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晉國】其實是一個需要拆分成不同維度來看的政治體，因為這個政治體並不是一個處於穩定態下的政治體，而是一個在【周制】與【漢制】間過渡的政治體。換言之，我們可以把【西周】政權視為一個可以被衡量綜合國力強大與否的政治體，我們也可以把【秦漢】政權視為一個可以被衡量綜合國力強大與否的政治體，因為它們的政治結構是上、中、下層可通聯的，不分層的，是一個可以被凝合的整體。
但【春秋晉國】就不是如此了，它在卿權強盛之時其實很像門閥強盛之【東晉】，是【變態】的，是【非常態】的，是從一個穩態走向另一穩態時期下的產物：如果說東晉處於從漢到唐的過渡期前期，那麼春秋晉國也正處於從周到漢的過渡前期，套用閻步克先生的【波峰波谷】模型，這倆【晉】都處於中央權勢的下行波段。
那麼，對於三家分晉前的【晉國】乃至整個【晉國】我們要怎麼看呢？分成三個層次：
- 晉國國君的強弱
- 晉國家卿的強弱
- 晉國外戰的強弱
晉國君權先升後降、先強後弱
從晉國君的角度看，晉君的君權實際上在晉獻公以來發生了一個先升後降並且不斷反覆的總趨勢，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晉國軍政制度依舊是從【周制】改良而來的，基本邏輯不過是：徹底削除【近親】大夫的權勢、逐漸抬高【遠親】大夫甚至【外姓】大夫的權勢，骨子裡其實還是分封制模式下的層層代理。只不過，【遠親】早已分宗別氏、【外姓】本就不在宗譜，【君位繼承權】與【遠親】【外姓】毫無關係，兩者都無法依託【近親公族】所擁有的【君位繼承權】而在短時間內團成一股抱有擁立目的的政治集團，不足以在春秋前期形成足以抗衡君權的力量，這是晉國在春秋前期君權上升的原因。
春秋晉國的基本戰略圈層
但，君主難免幼弱，這就為剛好出現的【勢卿】提供了提升卿權的機會，“炎陽”趙盾時代便是卿權的第一次擴張與“跋扈”，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趙盾推出的【擬製公族】政策，這一政策使得諸卿嫡子（未來的族長）獲得了【公族】的身份，諸卿其他兒子也獲得了【餘子】【公行】的地位，這就使得諸卿族在趙盾以後，成為【準公族】，政治地位是得到保障的。
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金勝村趙卿大墓裡的趙卿鳥尊
其後，雖然經歷了晉景公時期的【下宮之難】，對趙氏嫡系進行了摧毀（趙同、趙括被除）與改易（趙武得存），終止了趙系執政的時代（可以看做是晉君對晉靈公被弒的一次反撲），但也開啟了欒郤執政的時代。日後晉厲公在削除欒郤的過程中被同歸於盡，上臺的晉悼公便不得不採取更為妥協的政策，通過容許既有卿權格局，來獲得復霸地位。可見，晉國的君權在靈成景厲悼時期的強弱搖擺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兩次弒君與三次滅卿，直到晉悼公時期實現最終的妥協，而後便再也見不到強勢的晉君，可以說，晉悼公以後，晉國的君權是徹底弱勢了，以至於我們都不需要了解悼公以後的晉君作為，直接瞭解執政中軍將的作為便可。
晉國卿權的逐漸強化
晉國是一個軍政合一的政治體，掌握了軍職便掌握了政權，再加上晉國依舊實行的分封制。晉卿很容易通過如此體制逐漸實現【鳩佔鵲巢】式地坐大，起初的晉君還能通過頻頻【蒐禮】改動編制，來實現君權對於軍權的控制。春秋晉國一共進行了九次【蒐禮】（文公2次、襄公2次、靈公1次、景公1次、厲公1次、悼公2次），算上晉獻公的軍制改革，一共就有10次有記錄的重大軍制改革。我們可以看到，10次軍改全數發生在強勢晉君（襄公有點借文公餘威的感覺）任期之內。悼公之後則再也沒有發生。
到了春秋晉國中期，晉君先後遭到了趙盾、欒書兩大權卿的弒君衝擊，必須用上誅除勢卿這種激烈手段來維持君權，比如【下宮之難】、【誅除三郤】、【欒氏滅族】。可以說，從趙盾專政到悼公復霸之間，晉國處於卿權與君權的你爭我奪過程中。春秋晉國的後期，則是卿權完勝君權，並且撂下晉君，互相兼併，晉卿之間的鬥爭甚至還會與整個黃河下游諸夏產生聯動，形成晉卿與諸國之間的縱橫捭闔。晉卿在此時已然可以視為一個個半獨立的政治體，甚至可以抵得上一個中等春秋國家的規模。
晉國後期六卿之間犬牙交錯的封地分佈
晉國外戰的強弱（國力）需要考慮晉國的君卿關係
晉國自晉文公以來，凡是在外戰爭霸上取得重大勝利成果的，都是晉君能夠有效聯結駕馭晉卿、或者晉卿之間能夠相互配合所致，君卿一心實現勝利主要體現在悼公以前的春秋晉國中前期，晉卿互相配合實現勝利主要體現在悼公以後的春秋晉國後期以及戰國初期的三晉聯合時期。一旦晉國處於君卿不睦或卿族內訌之時，則原本佔據優勢的版圖、人口、軍備，都會因為統治階層的“人心不齊”而瞬間跌落，為楚、吳、越的爭霸創造良機。晉國的這一特質完全符合克萊因的綜合國力公式：PP=(C+E +M)×(S+W)
綜上，具體到三家分晉以前的晉國，我們只能總結出這樣的一個分成三個層面的“強弱論”：
- 晉國君權在經歷了先升後降以後的“三家分晉前”是很弱的；
- 晉國卿權在經歷了逐漸上升以後的“三家分晉前”是很強的；
- 晉國國力在君卿兩權此消彼長後的“三家分晉前”是可強可弱的（視諸卿的內鬥與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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