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8年那些温暖的瞬间，纪录片《四个春天》必须有姓名。
去年7月，这部预算只有1500元的电影拿下了第12届FIRST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后又提名第5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奖。
1月2日，《四个春天》抢先登陆北京，在北方冬天里，静谧柔和的贵州山水在很多北漂游子的心头轻轻摇曳。
主宣传海报上，纪录片的主人公，也是影片导演陆庆屹的父母一前一后从石阶上走下，身侧桃花色的墙壁斑驳厚重，燕子又飞回来了。
因为影片主体是导演回家度过的四个春节，因此取名为“四个春天”。
在此之前，国内几乎从未有一部纪录片如此平静地展示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但在这种平静下，是美得惊人的乡土中国。
@文／裕山
关于亲情的
散文诗
《四个春天》的剪辑很细碎，不是起承转合式的电影，甚至找不出一条完整的故事主线。
它更像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意象堆叠，唠唠叨叨地记录着父母的四个春天。
父亲陆运坤是名退休的物理老师，热爱地理和科学，看重艺术世界的探寻和享受，在春日吹箫，在夏夜拉琴，自学拍摄和视频剪辑。
他会在入睡前悄悄为每一个家人打开电热毯预热，把“每天为家里做一件小事”当作生活信条，是沉默而从容的，永远微笑着的父亲。
母亲李贵贤则是开朗善谈的“大笑姑婆”，她给子女讲述年轻时的爱情故事，埋怨丈夫不够浪漫，兴致来了随时随地就会唱起山歌，像朝气蓬勃的孩子、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对典型的“乡村留守老人”——大女儿远嫁东北，二儿子隐居北京，小儿子从事自由职业，多年颠沛流离。
老夫妻经历着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可能遇到的困难与不便，同样为子女的过年不能回家、不婚不育、工作健康惴惴不安。
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直保持着农村人的质朴和知识分子的体面，尊重每一个生命的自由选择。
古稀之年的两位老人，守着四四方方的天井小院，养花、种菜、登高、练字，把生活过成了一首诗。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对于那些遗留在乡村的亲密关系的认知，往往以批判为主：滞后粗鄙的童年生活、父母缺位的原生家庭、被剥夺的女性权利、爱恨交织的祖辈关系以及人治大于法治的社群模式。
对于已经融入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春节返乡是需要勇气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对婚恋的态度、薪资的状况，与父母越来越少的共同语言，让年轻人的春节假期犹如升级打怪.
懊恼和不满只能在彩虹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以及papi酱的《希望法律禁止所有讨人厌的亲戚过春节》等“乡怨”作品中得到短暂的排解。
城市化进程的几十年，似乎也是故乡情结逐渐消失的几十年，年轻人和父母分离，也让两代人对彼此的精神认同遭遇双重失落。
或许，这也正是《四个春天》的珍贵之处。它没有对代际关系尖锐的抨击，而是提供给年轻人观察和理解自己那对“土土的”父母的新视角。
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拥有雅乐妙舞、诗情画意，但如果每个人都能有导演陆庆屹那样的耐心和感知，教父母使用微信也能妙趣横生，而那种闲散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往往蕴含着都市生活中极少存在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当然，《四个春天》并非第一个关注中国乡村家庭关系的作品，在此之前，更多的记述是通过文字来完成的。
在年度热门非虚构作品中上榜多年的《皮囊》，与《四个春天》有着相似的叙事角度。
相比刻画乡村的广阔图景，他们都更倾向于一种私人化的纪念存档。
作者蔡崇达写一辈子与生活硬碰硬的阿太，捍卫家庭完整的母亲，骄傲到与现实无法和解的父亲，同样用平视的角度，带领读者以平和的态度去看待被包裹在传统文化和乡村习俗中的亲密关系，重新认识时间和生死。
乡村城市，国内国外，亲属关系以及更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有高低优劣之分，个体式的现代人际关系是对私人空间的极大尊重，但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也自有其魅力。
艰难的
重返
导演陆庆屹说，希望更多的人在看完《四个春天》后，也能拿起相机记录家庭生活。
事实上，这种去中心化、以个人身份记录故乡生活的方式前几年曾风靡全国，只不过大部分是通过文字的形式留存。我们把那些文体称为“返乡笔记”。
2015年，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拉开了“返乡笔记”热潮的大幕。
作者通过实地观察和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描绘了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的流失、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民俗的消失等现象。
虽然以个体样本来推论中国整体乡村的现状有些片面，但以此文为代表的，同时拥有农村和城市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返乡文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土观察多是城市视角的缺憾，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呈现的乡村碎片式画面之外，对边远、落后地区进行了探索性的深入思考。
追根溯源式的“返乡日记”体现的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差异发展的敏感，以及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告慰，遗憾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平视乡村的能力。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在于部分作者为了写作而写作。
2016年，财新网微信公众号曾刊登记者回乡手记《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后经新华社等媒体证实，作者当年根本没有返乡，而是坐在北京家中，凭借支离破碎的信息源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拼凑出了一个“礼崩乐坏”的东北农村。
联想到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大热的“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事件，“负能量”的返乡随笔写作，俨然在某些群体中发展成了一种“时尚”，至于是否真实反映生活，能否深刻揭示问题反倒显得不重要，写出更惨的故乡、赢得更高的点击率成为了“返乡日记”热度不减的重要动因。
让人更为忧心的是，虚假写作尚可通过多方证伪，但部分返乡知识分子先入为主的俯视心理，则让原本就处于“失语”状态的乡村更加被动。
《四个春天》中，在大姐因病早逝的篇章里，导演拍摄了大量哀乐、哭丧、祭祀、出殡、扫墓的画面，但在当代一些“返乡日记”中，以农村丧葬仪式为代表的种种民俗却往往被一竿子打死，被冠以“攀比挥霍”“铺张浪费”等形容词，成为封建糟粕的残留物。
但事实上，对于农村人来说，婚丧嫁娶不仅是某一个具体事件的外在形式，更缔造了农村的生命共同体，冗杂的程序可以适时改良，但居高临下，以便捷简约的城市眼光否定农村特有的团聚交流方式，是浅薄无知的。
梁鸿为写作《中国在梁庄》曾返乡多次，她把那段经历定义为“艰难的重返”。搜集资料、走访调研、理清脉络、运笔成文都不是最难的事，她最怕的是自己也陷入返乡文学的怪圈——在写村庄前，关于村庄的想象已经在思维中。
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或者是带着悲悯和居高临下态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已经成为村庄叙事中两种宿命般的存在，一不留神就会落入其中。
回到电影中那个不加“滤镜”的贵州小县城，导演的镜头最后停留在了第四个春天，但中国乡土观察还将在四季轮回中继续下去。
中国乡村的情况单纯又复杂，田园牧歌式的美好与存在的问题，永远需要诗意而又严肃的时代记录者来缓缓厘清。
《中国青年》杂志2019年第4期即将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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