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包拯的斗争策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做事踏实，讲究实际。有些人的弱点是说得多，做得少；包拯却是：少说多做。他一旦掌握了事实，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再行动。没有把握的事，在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有所举措的。苏舜钦等文人聚会吟诗，他不参加；王拱辰群起围攻改革派，他始终不为所动。这些情况很典型地说明了包拯的做事风格。他积极进取、作风踏实、行动稳健。他的奏折，往往弹无虚发，产生了相当大的威力，使一些贪官污吏闻之胆寒。他的批评很严厉，但又在关键的时刻能够设身处地为仁宗考虑，从实际出发，寻找可以接受的方案。如果第一个方案达不到，就提出采取第二、第三个方案，这样就给仁宗提供了一些缓冲的余地，有了下台的阶梯，便于打破僵局。
譬如：许多人共同弹劾贵戚张尧佐，说他不配当三司使，而当时仁宗正在迷恋张贵妃，不愿太伤感情，下不了决心，包拯就婉言提出能否将张调出外任，缓和一下舆论，以便逐步分段解决矛盾。这样一来，仁宗就有了下楼的台阶，从而打破了僵局。在那个封建专政的社会里，面对仁宗这样一位既提倡改革，又相当软弱的皇帝，包拯一方面积极冒颜直谏，同时又讲究策略，考虑皇帝的承受能力。这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包拯是善于进攻的，同时又善于防守，在进攻的同时，他又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自己；他猛打猛冲坚定不移，同时也讲究策略，有时还以退为进。
在“奏邸狱”事件中，苏舜钦等人被贬谪，包拯在谏院里失去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变成孤掌难鸣。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包拯提出了请调外任的报告，而且一连写了7次，态度十分认真。在进攻中使用这种策略，首先要有一种不怕丢官、不怕丢乌纱帽的勇气，要有淡泊坦荡的胸怀。当他的报告得不到批准、还需要继续留任时，他又勇敢地向贪官污吏发动一场又一场的进攻，掀起一个又一个震动全国的反对贪污腐败的大战役。在矛盾尖锐的时刻，他有时退却，在退却之中，又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忧虑。他很机智地使用了以退为进的战略。一旦被留任，他就奋勇拼搏，不避风险，为推行吏治改革作了不懈努力。有些人，往往在不利的环境下，随波逐流，丧失原则，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来，同时还要责怪环境。包拯不是，即使环境恶劣，他仍然不丧失原则和人格。他讲究策略，讲究实际，每走一步路，都要经过深思熟虑。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去行动，这就是包拯的风格和个性。因此，他的成功率比较高，失败的可能比较小。
有人说：包拯的许多观点和改革的建议，都是就事论事，不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能够提出一套改革的方案，因此他还算不上是思想家、理论家。从包拯的认识水平来看，在他的晚年，是能够提出一套改革方案的，但是他没有提出，这与“庆历新政”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包拯一出仕，就碰上了这场改革运动。他目睹了这场改革的兴起和失败。那样一批有能力、有威望的人，都被打下去了，自己再提出一套改革方案、再发起一场改革运动，宋仁宗能够支持吗？这样的运动还能够发动起来吗？
很明显，这是不现实的。
不得已而求其次！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包拯像一头老牛，拉着一辆破车，只好在艰难的道路上亦步亦趋地跋涉。明明看到面前的问题堆积如山，明明看到仁宗皇帝缺乏改革的坚强意志，明明看到自己没有力量解决全国的积弊，明明看到全国人民在遭受痛苦和煎熬，他只有尽力而为，奋勇拼搏，左冲右突，向贪官污吏展开一场又一场的斗争。
包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封建社会的忠实奴仆，一个廉洁正直的官吏！在他身上，好像也缺少欧阳修那样的潇洒和浪漫，缺少那种玉石俱焚、孤注一掷、不计得失、最后一击的壮烈拼搏。“庆历新政”失败了，欧阳修能够挺身而出，正面对皇帝的措施提出不同的意见，而包拯却只是痛苦地保持沉默，而后再做力所能及的反抗。这是他“未跌大跤”的经验，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局限性和不足。
包拯所走的这条路，是一条痛苦之路。
这是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迷茫之路。
包拯的一生，很勤恳、很努力，也很累，可是他坚强地走下去，不低头，不犹豫，也不后悔。这就是他的人生之路。有人说：这是智者之路；也有人说：这是中庸、愚忠。让人们去自由评说吧。包拯这个人，是值得人们评说的。
閱讀更多 天下史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