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汗王去世,努尔哈赤的兄弟多锋人生的转折点在哪里

且一人之识何能及众人之议?以尔等八子为八王,八王共议庶可无失。八王视不拒尔等之言者,继尔等之父为国主。若不纳尔等之言,不遵善道,八王可将所任之汗易换,另择不拒尔等言语之贤者任之”。“尔等八王共理国政时,若一人有得于心而言,另外七人当会其意而发明之,若己不能会意又不能发明他人之所得,惟缄默无语,当以在下子弟代之为王”。“遇事它往议告众人而行,毋行未议之事。若聚于尔等八玉所任国主之所,一二人毋聚,当众人毕集合议治理国事”飞第四"八王合议,设诸申大臣八,尼堪大臣八,蒙古大臣八。其下设诸申理事官八,尼堪理事官八,蒙古理事官八。诸理事宫审理后告于诸大臣,诸大臣议定后呈上八王,所定之罪由八王定夺。八王当退奸恶,进忠直。八王前,设诸申巴克什八,尼堪巴克什八,蒙古巴克什八”,“国主于每月初五,二十日两次升殿,初一晨起往堂子叩首,向渥辙库家内神叩拜,尔后国主亲向诸叔诸兄叩首毕,始升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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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本人与受己叩首诸叔、诸兄一处同座,受众人叩拜,“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汗父所定八分所得外,若贪得一物、贪隐一次,当停其一次应得份;若隐二次,停其两次应得之份:若隐三次,当将其应得之份永革”。多锋作为旗主之一,此时还是一个无知幼童,就被推上了统治全国的八和硕额真宝座,享有较大的权势。《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九年元旦的庆贺仪式上,“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驹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锋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不满十岁的多锋没有立过任何战功,就代表两黄旗,位列四大贝勒之后,单独叩贺,可见努尔哈赤对他的喜爱。《盛京城阙图》中,盛京城内离汗王居所最近的三座王府中,以通天街为界,东面两座分别属于多尔哀和阿济格,西面一座属于多锋,昭示着他们的母亲享有努尔哈赤的专宠,而他们也是努尔哈赤的爱子。在当时子以母贵的条件下,多锋拥有着比兄阿济格、多尔表更多的宠爱,政治地位日益提高,虽然没有实际执掌军政大权,但是却对多锋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天有不测风云,在多锋正享受着童年无忧无虑的美好之时,却要面临父死母殉的沉重打击。老汗王的去世,成为多锋人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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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母殉葬看清初皇权斗争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坐汤。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逐乘舟顺太子?可而下。遣人召后(乌拉纳喇氏阿巴亥),迎之于浑河相遇,至艾家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国政及子孙遗命预有告诚,面终遂不言及。”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努尔哈赤没有召见他的爱子和大臣们宣布身后事宜,而是大妃阿巴亥陪在了他身边,如果说努尔哈赤是宠爱阿巴亥的,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他却要求阿巴亥殉葬,“乌拉国满泰贝勒女为后,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日侠终必令殉之。”面对这样的决定,起初阿巴亥并不接受"帝遗言告后,后初迟疑未决”但“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的威逼下,不得不从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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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虽殉,努尔哈赤却给他宠爱的三个儿子留了后路,将生前亲统之两黄旗人丁及财富,分给幼子阿济格、多尔褒、多锋,“阿济格阿哥、多尔褒阿哥、多锋阿哥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八月十一日下午未时努尔哈赤死后,至当日夜太祖灵枢至沈阳宫中的这段时间,诸贝勒将努尔哈赤要求乌拉纳喇氏殉葬的消息告诉了大妃,大妃深知已无力回天,便托付年幼二子,“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己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尔亵)、多躲(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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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阿巴亥曾做出依附、勾引新汗,窃藏财自之事,加之其奸巧机智、善弄权术,为稳定后金政权,恐日后三子强大,与母联合乱于国政,努尔哈赤只能顾全大局而牺牲个人利益。对于诸贝勒来说,阿巴亥也是最危险的政敌,最大的祸患,逼令其殉葬,既消除了隐患,又使多锋三兄弟无法反抗,只能老实地听从四大贝勒的安排和调遣。后金创建,国事日强的同时,努尔哈赤的众贝勒间权力的较量屡见不鲜,皇权之争以明争与暗斗两条战线展开,乌拉纳喇氏一度被废黝,就是首次暗斗的结果。天命五年三月,皇妃泰察又告土曰:大福晋以酒食与大贝勒者二,大贝勒皆受而食之,以与四贝勒者一,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日必二、三次遣人诣大贝勒家,而大福晋深夜私自出宫,亦己二三次矣,似此迹近非礼,宣察之。’上闻此言,遂命达尔汉侍卫雇尔汉、巴克什额尔德尼、雅孙、蒙噶图等四人,彻底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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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泰察所告非虚诬。大福晋因上曾言,俊千秋万岁之后,以大福晋及众贝勒悉记诸大贝勒,故倾心于大贝勒,日必二、三次遣人诣大贝勒家。每值赐宴会议之际,必艳妆往来大贝勒之侧。众贝勒大臣虽微有所知,亦不过私自腹非,决不敢质直上闻,以触大福晋、大贝勒之忌也。上闻言,不欲以暧昧事加罪大贝勒,乃假大福晋窃藏金自为词,遣使查抄。上乃大怒,遂以大福晋罪状告众曰:大福晋私藏金白,擅自授受,实属罪无可迫。惟念所出三子一女,遮失所恃,不免心中悲痛!姑宽其死,遣令大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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