。從上述常見的術語可以看出,“伊朗”與“波斯”的概念和範疇存在不少差異。在某些情況下,“伊朗”的概念和範疇遠遠大於“波斯”。

這個亦非東方亦非西方的神秘古國

她的面紗下究竟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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