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低利率和負利率成為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主旋律。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發達國家為恢復實體經濟並遏制通縮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從2009年至2012年，瑞典、丹麥和瑞士的中央銀行陸續推行負利率，阻止熱錢流入其經濟體。受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歐洲央行從2014年6月起開始實施負利率政策，一年半後的2016年，日本央行也採取了負利率，以阻止通貨緊縮。
歐洲負利率政策折射其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製約發展。歐盟老年人所佔比例一直持續增加。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月1日，歐盟28國的人口估計為5.124億，其中年輕人（0至14歲）佔總人口的15.6％，工作年齡人口（15至64歲）佔總人口的64.7％，老年人（65歲或65歲以上）所佔比例為19.7％（與上一年相比增加0.3個百分點，與10年前相比增加2.6個百分點）。
人口老齡化幾乎能夠影響到歐洲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勞動力和金融市場、對住房、交通和社會保障等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家庭結構和代際關係，甚至威脅著公共保健體系、養老金和社會保障體系。
對此，
歐洲試圖依靠負利率政策推動老齡化社會轉型發展。負利率通常被視為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最後努力。基本上，當所有其他類型的傳統貨幣政策均被證明無效且可能會失敗時，該方法才會被實施。從理論上講，將利率定為零以下將降低公司和家庭的借貸成本，帶動貸款需求，並刺激投資和消費支出。負利率政策是發達國家採取的量化寬鬆政策，旨在通過降低借貸成本來為實體經濟和金融資產投資提供資金來刺激經濟增長。推出負利率政策意味著歐洲社會著力於利用貨幣權力推動老齡化社會轉型，即充分賦予貨幣權力，推動歐洲老齡化社會和福利化社會的轉型。實施負利率政策，相當於歐洲央行主動讓老年人或者富人持有的貨幣縮水，由此被動鼓勵貨幣流向創新，流向年輕人，流向新興產業，尋找新的投資機會。
負利率政策出臺沒有解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經濟衰退問題。自2015年以來，歐洲陷入一蹶不振，通縮、低產、高失業率，揮之不去。輿論更是擔心歐洲面臨嚴重衰退的邊緣。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後，歐洲各國政府已承諾實施大規模刺激計劃，由此產生的借貸將推高赤字水平，甚至可能重新引發歐元區的債務危機，歐洲或許會走向嚴重經濟衰退。
負利率政策亦沒有解決歐洲社會的資源分配模式及代際衝突。例如，儘管歐盟一些成員國已開始改革福利與養老金計劃，以有效促進老齡工人繼續參與勞動力市場，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國家工會組織致力於爭取提高退休金的運動。在瑞典，由於領取養老金的群體力量強大，各政黨都制訂類似的有利於老年人的計劃。德國在提高養老保險繳費率、降低養老金標準、推遲退休年齡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但養老金在德國的福利支出中依然佔據很大比重，觸及中老年人利益的改革措施也遭到強烈反對。
負利率政策沒有提升新生代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大的適應性。在歐洲，年輕人依舊認為他們難以融入歐洲的經濟生活。在勞動力市場上，青年人的失業率通常遠高於其他年齡組的人口，他們由於年齡和缺乏經驗而受到歧視，而學校教育也並不總能夠滿足知識社會對技能的要求。
“利率是一個國家文化水平的反映：一個民族的智力和道德力量越強大，其利率水平越低下”，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1851-1914）如是說。從悉尼·霍默撰寫的《利率史》來看，利率的波動和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有關。負利率的出臺意味著歐洲包括人口老齡化在內的社會問題進入一定的瓶頸，並嚴重製約經濟發展，非常規問題需要非常規手段破解其瓶頸制約，但顯然，見效卻有待觀察。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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