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發表的論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之六
最新一期《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獻研究/非紙質文獻專題”欄目，以首篇位置發表了名為《“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的學術論文（學報主頁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 ，內容待更新）。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獨立研究人身份，經過三年多的潛心研究，用長達近3萬字的考辯論證，向甲骨文發現及早期研究學術史中的諸多定論，發起了新的學術挑戰。（綜述見系列報道之一）
在論文的最後部分“餘論及甲骨學階段劃分新建議”中，作者總結指出：甲骨文發現史之所以至今留有諸多爭論懸案，也與主導發現史早期記錄和研究的學者不無關係。因為早期的資訊匱乏，故早期《甲骨年表》等不得不將村民和坊間的傳聞一併收入。也因“‘董作賓的教育背景中並無現代考古學的訓練……當傅斯年派董作賓前往安陽時，董先生似乎也仍停留在前一階段的學術眼光’（王汎森語 ）”。“董彥堂隨後成為成果斐然的甲骨學四大宗師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日後師生對其早期著作的尊重和因襲。”
《新論》作者進而坦言：“大師非聖賢孰能無過，百年尋真相毋需諱言”。中國至今尚未能徹底清除學術追問中常見的中庸調和、溢美師長色彩，不時混淆了“高-下”與“是-否/真-假”的不同性質：前者可以仁智，後者不容含混。“涉及科學學術、歷史真相，就應掃除一切政治因素、門派恩怨、人情避諱等等干擾，以一碼歸一碼的原則將國故整理清楚。”“期待中國史學界能以更加嚴謹的現代科學原則，細審華夏國故，則諸如此類的歷史懸案疑案，都不難進一步釐清。”
遙望西方世界，自兩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起，其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就成為了學界學人的普遍常識。以學術為天下公器、師生老少平等交鋒、對追求科學奧秘和真相的崇尚，更是現代人類文明突飛猛進的共識和前提。但在儒家禮教主導兩千餘年的中國，雖然一千二百多年前就有韓愈提出過“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師說》），雖然近代的革命領袖們又把孔孟之道狠批了兩三個來回，然在今日的社會和學術界，屢試不爽的潛規則仍然是“重上尊師”有餘，“追求真理”不足。
《新論》作者在論文最後部分，還向學術界提出了一個關於甲骨學史的分段建議。“迄今學界對甲骨學發展史的階段劃分，多根據性質和時間，將王懿榮、劉鶚劃為發現階段，將孫詒讓和羅、王劃為科學發掘之前的考釋研究階段，將1928年後劃為史語所科學發掘研究階段，將1949後劃為建國後的新階段。而在筆者看來，不同於諸如埃及古文字因為失傳已久、導致拿破崙學者大軍的發現與商博良的成功破譯相隔二十年，故可明確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甲骨文發現情況的獨特性在於，其發現、公佈與鑑定、釋讀等重要節點之間，都如前數節所述那樣，在時間、內容、和當事人上密不可分。在《鐵雲藏龜》出版的一刻，發現物拓片和作為該書之序的研究論文也同時面世，對此一重大發現的年代、性質和意義都做出了基本正確的鑑定詮釋。”
故論文作者認為，“應把劉鶚、吳昌綬一同確認為甲骨文研究先驅，與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同等看待，一起列入‘甲骨文研究/暨甲骨學的開創者’行列；同時與此相應地將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併起來，稱為‘中國甲骨文發現、鑑定和研究的開創奠基期’。此階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按參與時間先後為王懿榮、劉鶚、羅振玉、吳昌綬、孫詒讓、王國維；次要或較晚參與蒐集和研究的奠基期中國學者，尚有王襄、端方、羅振常、唐蘭、馬衡、葉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吳其昌等人。”
“遙想當年，甲骨學的先行者們在晚清家國飄搖的險惡環境裡，在許多大學者都視甲骨文為偽造、研究者為“非貞信之人”（章太炎語）的質疑聲中，艱苦卓絕，踽踽獨行。……遙望此一群體，與輝煌學術成就形成驚人反差的，是個人生涯的悲慘結局：羅振玉在反動遺老陰影下鬱鬱而終；王懿榮、劉鐵雲、王國維，加上後來的陳夢家四個甲骨文發現、研究功臣，一個流放暴斃，三個先後自盡，且都橫死於五十多歲壯年的學術巔峰期，可謂前仆後繼，一脈相承，可悲可嘆。
《新論》作者最後如此結尾：“早期先賢們面對既無地層、也無坑口位置等科學發掘記錄的一堆碎骨，全憑一身紮實的國學功夫，同時汲取中西兩種文明的精華，為中華傳統文化的轉型進步、為甲骨學步入世界現代學術之林，完成了開創性奠基。因此，將甲骨學史中的甲骨文發現與早期研究階段合併為一體，不但更加接近歷史真相、更加符合科學發現原則，也是對諸位甲骨學先驅的歷史性業績，給出一個更為公正合理的評價和總結。”
（還請關注：論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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