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发表的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道之六
最新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学报主页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 ，内容待更新）。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用长达近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定论，发起了新的学术挑战。（综述见系列报道之一）
在论文的最后部分“余论及甲骨学阶段划分新建议”中，作者总结指出：甲骨文发现史之所以至今留有诸多争论悬案，也与主导发现史早期记录和研究的学者不无关系。因为早期的资讯匮乏，故早期《甲骨年表》等不得不将村民和坊间的传闻一并收入。也因“‘董作宾的教育背景中并无现代考古学的训练……当傅斯年派董作宾前往安阳时，董先生似乎也仍停留在前一阶段的学术眼光’（王汎森语 ）”。“董彦堂随后成为成果斐然的甲骨学四大宗师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后师生对其早期著作的尊重和因袭。”
《新论》作者进而坦言：“大师非圣贤孰能无过，百年寻真相毋需讳言”。中国至今尚未能彻底清除学术追问中常见的中庸调和、溢美师长色彩，不时混淆了“高-下”与“是-否/真-假”的不同性质：前者可以仁智，后者不容含混。“涉及科学学术、历史真相，就应扫除一切政治因素、门派恩怨、人情避讳等等干扰，以一码归一码的原则将国故整理清楚。”“期待中国史学界能以更加严谨的现代科学原则，细审华夏国故，则诸如此类的历史悬案疑案，都不难进一步厘清。”
遥望西方世界，自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起，其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成为了学界学人的普遍常识。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师生老少平等交锋、对追求科学奥秘和真相的崇尚，更是现代人类文明突飞猛进的共识和前提。但在儒家礼教主导两千余年的中国，虽然一千二百多年前就有韩愈提出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师说》），虽然近代的革命领袖们又把孔孟之道狠批了两三个来回，然在今日的社会和学术界，屡试不爽的潜规则仍然是“重上尊师”有余，“追求真理”不足。
《新论》作者在论文最后部分，还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关于甲骨学史的分段建议。“迄今学界对甲骨学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多根据性质和时间，将王懿荣、刘鹗划为发现阶段，将孙诒让和罗、王划为科学发掘之前的考释研究阶段，将1928年后划为史语所科学发掘研究阶段，将1949后划为建国后的新阶段。而在笔者看来，不同于诸如埃及古文字因为失传已久、导致拿破仑学者大军的发现与商博良的成功破译相隔二十年，故可明确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甲骨文发现情况的独特性在于，其发现、公布与鉴定、释读等重要节点之间，都如前数节所述那样，在时间、内容、和当事人上密不可分。在《铁云藏龟》出版的一刻，发现物拓片和作为该书之序的研究论文也同时面世，对此一重大发现的年代、性质和意义都做出了基本正确的鉴定诠释。”
故论文作者认为，“应把刘鹗、吴昌绶一同确认为甲骨文研究先驱，与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同等看待，一起列入‘甲骨文研究/暨甲骨学的开创者’行列；同时与此相应地将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并起来，称为‘中国甲骨文发现、鉴定和研究的开创奠基期’。此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按参与时间先后为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吴昌绶、孙诒让、王国维；次要或较晚参与搜集和研究的奠基期中国学者，尚有王襄、端方、罗振常、唐兰、马衡、叶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吴其昌等人。”
“遥想当年，甲骨学的先行者们在晚清家国飘摇的险恶环境里，在许多大学者都视甲骨文为伪造、研究者为“非贞信之人”（章太炎语）的质疑声中，艰苦卓绝，踽踽独行。……遥望此一群体，与辉煌学术成就形成惊人反差的，是个人生涯的悲惨结局：罗振玉在反动遗老阴影下郁郁而终；王懿荣、刘铁云、王国维，加上后来的陈梦家四个甲骨文发现、研究功臣，一个流放暴毙，三个先后自尽，且都横死于五十多岁壮年的学术巅峰期，可谓前仆后继，一脉相承，可悲可叹。
《新论》作者最后如此结尾：“早期先贤们面对既无地层、也无坑口位置等科学发掘记录的一堆碎骨，全凭一身扎实的国学功夫，同时汲取中西两种文明的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进步、为甲骨学步入世界现代学术之林，完成了开创性奠基。因此，将甲骨学史中的甲骨文发现与早期研究阶段合并为一体，不但更加接近历史真相、更加符合科学发现原则，也是对诸位甲骨学先驱的历史性业绩，给出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评价和总结。”
（还请关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道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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