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資本主義下的生活體驗是一種被動的體驗，因為人要成為的是一個機械系統中的零件。它不僅剝削我們的勞動，更使我們的主觀性變得破碎，將我們的勞動力、社會再生產和想象變成無生命的物體。解決現代性帶來的苦難的方法，就藏在危機的齒輪之中。
當我還是本科生時，我們被教導去憎惡現代性的一切：極權的、技術專家治國的、為自身開脫的。它冷酷無情地把非洲變為殖民地，它也是法西斯主義機械式毀滅背後的馬達。如狄奧多·阿多諾所寫，現代性在集中營、在將人變成電腦中一串抽象的死亡數字的戰略轟炸行動中停止了。
馬克思主義自身也未能避開這種批評。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把發達工業社會的問題當作一種工具，而這在當時的蘇聯和美國都是能深刻感受到的問題。美國印第安人運動發起者羅素·敏斯評論道，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又一個把人變成資源的詞彙。
確實，即便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言，對現代性的辯護大多是：儘管殘酷，但現代性使生產更有效率，讓我們的物質充裕成為可能。然而他們也批評說，那些解放我們的過程也使我們變成機器的奴隸，而這些機器本應使我們自由。一個人物質充裕的烏托邦建立在另一個人在工廠徹夜加班加點之上。
或許成長於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作家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有充分的理由去質疑現代性：他所生活的街區在20世紀最為暴力的城市摧毀中被夷為平地。雖然這一過程被客氣地稱為“城市翻新”，但它將密佈的街區納入到美國高速公路系統的城市現代化進程時，往往對低收入街區產生敵對性。它抹去了充滿活力的種族文化，摧毀了小企業為主的地區，也破壞了社會支持網和眾多社區——這一切都以最現代的理想——進步為名。
馬歇爾·伯曼
圖片來源：radicalphilosophy
布朗克斯從一個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公寓樓群聚集的多種族街區，變成了美國最貧窮的城區之一。伯曼以逼真的細節描述了舊城區的摧毀：
“原先的景觀已被破壞。許多經濟住房和公寓現已破裂、焚燬、斷裂或坍塌。成片的樓群不是消失，就是變為廢墟瓦礫。在另一些街區，只有一座房子還在，周圍全是碎石…… 從細節和輪廓來看，這個倖存者曾經，或許就是在前不久，還頗為壯觀。”
伯曼甚至為了這種城市翻新過程創造了一個新詞：“城殺”（urbicide）——有計劃地謀殺一座城。
然而，在他死後出版的作品集《街頭的現代主義：散文中的生活與時代》中，伯曼用一篇優雅的文字描寫了被指責“刺殺”了紐約的、浮士德般雄偉的人物——羅伯特·莫斯。
要理解他對現代性進程似乎矛盾的觀點——如何能為竟把拖拉機開進他熱愛的布朗克斯的人寫下我讀過的最有雅量的致敬——我們必須要記住伯曼是一位辯證的思想家，他邀請我們從馬克思式的視角理解現代性的經緯。
成年人的馬克思
為了理解這種現代性，我們可以從伯曼對《共產黨宣言》的重新解讀入手。《共產黨宣言》也許是有史以來被誤讀的最多的冊子。人們太多時候像讀偵探小說一樣去解讀馬克思主義：故事裡有好人（工人）和壞人（資本主義），在雙方的快槍手互射後，小說圓滿結局。這種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二元的、漫畫式的看法在支持者和反對者身上都看得到。
《共產黨宣言》
然而伯曼對《宣言》有另一種解讀，他聲稱只有“成年人(grown-ups)”才能掌握其中的微妙之處。他引領我們把馬克思最激烈的文本看成由一系列開放式結尾的矛盾構成，除了其自身令人眩暈的摧毀之舉外別無他法。
伯曼引用了《宣言》中的段落，並取出其中一句作為他最著名的作品《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的經驗》的書名：
“除非資產階級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和全部社會關係不斷革命，它就不能生存下去 …… 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的持續動盪，永遠的不確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以往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快速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被尊崇的古老觀念、偏見都被消除，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已陳舊。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一切神聖的都被褻瀆。人們終於被迫清醒地看待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的相互關係。”
這裡有種被捲入到某種“魔法般不可思議的”事物中的感受；一種既令人恐懼又興奮的過程。可以說馬克思不僅欣賞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他也欣賞其破壞力——一種新秩序誕生的崇高恐怖，而這一秩序本身是不穩定的、充滿創造力且處於不斷翻新和摧毀的過程之中的。“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這既是警告也是期冀。
伯曼的令人驚歎之處不僅在於他把馬克思看作一位辯證思想家。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關鍵差異不在於它們都剝削人類和資源，而是在於剝削在資本主義中發生的方式。
資本主義是獨特的，不僅因為剝削被隱藏在工人和所有者之間平等交易的表象之下，更因為資本家必須持續地通過時間、空間和技術來革命化生產，創造更多價值，例如自動化的工廠、生產的全球化、將食物變為農田上的巨型工廠、通過醫藥學革新人類身體等。
這種經驗無法只通過剩餘價值公式或表示剝削率的圖表被表達。如同黑格爾的名言，量變在某一刻轉化為質變：資本主義對生產資料、資本循環的持續革新，誕生了一種激進的新的主觀性、世界觀和人。
對伯曼而言，馬克思不僅是現代的，還是位現代主義者，他反思性地經歷並描繪了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觀世界。
伯曼甚至在語句的層面找到了依據：是馬克思“首次發明了一種散文風格”，讓資本主義“危險的創造力”——甚至說殘酷的創造力栩栩如生。他指出，《宣言》中毫不留情的辯證的句子，前衝、回落、轉而再躍向一種新的恐怖——一種由19世紀資產階級的貪婪意志所誕生的景象。
對伯曼而言，讀《共產黨宣言》意味著不僅要理解，更要去感受資本主義毀滅的誘惑力。
被捲入流動中
《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中的主要場景生動講述了這種對現代性的感受。作為紐約都市摧毀、翻新的原型，法國的建築師奧斯曼男爵把巴黎的中世紀小街區夷為平地，並取代以今日明信片上華麗的十九世紀林蔭大道。舊巴黎的毀滅開啟了新的視覺和公共空間——舊的居民區被完全撕開，而行人可以在咖啡店遍佈的街道上步行穿越整座城市（為了防範下一次公社起義，部隊和炮兵自然也可以輕易地通過）。
伯曼借波德萊爾的詩歌《窮人的眼睛》，思索著這些新的現代街道，以及由街道旁咖啡店、餐館構成的社會空間的意義；詩中中產階級情侶享用奢侈大餐時被一名乞丐注視——他或許正是一個被奧斯曼的“現代化”整得無家可歸的人。
“林蔭大道會對前來填滿它的人造成什麼影響？”伯曼詢問。“被捲入其無窮無盡的流動之中”，林蔭大道成為一個看和被看、“展示情愛”的地方；人們向新的、現代的“眼睛的家族”展現自己，以及自己對生活的幻想。
然而，被壓抑的現實的強行擠入打斷了這種行人與櫥窗相遇的景觀和幻想。波德萊爾詩中的情人來到餐館享受林蔭大道的燦爛歡愉，卻遇到了一位赤貧的父親和他的兩個孩子投向奢華食物與氛圍的目光。女子感到驚恐，想讓服務生把他們從窗邊趕走。男子被一家人的目光打動，同時也對他的情人和他們所享的大餐感到厭惡。這一簡短的交流對伯曼而言既是現代社會的承諾，也是其帶來的獨特的主觀體驗。
這裡不僅有男子自我反省和被迫從他人眼中看到自己的那一刻，還有與食物和舒適生活只有一面玻璃之隔的窮人的眼睛。不論是男子的自由派多愁善感還是女子的右翼野蠻主義，對伯曼而言這一互動體現了現代主義藝術和建築產生的震驚、不均衡和機遇，它將現代生活的快感和不適帶到了一起。
回到紐約，從第三大道橋上所見的景色，伯曼聯想到人們駕車駛過1970年代末的布朗克斯時，可以同時看到曼哈頓的“神奇光環”和另一邊燃燒的地獄。這一雙重景像和視野，這一時空的進退，是現代性怪異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獨特的歷史性經驗。
來自廢墟，還沒被廢
伯曼堅持認為現代性的暴力衝擊能產生新的、激進的主觀體驗，比如他用了大量篇幅記敘了嘻哈與街頭藝術如何興起於布朗克斯被摧毀的廢墟中。“正因為其磨難和痛苦——相比‘活著’，布朗克斯在死亡中更有文化創造力”。
以地鐵和廢墟塗鴉“大膽、冒險的視覺語言”為例，伯曼認為小片或是整面的塗鴉並非是視覺垃圾，而是向更廣闊城市交流的嘗試。市政府將這種公共藝術視作犯罪，導致了兩者間耗費巨大，毀滅性、甚至是致命的衝突。
對伯曼而言，塗鴉藝術引發的公共空間之爭就像波德萊爾的詩，窮人和他們的場所突然出現在城市街道，給資產階級秩序帶來了恐慌——資產階級主導的發展進程招來了他們無法控制、也無法理解的聲音。
從塗鴉再到嘻哈，伯曼對80年代布朗克斯最有名的嘻哈歌曲，Grandmaster Flash的《The Message》進行了思考：
這信息是什麼？或許是“我們可以是世界毀滅之中的安身處”；或許是“我們來自廢墟，但我們還沒被廢”。元信息或許如下：不僅社會的解體，就連生存的絕望也能成為生命和創造力的源泉。
1999年的Grandmaster Flash
雖然橋上看到的景象令人眩暈，或許還有些混亂，但那是新可能性、看待事物新方法的起點。“街頭的現代主義”不關乎形式或體裁，而是關於都市的混亂如何帶來新感官、開啟新觀點，並重塑我們精神生活的認識。
更多，總是要更多的現代性
伯曼文集中最感人的三篇文章是關於二十世紀猶太裔知識分子——瓦爾特·本雅明、捷爾吉·盧卡奇和弗朗茨·卡夫卡的，他們都經歷了現代性的矛盾，也都死於這種殘酷。
其中最長、最有洞見的文章是來自匈牙利共產主義者盧卡奇的，他最著名的觀點“物品化”（Verdinglichung）闡述了資本主義下主體對生活的核心體驗。對盧卡奇而言，資本主義不僅剝削了我們的勞動，它更使我們的主觀性變得支離破碎，將生命的過程變成無生命的物體，其中包括了我們的勞動力、社會再生產和想象。
工廠和官僚化的辦公場所不僅是生產、再生產的中心，更是將我們轉化成物品的意識形態機器（ideological apparatus）。“物品化”這個詞有些艱澀，它的德語原意是：“一個人被轉化成一個物體的過程”。
資本主義下生活的體驗是一種被動的體驗，因為人要成為的是一個機械系統中的零件。然而，不像那些希望這機械停工的人，盧卡奇相信工人階級的角色既是資本主義的客體、也是資本主義的主體；既要理解他們自身被物品化的方式，也要發展出自己的知識和情感的出發點，也就是我們稱之為“階級意識”的事物。
盧卡奇認為，這種主體性的新形式的載體是革命政黨，以此轉變工廠、公寓小區和農田間的現代生活：“經濟不會是一臺為了自身的目的、依靠自身動力運行的機器，而是一個由男男女女自由地對自身生活和需要作出具體決策的結構”。對盧卡奇來說，現代性問題的答案是一種激進的、新形式的現代性，即革命黨和工人議會。
如同伯曼筆下的其他現代性英雄，盧卡奇在監獄裡度過了不少歲月，先是在奧匈帝國，然後是在1956年短命革命後的斯大林主義匈牙利監獄。盧卡奇後來宣佈放棄他年輕時的成果，開始寫似乎是擁護蘇聯正統的文學評論，譴責現代主義是資產階級精神頹廢的產物、認為卡夫卡“精神異常”。
不過在伯曼大部分的寫作中，他總是願意給所有主體第二次，甚至第三、第四次機會。盧卡奇放棄了他之前的譴責：“我錯了，”據說他在被蘇聯政府轉變成監獄的德拉古拉城堡說，“卡夫卡終究是個現實主義者”。
伯曼對盧卡奇最後的評價就像是他對現代性的評價一樣：“它無法提供任何頓悟，只有層層疊疊、環環相扣 …… 令人憤怒的盲目與洞察的誘人混合”。盧卡奇的英勇之處猶如現代性的英雄的一面：不在於某種最終的道德姿態或是學術的連貫性，而在於“他對現代藝術、現代政治、現代生活整體提出的要求”，即服從於我們最宏大的慾望和最烏托邦的夢想。
盧卡奇
現代性是一個擁有開放結局的過程，往往只有當一些人宣佈現代性已被完成的時候才會導致壞結局。盧卡奇成為斯大林主義現代噩夢的受害者，和因法西斯而死去的瓦爾特·本雅明一樣，體現了現實的諷刺。
難過的是伯曼沒能活到今日，提供他對特朗普時代的評論。面對全球精英的資產階級現代性帶來的痛苦，答案越發以一些譁眾取寵的政客的形式出現，而這些人試圖把我們拽回到過去，回到部落、種族孤立的語言；或是另一種高科技監獄、巨型邊境牆的現代性。
特朗普、法國的瑪麗娜·勒龐、荷蘭的海爾特·維爾德斯以及其他極右政客給現代世界開出的藥方為的正是阻止像波德萊爾所描述的巴黎的目光相遇，或者伯曼筆下布朗克斯的廢墟中嘻哈崛起這樣的事物。這些政客向我們承諾的是現代性帶來的一切災難，不帶一絲希望。
如果伯曼還活著，他對特朗普的“美國慘劇論”的回應不是堅稱“美國已足夠偉大”，而是美國苦痛的解藥就存在於危機的齒輪中：
自動化能提供物質的充裕，帶給所有人輕鬆的生活；氣候危機使我們生活在由再生能源支持的大城市；家庭的瓦解帶來對照料和性的更寬廣的看法；邊境的崩塌則帶來全球範圍的新團結。伯曼對於現代主義的興趣，甚至說是懷念，是想要為經濟和政治危機設想大膽的解決之道。
幾乎所有的現代主義文學態度，不論是來自艾茲拉·龐德和溫德姆·路易斯這樣的法西斯，還是來自社會主義者理查德·萊特和穆里爾·魯凱澤，都感知到了社會的宏大轉變不僅具備可能，更是面對自由主義衰退唯一的、不可逃避的出路。不論有沒有願意領路的左翼現代主義作者，危機都不會變：不是現代主義，就是野蠻主義。
作者：Benjamin Balthaser
翻譯：louis呂
校對：王蒙、xd
美編：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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