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薪火相传
Passing the flame
多年前，某茶馆里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对同伴说：“爱因斯坦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吗？”
同伴回答：“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
年轻人摇摇头，很不屑地说：
“毫无创新，可能是老糊涂了吧！”
敢公然“碰瓷”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这样的对话现在听来都显得有些“大逆不道”，但当时周围人依然喝茶谈天，并没有觉得特别过分。
后来这两位年轻人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位成为了后来的中科院院士，他们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黄昆。
那时候他们都还青春年少，正在念同一所大学，和千百名校友一样平平无奇。
1999年，中国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8位出自这所大学。
这所仅仅在昆明存在了8年零8个月的大学，毕业生不过3343人，却培养出了2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100多名人文大师、174名两院院士。
今天在北大校园仍有这样一块石碑，上书：“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开头的四个字合起来正是“西南联大”。
战乱年代山河破碎，青年学子励志报国。这就是由三所顶级学府临时合并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南开大学更在轰炸中沦为废墟，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声在，国家就在，一切就还有希望。
为避战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当时国内顶尖学府决定联合南迁，带领中华学子冒着烽火硝烟，追求知识、追求真理。
女生们和一部分病弱的男生走铁路，时任文学系教授的学者闻一多则带着一个200多人的队伍步行迁移。
出发前他去了趟武昌老家探亲，老友劝他留在武汉教育部任职，被他婉拒：“我们学校太困难了……”
临走时他把两个孩子叫醒，含泪对他们说：我走了啊，咱们将来云南再见吧。
1938年2月，师生们离开湘江之畔，开始了三千里徒步西南之旅。
他们风餐露宿，沿途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走累了就地休息，写生作画，一路观察民情，体验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把迁移本身也变成了一次可贵的教育。
南开大学被炸毁时，翻译家杨苡才刚高中毕业。那时她们将一柄旗杆作为毕业纪念品送给了母校，没想到转眼就挂上了日本的太阳旗。
临走前她对老师说：
等学校挂上了我们中国的棋子，我们就会回来了。
他们坐着存放行李的闷罐车，一路取道香港，经越南海防，坐火车去昆明。
进入云南边界，学生们慷慨激昂地站起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唱到《松花江上》又热泪盈眶：“我们终于回到祖国的土地了……”
联大刚建校的时候除了人什么都没有，师生们或借或租，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了临时住地。
后来在西门外一块荒芜的坟地，修建起茅草顶房屋，用作教室宿舍和办公室。
校舍狭小，拥挤，又脏乱，很多教授没地方住，只能租借居民的院子，住在屯粮的谷仓，地缝特别大，一扫地灰尘就像下雨。
教室是最简单的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没有玻璃，只能糊一层云南当地的竹纸。
昆明潮湿多雨，一下雨房顶上就叮当叮当的响，有时候能盖过先生讲书的声音，电影《无问西东》里“静坐听雨”的桥段也确有其事。
学生宿舍是茅草房，一间住四十人，空间很窄，没有灯，经常有学生就着窗外月光夜读。
食堂供应的饭菜被戏称作“八宝饭”：红米，稗子、谷子、麸皮、石头子，运气好的还能挑出几颗老鼠屎。
就这样的伙食，男生们也还吃不饱，发明了飞碟抢饭的“绝活”，尽量能多吃半碗。
女生们抢不过男生，就只能吃胡萝卜当零食，校园里经常看到少女们一边谈论西方诗集，一边大啃胡萝卜。
食不果腹，日常用度更是捉襟见肘，那时候校园里流行穿蓝布长衫，不是为了洋气，而是方便“遮丑”，很多人连件完整的衬衫都没有，只能露一个假领。
即便如此，乐观豁达的学生们还是不忘幽自己一默。
很多人的鞋子早已磨破，脚指头是空的，脚跟也是破的，叫做“空前绝后”；等鞋底也踏破了，就成了“脚踏实地”。
现在回忆起那时候的“梗”，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还是觉得辛酸又好笑。
当时著名学者林语堂来昆明演讲，亲眼目睹了联大师生的现状，不禁感慨：
“联大在物质上不得了，在精神上那可是了不得！”的确，据1941年的统计数据，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和副教授，156位有留学经历。
留洋归国的博士不胜枚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搭起了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桥梁，为国家保留了知识的火种。
时任联大校长的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是说一个好大学的关键，是有好教授。
人人皆知西南联大大师云集，很多现在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那时不过是校舍里的寻常师生。
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沈从文、钱钟书、吴晗、钱穆、费孝通、吴大猷……无一不是著作等身，青史留名。
枕着炮火听课，师生们摸清了敌人轰炸的套路，第一天炮弹落下来，第二天照旧开课。
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返校讲书，同学们在课后回去找压在废墟下的文具物件；
联大各部职员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为轰炸而停止过一日。
化学系做实验没有仪器，就用做饭的炭炉子加热；
气象学连最基础的温度计风向仪都没有，师生们想出一个办法，用手沾水，哪里感到凉就是风来的方向。
“那个时候就是想实业报国，落后才会挨打嘛，就因为我们造不出炮，造不出舰。”心里憋着一腔报国热血，联大师生们硬是在没有条件里创造了条件。
他们坚信，炮火炸得毁教学楼，炸不毁中华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
联大向来以平等自由的学风闻名，教授们虽称先生，但实则平等，绝对不搞一言堂。
梅校长常说
:“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每年一开学，教务处的墙面都贴满课程表，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想听的课程，教授们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讲的内容。
有时候一名教授在上面讲，另一名教授旁听，遇到有不同意见甚至会站起来当堂辩论，金句频出，堪称神仙打架。
最有名的是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开了十几门课，最叫座的是古代神话，连讲带演生动有趣，引得理学院工学院的“宅男”们跨越大半个昆明城来听讲。
至今校友们还忘不了总是戴着贝雷帽的金岳霖，每天趿拉着鞋子，纽扣上下错的曾昭伦，从来不带讲稿，板书又写得漂亮，“可是讲起课来那真的是非常好”。
最有趣，最可爱的是吴宓，讲课幽默，总逗得大家大笑。
还有衣冠楚楚的陈岱孙，严肃得没有一句废话，把他的话录下来就是一部现成的著作。
那时候的联大名流荟萃，连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家，都显得有些“德不配位”。
研究庄子的国学教授刘文典，就很是不待见沈从文。
他曾公开diss沈从文：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
一次空袭警报拉响，他看到急急而奔的沈从文，不禁破口大骂：
“我跑是为了保存国学经典，学生们跑是为了保留希望，可是该死的，你跑什么跑？”
但联大最独特的魅力就在于兼收并蓄，百家之言都能有一席之地。无论如何，依然不妨碍沈从文成为最受学生爱戴的教授之一。
每次上课他都会把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寻来的课外资料发还给学生，有些书籍找不到，他就自己用筷子头大小的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卷成卷儿发给学生。
当时声望最高的两位教授，朱自清和沈从文，所有国文系教授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课，诗词歌赋，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90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至今回忆起仍感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在联大，学子们的生活虽然清苦，却也自在。邓稼先和杨振宁经常在东墙根底下的大树下念古诗，一个背书，一个拿着书对照；
汪曾祺和同乡常常溜出去泡茶馆，拿着练习本和笔，点一壶茶两个饼，蹭着地儿看一天书，到灯火阑珊才夹着书本回校。
天气好的时候学生们结伴躺在校园里的草坪上，一边回想走过的迢迢长路，一边感慨这壮阔的时代，有时会生出一些天降大任的骄傲。
他们吹着硝烟味的风，暂时忘记了无家可归的落寞，忘记了粗茶淡饭的艰苦，忘记了种种不幸，天不怕地不怕得想着自强报国。
联大的自由几乎没有边际，只要能完成课业。他们参加了很多社团，合唱团，话剧社，社科研究会，那是一段真正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然，联大的历史上也有揭不过去的血泪篇章。
抗战的号角吹过象牙塔，越来越多的学子心系国家，投笔从戎，无论大后方还是沦陷区，贫寒学子还是富家子弟，大家想的只有抗战要胜利，国家要富强。
在西南联大旧址有一块学生从军纪念碑，这块面积不足三平方米的石碑上镌刻着832个名字，背后是832个年轻鲜活的生命。
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抗战期间联大从军人数超过一千人，是参军人数最多的大学。
他们有的在军中担任翻译，有的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一飞冲天，再也没有回家。
联大校歌《满江红》的勉词里写：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
“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勤奋，很勤奋，勤奋的目的只有一个，救国。”
就像校歌里唱的，“中兴业，须人杰”，“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联大结束，三所大学各自复员，像光明顶一场武林大会之后又风流云散。
2018年是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央视推出的纪录片《西南联大》一上线就获得了9.3的高分。
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有的离我们远去，有的已是耄耋之年垂垂老矣，但那些星垂平野、月涌江流的浩荡与壮阔不该被忘记。
为往圣继绝学，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正的大学，才能让中华文脉不断。
参考素材：
央视纪录片《西南联大》
凤凰网《西南联大》
槽值《央视又出9.3分神作，读书才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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