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談一談石悅曾經寫過的氣數問題。
氣數這個詞，似乎適用於概述所有王朝的興衰榮辱。
它是一種玄學，搞不明談不清，看著路途平坦但說不上什麼時候就會突現變故，就像是你經營了一家小公司，恪守職責兢兢業業，本以為公司能夠昌盛不衰，可突然一場經濟危機的浪潮襲來，你的小船（公司）淹沒在被海浪衝走的廢墟中，無論願不願意，你都得忍著悲痛承受這一切的後果。
就像石悅曾經寫過的：其實氣數這玩意兒，說穿了，就是個使用年限，好比餅乾，只能保質三天，你偏三年後吃，就只能拉肚子。好比房子，只能住三十年，你偏要住四十年，就只能住危房，沒準兒哪天上廁所的時候，被埋進去。
換句話說，時間到了，就該玩完了，這就是氣數，不為人力改變，足夠可以解釋任何一個王朝由起到滅的無可奈何與回天乏術。
蜀漢王朝的氣數到了劉禪手裡已經到了將盡的地步，或許會在這終結（歷史證明是在這終結的），但卻不是在這裡開始，回顧蜀漢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蜀國國運早就在在諸葛亮主政時期數次北伐中就已經初現衰疲的態勢。
後諸葛丞相去世，等到姜維居大將軍位，繼續奉行諸葛丞相遺留下的北伐國策，本就枯乾的蜀漢國運就已經耗得八九不離十了，雖然中途有蔣琬，費禕等稍顯高明的醫生想要懸崖勒馬，欲挽狂瀾，就連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後來也認識到國運將衰，企圖制止，但這時的蜀國已如一輛奔向懸崖的戰車，待意識到它的危險時，已經來不及剎車了，蜀漢王朝也就於此頭也不回的向滅亡的方向疾奔而去。
北伐，何以成為蜀漢王朝走向衰敗的轉折點？王朝的征戰為何沒有給偏安一隅的破落帝國帶來一絲絲富貴與榮譽？諸葛丞相的北伐國策為何成為漢家王朝最後的催命符？
這些是一個後人輕易就能解讀的問題，也是一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問題。
那些身在局中的人，如姜維之流，難以看清，卻也有洞察天下之人，如諸葛瞻。
不得不說，諸葛主政時期內長年的北伐，過早的壓榨了蜀漢的心血，頻繁的征戰致使國內賦稅徭役加重，百姓苦不堪言，蜀漢王朝就像一個先天體虛的弱漢，不知道調養氣息，反而透支身體進行強烈的動作，遲早會因勞成疾。
正如歷史中記載的那樣：北伐，“空勞師旅，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不堪重負，就會有人反抗。諸葛亮在世時，廣漢、綿竹“山民”張慕等發動起義，反對沉重的兵役和軍賦。諸葛亮命都尉張嶷率兵平定，張嶷用計擒王，用殘酷的手段對起義進行了血腥鎮壓。
起義雖然被鎮壓了，但是抵制北伐的消極情緒卻還是一直存在。蜀國人民不僅經常逃避兵役，就是參加了軍隊的，也常常逃跑。漏報戶口的人，有時達萬數以上。
就連參加平叛起義的將領張嶷對於北伐都持有消極的態度。他說：
“國小，不宜黷武，必為蛇畫足。”
這似乎是蜀漢國情的真實寫照。
魏滅蜀後，點察全蜀九十四萬人中，“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三國志·蜀書·後主傳》），按照這個比例，蜀國平均每九個人就負擔一個士兵，每七戶就養活一個吏士，蜀國人民的役調負擔已經到了不可忍受得地步了。金銀財產更加可憐，只剩下各兩千斤。想當初劉備定益州後，單是一次賞給諸葛亮、法正、張飛和關羽等人的計金有二千斤，銀有四千斤，其他功臣的賞賜還未計算在內。昔日富饒的天府，已被折騰得山窮水盡。而透支國力而進行的常年的北伐竟未為國家帶來一絲好處與富貴（諸葛丞相在世時尚未能佔的優勢，姜維的軍事才能不及諸葛亮，對他來說，“不克而還”的戰果簡直是必然的，何必指望能有戰果）。
諸葛丞相作為蜀漢政權的締造者以及北伐國策的親自執行者，關於蜀漢國力以及國運興衰問題，他不可能想不通，但他仍然堅持北伐，想要完成先帝遺願，這份執著是很難令人想明白的，但從他一生的經歷來看，或許他已將北伐興漢作為自己畢生所遵循的崇高的使命與準則，要一個人放棄一直秉持的信仰，這是殘酷的，也是幾乎不可能的。
也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諸葛丞相已經預見並接受蜀漢衰亡的命運。
就像我在《三國那些事兒2：劉禪的帝王權謀》中寫到的：諸葛丞相在《出師表》中曾說過：“（伐賊，亡），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
或許蜀漢之亡早已在諸葛丞相預料之中，亡與不亡，其實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唉，勞而無功的北伐，負擔沉重的徭役，漸漸浮動的人心，已經對王朝的統治基礎與經濟力量造成了莫大的打擊，反過來這種打擊又加劇了政治危急的演化進程。這當然不是諸葛亮及其接班人所願意的，但他們又不得不這樣幹下去，這實在是一出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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